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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兴亡传——十月革命百年祭

发布时间:2015-08-12 15:52稿件来源:中国方正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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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

  ISBN 978-7-5174-0157-5 定价:150.00元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年9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当代纪实性文学作品,从独特的视角客观地全景式介绍了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由兴盛到衰亡的坎坷历史。书中所汇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情况,真实可信,部分史料属于首次公开。本书对于认识东欧剧变、苏联亡党亡国、国外共产党政权和组织改弦易辙,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本书借鉴了中国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主要使用白描手法加以渲染,力求故事细节生动活泼,人物性格鲜明传神。全书凡100回,120万字,以人物活动时间为经、事件变化空间为纬组织安排材料,相关史实集中调配,以互见笔法彼此映衬补充;叙事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前后照应;语言凝练,亦庄亦谐,风格新颖,雅俗共赏。

 

  【作者简介】

 
 

  雷家山,原名张济生,别号蜀之鄙者,生于1945年,四川剑阁人。汉语专业教授,撰写专著14部。自苏联解体之日起,悉心探究苏联亡党亡国和东欧剧变的原因,伏案20多年,查阅浩瀚历史资料,终完成这部长篇章回体纪实小说《苏联兴亡传——十月革命百年祭》。

 

  【全书目录】

  引 言

  第1回 大公开疆火狐狸前瞻后顾 沙皇拓土双头鹰西望东张

  第2回 取富强经彼得大帝当工匠 摘落后帽亚历山大放农奴

  第3回 初试锋芒要自由学子罢课 久仰卡尔争人权巨星凌空

  第4回 鼓动工潮火星报煽风点火 削平暴乱末代帝咧嘴呲牙

  第5回 缺衣少食哥里镇索索立志 父亡母寡神学院柯巴吟诗

  第6回 别恋移情伊里奇巴黎艳遇 舍生忘死流浪者广场劫钞

  第7回 此重彼轻黑杜马议论土改 我多你少社工党分道扬镳

  第8回 群盗厮杀沙俄将军跳泥沼 布党赤化十月革命掀惊涛

  第9回 当横即横斯摩尔宫阻立宪 该忍则忍布列斯特签和约

  第10回 异党争衡契卡扬眉刀出鞘 匪类挑衅总帅怒目亮刃锋

  第11回 红党树旗六百万工农上阵 白俄复辟十四国武力撑腰

  第12回 驰骋半生夏伯阳谱精彩史 差错一念马赫诺做变色龙

  第13回 救匈取波打华沙图氏折戟 激变生祸收余粮海军倒戈

  第14回 活跃市场经济实行新政策 大河归海苏俄膨胀成苏联

  第15回 风雪无情分炊告别国事犯 专政有理著书批判考茨基

  第16回 且悔且急列宁抱憾留遗嘱 或拉或压斯君运筹主克宫

  第17回 铁箍锈蚀战友罢官缴党证 集团瓦解托氏亡命走天涯

  第18回 独有灵犀院士怜悯庄稼汉 时不我待领袖驳斥布哈林

  第19回 杀牛马羊农民抗拒集体化 建重工业工人加班抢时间

  第20回 侨民返乡烽火燃自中东路 娇妻寻短鳏夫泣对鸳鸯床

  第21回 率真敢言基洛夫冒犯书记 嫉妒生恨斯大林砍断股肱

  第22回 以是为非数法官假戏真演 以非为是众被告胡话实说

  第23回 身残志坚尼古拉写书发愤 运乖命蹇高尔基文章等身

  第24回 宪法出台确立一党制政府 功臣入狱妄加莫须有罪名

  第25回 诱捕喽啰侏儒清洗小特务 身陷囹圄元帅魂断审讯屋

  第26回 惜子怜妻宠儿屈认叛国罪 鸟尽弓弃打手横死行刑场

  第27回 巨掌破倭哈拉哈河翻红浪 严刑逼供卢比扬卡滚乌云

  第28回 美酒含毒恶犬气绝地下室 利斧扬刃猛狮命丧墨西哥

  第29回 保卫共和西班牙鲜血汩汩 欺凌弱小芬兰国白骨森森

  第30回 东扩地盘纳粹振兴德意志 西移防线密约灭亡波兰国

  第31回 未雨绸缪卡廷森林坑俘虏 寡不敌众北方三国低头颅

  第32回 蹂躏欧洲希特勒北横南纵 刺探情报左尔格西跑东奔

  第33回 三箭齐发红胡子手舞足蹈 一厢情愿当家人心愧面羞

  第34回 失地丧师明斯克败将遗恨 打援围点基辅城恶贼逞凶

  第35回 据发祥城朱可夫揍侵略者 辟生命线冰冻湖唱得胜歌

  第36回 愁国运衰总书记病孔策沃 喜东方静生力军救莫斯科

  第37回 炮火连天三军喋血高加索 杀声动地壮士泪洒敖德萨

  第38回 寸土必争崔将军废墟死守 指挥若定华总长危棋救活

  第39回 塞港鏖兵布元帅粮绝弹尽 刻赤对垒铁司令将广炮多

  第40回 盲目乐观哈尔科夫遭算计 错判情报北顿涅茨中毒招

  第41回 讨伐凶顽罗斯福白宫横槊 围攻厉鬼德黑兰四君弯弓

  第42回 惩治伪军弗拉索夫上绞架 虐待囚犯奥斯威辛成屠场

  第43回 坚毅忠贞卓娅舒拉赴国难 灵活机动游击健儿树丰碑

  第44回 三路反攻排山倒海追穷寇 复仇十战摧枯拉朽捣匪巢

  第45回 分配强权确立雅尔塔体系 维护安定签署联合国宪章

  第46回 攻克柏林卅万将士洒热血 龟缩地堡几个魔头变黑烟

  第47回 西欧挥鞭丘吉尔圈定内院 远东跃马约瑟夫割走外蒙

  第48回 列车运兵大铁道铿锵奏乐 泰山压卵小日本匍匐求饶

  第49回 卫国保家军民牺牲三千万 整军经武城乡涌现强国潮

  第50回 利益攸关搞冷战缘起久远 霸权所系爆核弹志在今朝

  第51回 对抗外敌九党组建情报网 干涉内政八国欺负铁托帮

  第52回 擒拿妖魔同志哥心狠手辣 铲除异己巴尔干电闪雷鸣

  第53回 输出主张出钱出枪出顾问 输入主义入赣入陕入北平

  第54回 万寿无疆小弟踊跃庆华诞 一言九鼎大哥慷慨援朝鲜

  第55回 红尘道狭抓医生权要心跳 黄泉路近现梦幻母子团圆

  第56回 吹吹拍拍抬腿踢死贝利亚 卿卿我我咬牙贬黜总管家

  第57回 右倾左倾意识形态解冻慢 进步退步工业农业改革难

  第58回 公开声明南首斥大国主义 秘密报告赫某批崇拜个人

  第59回 福星照身塔曼岛上校走运 慧眼鉴貌一州官二进中央

  第60回 绝望之余波兹南民众暴动 泰极否至布达城纳吉横尸

  第61回 迭出怪招双拳砸倒元老派 再生诡计两脚蹬翻大功臣

  第62回 言不由衷日内瓦议停火事 词非达意戴维营抒缓和情

  第63回 扮千面人阿贝尔有惊无险 画阴阳脸菲尔比虎口余生

  第64回 欲速不达迈急步社会转轨 引蛇出洞设阳谋右派遭殃

  第65回 乘人之危尼基塔逼偿欠债 卧薪尝胆毛泽东振兴中华

  第66回 困西柏林断菜断粮断水电 织铁丝网拦人拦车拦畜禽

  第67回 出兵古巴金龟子挑衅驴子 搬走导弹北极熊略输公牛

  第68回 恩断义绝中苏分裂打嘴仗 曲终席散师父退休卸浓妆

  第69回 忠奸混淆文革飓风卷华夏 雌黄信口苏共报刊议曲直

  第70回 拉拢台湾路易斯乔装记者 启用专线柯西金求和北京

  第71回 春暖乍寒布拉格坦克蜂拥 夏热忽冷捷克人刀下画押

  第72回 做军火商与中东称兄道弟 减核导弹同美国弄眼挤眉

  第73回 底牌透光葛外长谈判被动 大使泄密小霸王幸免重创

  第74回 频换奴才喀布尔尸陈街巷 耻当傀儡三元首血溅王宫

  第75回 圣战狂热穆斯林前仆后继 泥潭深陷占领军弃甲丢盔

  第76回 少尉疯颠帮主宫门险遇刺 护士妖媚老翁医院乐销魂

  第77回 教育普及人才如群星璀璨 科技发展前景同旭日辉煌

  第78回 雷厉风行警魁试革除积弊 早起晚睡尤里忙调整官僚

  第79回 防口防川竟把学者当疯汉 错上加错偏将作家关病房

  第80回 培养乌鸦国中国间谍学校 训练燕子人上人职业特工

  第81回 恹恹临朝重病夫夕阳残照 连连跃位小官吏仕途顺风

  第82回 发宣言书戈氏矢志问积案 传呼吁信遗孀奋力掀覆盆

  第83回 立异标新新思维改变航向 图新弃旧旧模式走完历程

  第84回 夫贵妻荣居高位轿车别墅 郎才女貌游列国鲜花掌声

  第85回 漏泄核能特种兵封闭电站 冲破天网不速客空降红场

  第86回 军费开支创纪录试比胜负 领先对手射飞船府亏库空

  第87回 祸不单行核潜艇永卧海底 福无双至裁军案暂存共识

  第88回 开辟未来邓小平传信寄语 结束过去二宿敌握手言欢

  第89回 卷土重来工会团结掌大印 回天乏力波党失势丢王冠

  第90回 宪法重修伊姆雷追赠烈士 民众投票匈牙利更换国旗

  第91回 东民西逃政治局集体下野 西德东并隔离墙拆除卖钱

  第92回 兜内金多捷共合伙开小灶 碗里肉少夫妻分手奔前程

  第93回 保原姓名土族放弃香玫瑰 选新总理议会物色老国王

  第94回 民困国穷罗马尼亚喷地火 亲离众叛齐氏伉俪埋荒郊

  第95回 草木皆兵地拉那碉堡密布 国家破碎南联盟一分为七

  第96回 民族自决中亚地区枪声紧 国家独立波罗的海风浪急

  第97回 再出江湖叶利钦时来运转 坐镇銮殿戈尔比额烂头焦

  第98回 救亡图存传统派政变流产 沉舟破釜激进者反扑成功

  第99回 栽树栽根蝌蚪党问鼎执意 换汤换药独联体单干铁心

  第100回 联盟寿终戈总统交核按钮 红星陨灭三色旗飘俄罗斯

  后 记

  主要参考资料

 

  【内容节选】(1—20回)

  引  言

  公元19世纪中叶,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0世纪初叶,这个幽灵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的机会来到俄国投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胎儿分娩,取名为“苏俄”(全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法国巴黎公社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无产阶级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从此,象征东正教普济众生的葱头屋顶日渐暗淡,红色五角星开始闪耀迷人的光芒,与缀有锤子镰刀图案的红旗——象征工人农民等劳动民众的政权——交相辉映。锤子砸碎黑暗和贫穷,镰刀收割光明和富裕。

  1922年12月30日以来,苏俄成长为一个名叫“苏联”(全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顶天立地的巨人。他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宰割世界,左右苍生。不料69年后,即1991年12月25日,超级大国苏联正要庆祝74岁华诞时,因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趔趄着訇然倒下,灵魂出窍,复化为一个徘徊四顾的幽灵。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对利益的追求,既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人们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20世纪是一个剧烈动荡的时代,对于苏联来说悲喜交加,既有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平起平坐的光辉,又有无奈解体的阴霾。在100年的时间,苏联的主体俄罗斯经历了沙皇专制、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复辟这三次巨变,一步一步地从衰亡走向兴盛,再从兴盛走向衰亡。

  克里姆林宫屋顶的红星,曾是世界革命的灯塔。红光闪耀74年就熄灭了,因为红星已陨落。在过去的日日夜夜,它见证过苏联共产党为了“解放全人类”,使世界上2/3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如何从流血牺牲、筚路蓝缕转化为意得志满而安富尊荣、狂妄骄横而颐指气使的情景和庞大的苏联内外交困一朝衰败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状况。此后,东张西望的双头鹰又飞回了俄罗斯,共产主义被彻底妖魔化,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列宁、斯大林等领袖人物的肖像、雕像、铸像、纪念碑和纪念馆都慢慢消失了,当年“伟大导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环早已退去。现在,苏共建树的共产主义事业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化为五彩缤纷的图片和既生动活泼又悲壮伤感的文字,落户在阅览室和图书馆发黄的故纸堆中,闪烁微弱的光亮,丰富多彩的遗物搬迁到了各地的博物院和文物展览陈列室,或变成磁带进入录像放映室和电影大厅,或化为互联网的资料进入电脑,或变成民间文学在斯拉夫等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世代口耳相传,供后人在惋惜声中缅怀列祖列宗一段万象峥嵘的不平凡岁月,在沉重的叹息声中抒发坎坷复杂的历史沧桑之感。

  苏共解散,联盟崩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俄罗斯60%至70%的高官、资本家、金融寡头为苏共党员,官僚特权阶层华丽转身,盗窃国库名正言顺,攫取公有财产肆无忌惮,奴役剥削劳动者无法无天。贫富悬殊,贿赂公行,治安混乱,信用缺失,道德败坏,社会倒退。从形而下到形而上,不可否认的现实问题,迫使人们重新寻找寄托理想的精神家园,寻求对三大哲学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答案。于是,高耸入云的拜占廷式尖顶和葱头屋顶再次熠熠生辉,虚无缥缈的上帝信仰在多灾多难的人间大行其道,面无表情的神甫悲天悯人的说教,虔诚愚忠的善男信女哼唱对救世主的赞美诗,西方舆论界对“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适价值”喋喋不休的宣传,混合成为一种诡秘怪异的气氛,弥漫在欧亚大陆的上空。

  历代俄国沙皇开疆拓土,侵略成性,蚕食吞并数百个中小国家。苏联继承了沙俄的绝大部分遗产,仅领土就有加盟共和国15个之多;曾几何时,庞大的苏联红色帝国冰消瓦解,只留下本土之一的俄罗斯。十月革命过去了一个世纪,俄罗斯人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用)100年画了一个圆,从圆点出发又走向圆点。”此时此刻,莫斯科红场上空白蓝红三色旗迎风招展,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仍准时鸣响,谁也不能预料:曾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在新的轮回中将要走向何方?

  凝思寂虑之际,不禁试问:在俄罗斯古老而辽阔的大地上,共产主义的幽灵能继续徘徊吗?这个幽灵能再次变成顶天立地的巨人吗?若干年后,俄罗斯能恢复活力,重振当年雄风,膨胀为超级大国,再次扮演世界宪兵的角色吗?俄罗斯共产党能像其前辈一样,利用沙俄与列强混斗战败内外交困之机,主要依靠职业革命家和城市产业工人的力量,重新点燃阶级斗争的烈火,策划暴动,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剥夺有产者,屠杀反对派,迫害知识分子,洗劫农民,把社会下层翻到上层、上层翻到下层吗?曾咄咄逼人的苏联还能复制、建立第五共产国际,对内残酷镇压、对外输出革命,肆意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吗?明确的答案,也许只有永远年轻的历史老人才能提供。

  走笔至此,耳边回响起了雄浑高昂的《国际歌》,这是法国巴黎公社战士欧仁·鲍狄埃写的词,皮埃尔·狄盖特谱的曲: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

  是我们劳动民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

  哪能容得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英特纳雄耐尔”即法语“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的音译,在《国际歌》中指“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划时代的呐喊,是沉睡的人类社会夜幕中一道耀眼的闪电,呼唤着赴汤蹈火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最近几年,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和全国各地,常有成千上万居民戴着苏俄时期的红军帽游行集会,抗议高失业率、高物价和高税收,占据画面的是缀有锤子镰刀图案和列宁斯大林头像的红旗汇成的海洋。2010年5月16日,来自俄罗斯20个城市的4000名新少先队员在莫斯科红场参加入队仪式,满脸洋溢着肩负神圣使命的幸福的笑容,前导是手执缀有列宁头像的少先队队旗,俄罗斯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出席,内心激动,表情肃穆,举止庄严,亲自为一些新少先队员系上鲜艳的红领巾。这些事实传递了一个强烈而重要的信息:人们在期待俄罗斯新生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灾星——列宁和斯大林重返人间,而且寄希望于后代!正是: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苏联强盛一时,前世今生是一本厚重的书。它是如何剧兴剧亡的?读者诸君欲知其中端详,请看以下各回分解。

 

 

  第001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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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开疆火狐狸前瞻后顾

  沙皇拓土双头鹰西望东张

  话说苏联横跨欧亚大陆,地域辽阔,前身为苏俄。苏俄的前身呢?是沙皇俄国(以下简称“沙俄”)。沙俄的前身是莫斯科罗斯大公国,莫斯科罗斯大公国的前身则是基辅罗斯大公国。

  再说基辅罗斯是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是当今俄罗斯的雏形,经过了800多年的漫长岁月。

  最初,斯拉夫民族占据东欧平原的多瑙河—维斯瓦河的大片土地,有东、西、南三个分支。其中,东斯拉夫人居住在第聂伯河、奥卡河和伏尔加河上游一带,后来建立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三个国家;西斯拉夫人生活在维斯瓦河、奥得河和易北河周围,后来建立了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家;南斯拉夫人生活在多瑙河旁边和巴尔干半岛一带,后来建立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家。

  东斯拉夫人有记载的历史,最早见于公元6世纪。当时,正值中国南北朝时期,封建社会即将进入鼎盛阶段的唐朝,东斯拉夫人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茹毛饮血,刀耕火种,只有语言无文字。他们在河流周围盖起土坯房,建设村落。婚姻方面,经历了群婚制——杂婚制——一夫多妻制——对偶婚制,后两种往往并存。几个大家族联合为一个氏族部落,由德高望重者担任酋长。

  东斯拉夫人经营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能制造质量上乘的刀剑、长矛等武器、陶器和纺织品。他们以好战抢掠为荣,常攻打拜占廷帝国,曾一度兵临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除了掠夺以外,刀剑所至,贸易为开。在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拜占廷帝国的交往中,他们逐渐告别了野蛮蒙昧的历史,从原始社会直接跃入封建社会文明时期。

  公元8世纪,东斯拉夫人的部落联盟发展为国家,称为“公国”,首领称为“王公”。诸公国中,地盘较大、人口较多者是位于第聂伯河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和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公国。

  东斯拉夫人并不懂得如何治理政事,为了争当王公发生内战,陷入困境。因长期内斗,竟然成就了远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诺曼人属于游牧民族日耳曼部落,芬兰人称之为罗斯人,东斯拉夫人则更习惯于称之为瓦良格人。“瓦良格”即“商人”之意,特指经商的诺曼人。

  东斯拉夫人天性好斗,争执不下之际,有人提议邀请见多识广的诺曼人酋长留里克做王公以主持正义,众人一致赞同。留里克被邀请主政,本来是权宜之计,不料请神容易送神难。公元862年,留里克率兵南下,反客为主,做了诺夫哥罗德公国大公。于是,留里克王朝成为东斯拉夫人历史上的首个政权。882年,留里克后裔奥列格继续南征,攻下基辅后把首都迁至该城。后来,基辅公国逐渐吞并周围的小公国,变成了大公国。

  诺曼人先与东斯拉夫人通婚,后来推而广之,与欧洲(主要是中欧和北欧)、亚洲(主要是西亚和中亚)诸民族通婚,对偶择优,交叉混血,反复进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新的民族,基因型属东部欧亚谱系,统称为罗斯人。罗斯人,像中国的汉人。汉人是以中原民族为主体,与北狄、南蛮、西戎和东夷相互通婚形成的。这类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很漫长,而且势必持续下去。人类交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扩大,全世界各种肤色的民族将会成为一个整体,对于宇宙其他高智慧生物而言,那时候的人类就应称之为“地球族”了。

  罗斯人平均身高170厘米以上,手脚修长,大多为圆头圆脸黄色卷发黑眼睛,蒜头鼻子厚嘴唇,凸显西亚中亚人种的特点,也有一些金发蓝瞳深目高鼻薄嘴唇刀条脸者,则体现中欧北欧居民的基因。成年男子高大结实,骨骼粗壮,体毛黝黑,连鬓胡须茂密蓬松,只有鼻翼至额头一带比较光洁。他们性情刚烈,健步如飞,能忍受酷热严寒和饥饿劳累。身材曼妙行步款款皮肤白皙性感妖娆富于曲线美的俄罗斯姑娘,是广袤大地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成年女子则丰臀高乳,笑靥迷人,大多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相夫教子任劳任怨的贤妻良母。老年妇女,身躯往往由丰满变为肥胖,外形敦厚,慈祥善良,色彩鲜艳夺目的头巾是她们的随身饰物。

  11世纪中叶,基辅罗斯大公国在外敌入侵和内部争斗中解体,分裂为十多个小公国。

  12世纪,基辅各公国被亚洲游牧民族蒙古人征服。后者首领拔都率领大军攻入莫斯科,杀人即割耳,共割了27万只耳朵,晒干陈列,既自我炫耀又震慑别人。拔都以伏尔加河下游的奔萨为都城,建立了庞大的金帐汗国。

  1263年,莫斯科罗斯公国臣属于金帐汗国。因地处伏尔加河上游奥卡河的商业要道,东南可以通向顿河上游,南下可以直入黑海,莫斯科王公从过境商业中征收大宗捐税,又地处农业和手工业的中心,积聚了很多钱财。

  14世纪初叶,莫斯科大公伊凡一世即位。此人头发胡子泛红,生性狡黠,人称“火狐狸”,又因爱财如命,绰号“钱袋”。他贿通金帐汗的妻妾和近臣,获得“弗拉基米尔和全罗斯大公”的册封诏令,取得向各公国代征贡赋的权力,大肆从中渔利。

  伊凡一世不甘心莫斯科公国长期匍匐在金帐大汗的脚下,凭借代征贡赋之便,悄悄地把一部分钱财放进自己的国库里面。同时,他花费重金请来意大利的著名设计师重新规划克里姆林宫(简称克宫),拆除年深岁久的木结构建筑,用优质橡树原木修缮一新,多建富丽堂皇的城堡,筑砌红色的新墙、城塔和瞭望塔。他购买土地以扩大莫斯科公国,减免赋税以吸引更多的人居住。其他公国的领主纷纷携带家眷和金银财宝前来,在莫斯科周围修建豪华住所,在郊区扩展庄园。他巧舌如簧,说服东正教总主教彼得把驻节地从弗拉基米尔迁移到莫斯科。彼得以开除出教会相威胁,迫使相邻的王公臣服于伊凡一世。

  1328年,伊凡一世战胜劲敌特维尔公国,力量空前强大。他采取各种手段扩张领地,逐步兼并了周围的公国,使莫斯科公国成为地广人众金钱多的大公国。于是,火狐狸伊凡一世前瞻后顾,以莫斯科为圆心,以贪欲为半径,画了一个大圆圈。他的继承者坚持致力于统一罗斯的事业,主要用战争手段兼并诸国,并设法摆脱蒙古人的奴役。

  1359年以来,伊凡二世之子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多次击退邻近的特维尔、梁赞等公国联合立陶宛公国军队的进攻。

  1380年9月,29岁的底米特里率领罗斯各公国联军15万人,在库利科沃原野(今俄罗斯图拉州的库尔金地区)击败20万蒙古军。以少胜多的联军虽牺牲巨大,却动摇了金帐汗国的统治。

  随着蒙古人势力的逐渐减弱,15至17世纪,莫斯科克宫的宫墙改用红砖,新建了高高的塔楼,宫内出现了圣母安息大教堂、圣母领报大教堂等。于是,莫斯科逐渐取代了基辅的地位。

  1425年,季米特里之孙瓦西里二世即位以来,莫斯科大公国宗室多次发生流血内讧。瓦西里二世被叔父抓住弄瞎双眼,人称“瞎子瓦西里”。十几年后,他逃出流放地,率兵反攻获胜,毒死叔父,消灭了公国内部的割据势力。

  1462年伊凡三世即位,翌年攻占雅罗斯拉夫里公国,1474年消灭罗斯托夫公国,1478年和1485年先后吞并诺夫哥罗德公国和特维尔公国。1480年,他把蒙古人驱赶到东南方草原,结束了金帐汗国对罗斯将近两个半世纪的野蛮统治。

  1500年,伊凡三世收复了被立陶宛人侵占的土地。他仿照拜占廷帝国的式样改造了克宫城堡,新修了圣母升天大教堂,把拜占廷的双头鹰徽号当作莫斯科大公国的国徽,并把它刻在国玺上面。他效法罗马西泽大帝自称“沙皇”,手执令牌,头戴镶满宝石的皇冠,接受朝臣们的顶礼膜拜。

  1502年,金帐汗国灭亡。

  1510至1521年,瓦西里三世吞并普斯科夫和梁赞两个公国,其他罗斯公国纷纷臣服。于是,莫斯科大公国的疆土北至白海,南及奥卡河,西达第聂伯河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脉,从43万平方公里扩充到28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900万。统一的罗斯国家称为“俄罗斯”——“罗斯”前加元音“o”(音“俄”),表示“大”的意思。因此,“俄罗斯”即“罗斯人建立的领土辽阔的庞大国家”。

  1533年,瓦西里三世病死,遗诏由叶莲娜与7个大贵族组成摄政会议,在伊凡四世伊凡·瓦西里耶维奇成年前代理朝政。叶莲娜与大贵族水火不容,废除摄政会议,独揽大权。她得悉伊凡叔父尤里有篡位之心,立即把他投入大牢,断绝饮食供应,使其饥饿而死。1537年,伊凡另一个叔父安德烈叛乱失败,叶莲娜用一副铁面具将其锁住,关押在狱中。因胡子长得太快太密,充满面具的缝隙,安德烈被憋死了。追随安德烈叛乱的贵族也都被绞死,尸体挂在绞架上随风摇摆。

  1538年,叶莲娜被政敌毒死,由其胞兄尤里·格林斯基控制朝政。

  1547年1月16日,在克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14岁的伊凡四世举行加冕典礼。从春季到夏季,俄罗斯发生干旱,庄稼颗粒无收。秋季,莫斯科突发大火,城内大多为木质建筑,火势难以控制,克宫华美的大教堂都被烧毁。祸福相依,正是这场大火,帮助伊凡四世实现了亲政。经历旱灾火灾后莫斯科人把怨气倾注到格林斯基家族的身上,谣传伊凡四世的外婆安娜·格林斯卡娅是妖妇,施展妖术引发了大火。人们冲进宫中,在圣母升天大教堂里抓住格林斯基,用石头把他砸死,又跑到伊凡四世跟前,要求交出安娜。伊凡四世同情外婆,好说歹说才把人们劝走。

  伊凡四世(1533至1584年在位)是瓦西里三世50岁时所得独生儿子,母亲叶莲娜是蒙古人。他出生时正当子夜,电光闪闪,炸雷轰鸣,加上3岁丧父,8岁丧母,从小生活在宫廷明争暗斗的腥风血雨中,性格暴躁,像霹雳,实行恐怖统治,故名“伊凡雷帝”。他执政伊始,废弃“莫斯科大公”的称号,宣布自己为“沙皇”,与罗马西泽大帝比肩,表明其雄图大志。伊凡四世是俄罗斯的首任皇帝,从此,俄罗斯称为“沙皇俄国”。

  1553年,伊凡四世突然病倒,高烧不退。沙皇病重的消息传出,大贵族们立即为权力分配展开激烈争夺,但出乎意料,伊凡四世很快就痊愈了,继续执政,大贵族权力之争戛然而止。

  为了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俄与邻国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伊凡四世时代,俄国的边境线是楚德湖北岸和拉多加湖西岸,边境线距离芬兰湾最近处为70公里。获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还有巨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首先,若能在芬兰湾建立一个港口,就可以贯通整个北方的通商路线,自行出海,到英国和丹麦贸易,不必途经波兰立陶宛王国或瑞典;其次,若无港口城市就无法建立强大的海军,也就无法保证沙俄在这个地区的存在。

  1556年,俄军进攻瑞典。战争持续了一年,以双方签署诺夫哥罗德和约告终。这场战争未给伊凡四世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双方边境线照旧,各自归还了对方的俘虏。唯一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无条件地释放了俄军战俘,沙俄则是在收到瑞典的赎金后才归还战俘。

  1558年,俄军进攻立窝尼亚。最初节节胜利,连下四城。到1559年,立窝尼亚实际上已不复存在,领土划入了波兰立陶宛王国、瑞典和丹麦这三国的势力范围。

  因为沙俄在波罗的海东岸进行军事扩张,欧洲各国感到恐慌。接着,波兰立陶宛王国、瑞典与俄罗斯打仗,使原本即将获胜的立窝尼亚战争长期化了。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时而和谈,时而开战,一直持续到1583年。经过25年战争,沙俄不仅未实现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初衷,反而把西北的6座城市输给了瑞典。

  战争期间,伊凡四世往往亲临前线,身先士卒,挥刀冲锋,坐骑到处,鲜血飞溅,人头滚滚。他强调“连续打击敌人”和“在野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吞并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打败了克里米亚汗国,强迫北高加索很多民族归顺,疆域向东急剧推进。1560年,因梅毒折磨和皇后安娜塔西亚病故,伊凡四世神经错乱,常莫名其妙地发怒杀人,竟然把反对自己的大臣扔进盛满沸水的大锅里面煮死。

  1564年12月,他颁布新的法典,改组行政机构,改革军制,增加军事预算。

  为了消除地方领主割据的隐患,加强中央集权,1565至1572年,他信任格里高利·斯库拉托夫——此人身材矮小,獐头鼠目,胁肩谄笑,一副佞臣相。伊凡四世依靠对自己绝对忠诚的禁军,镇压了4000多王公和大贵族的反抗。他性格孤僻多疑,残忍狡诈。对权臣舒伊斯基家族恨之入骨,纵放恶狗咬死了舒伊斯基的弟弟。不仅如此,还把反对自己的大臣赶进野兽圈中,目睹他们被饥饿的黑熊掏空内脏,身体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伊凡四世眯着双眼欣赏惨状,然后把他们残缺不全的尸体放在王宫门口,驱赶臣民前来参观。

  伊凡四世建立削藩区,建立了禁军。禁军集司法、审判和执法于一身,只向沙皇一人负责。禁军骑着马,全副武装,身后背着扫帚,象征“要扫除一切叛国者”;马颈下面挂着狗头,表示对沙皇像狗一样忠诚,随时准备咬死任何人。他们终日巡行,假传圣旨,为所欲为,乱加罪名,逮捕处死了大量“叛国投敌”的贵族,少部分贵族被流放到北部高寒地区。伊凡四世在克宫修建了大量隧道,用作酷刑室、监狱和秘密通道。

  1568年,德高望重的都主教菲利普反对削藩,宣称沙皇逆天而行,违背东正教教义。伊凡四世暴怒之下,把儿时的好朋友菲利普投入监狱。翌年,菲利普被斯库拉托夫扼死在监狱里。

  1581年,伊凡四世因失手打死了亲生儿子,才从嗜杀的狂热中猛然惊醒过来,主动为死去的领主和贵族昭雪,让官员把被禁军杀害的人员名单编纂成册,修建寺院,为他们诵经超度。

  此后,莫斯科大公国历代沙皇全面致力于对外扩张,开疆拓土。16世纪末,延续了700多年的留里克王朝直系绝嗣。

  1613年,商人、军人、教士和贵族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推选大贵族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为沙皇。“米哈伊尔”在俄语中是生命力顽强的“白极熊”的意思,故统治沙俄的罗曼诺夫王朝又称之为“白极熊”,直到1917年被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时间长达304年。

  16至17世纪,沙俄不断扩大版图,征服了伏尔加河下游、乌拉尔、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意即“鲜卑地方”)广大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一个以罗斯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被罗斯人同化的古代民族鲜卑族支系有鞑靼人、萨莫耶德人、奥斯季亚克人、通古斯人、雅库特人、埃文基人、拉穆特人、楚克奇人、科里亚克人和堪察加人。

  东张西望的双头鹰徽号是沙俄的国徽,其寓意为:向西方进军的同时向东方扩张,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此后,沙俄以扩张主义为国策,以阴谋诡计和战争屠杀为手段,世世代代坚持不懈地经营,终于野心得逞。

  彼得大帝(1672至1725年)时期,沙俄与欧洲军事强国瑞典反复争战,互有胜败。1703年,俄军打败瑞军,占领扼守涅瓦河口的兔子岛上的瑞典城堡,改其名为“圣彼得保罗要塞”。后来扩建为城,称之为“圣彼得堡”。1712年,沙俄首都从莫斯科迁来,圣彼得堡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建造圣彼得堡代价巨大,所征工匠达10万人之多。这一带原来是芳草萋萋、烂泥齐膝的沼泽地,彼得大帝下令,把全国的石头运来充当地基,其他任何地方禁止用石头盖房子;路过这里的船只都要交税,不过,所交之税不是钱币,而是随船携带的石头。他规定:大船至少30块石头,小船至少10块石头,每块石头的重量不得少于10磅(4.5公斤)。

  1709年,俄军夺取了波罗的海控制权。至此,沙俄占领喀琅施塔得和波罗的海周围诸多重要海港,使波罗的海与里海连接起来。到1721年,瑞典被迫服输,完全退出波罗的海。于是,沙俄取代瑞典,成为欧洲霸主。

  彼得大帝死后的37年中,沙俄发生过5次宫廷政变。其间,阳衰阴盛,巾帼不让须眉,有四个女皇执政,杰出者当数叶利扎雅塔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她们与中国唐朝女皇武则天实在太像了,都是丈夫死后接班,打垮正宗皇室接班人的拥护者,开创了帝国一段辉煌的时代。

  叶利扎雅塔女皇执政期间(1741至1761年),沙俄参加了法国、奥地利、撒克逊反对普鲁士的同盟。1759年,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会战中,俄军几乎全歼自诩所向无敌的普鲁士军队,俘获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一度占领其首都柏林。这次战争,历史上称为“七年战争”。

  1761年,彼得三世登极,因身体羸弱、性情乖戾,被妻子废黜。其妻原名索非亚,出身于德国一个小公爵家庭,接替皇位,后人称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业绩与彼得大帝齐肩。她统治沙俄34年(1762至1796年),加强了波罗的海舰队,新建了黑海舰队,常备军为50万人,一半国家财政用于军事。她六次对外用兵,其中两次与土耳其交手,三次与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夺占了从今拉脱维亚南部经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到克里米亚的广大地区。她勤招面首,频换情夫,生命力异常旺盛,史称“风流女皇”。她热爱艺术,收藏品达270万件,全部看完要用27年时间。

  1796年,叶利扎雅塔猝死,其子帕维尔一世即位。当时,沙俄已连续打仗40年,国土增加了63万平方公里,达到1705万平方公里,人口从2700万增加到3700万。

  1799年初,沙俄与英国、奥地利、土耳其等国结成反法同盟。在69岁的俄军元帅苏沃洛夫的率领下,反法联军肃清了意大利北部的法军。接着,俄军翻越陡峭的阿尔卑斯山,增援同盟军。

  1801年,沙俄又与法国结盟,派遣7万步骑取道南高加索进军印度,拟从英国人手中夺取殖民地。英国驻俄大使策划阴谋,怂恿皇储亚历山大夺权,收买的刺客在夜间越过结冰的护城河,潜入皇宫,杀死了熟睡的帕维尔一世。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1801至1825年),通过对波斯、瑞典、土耳其的战争,取得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地。为了争夺对欧洲大陆的霸权,沙俄与英国、奥地利、瑞典等结成反对法兰西帝国拿破仑的新同盟。1805年8月至1807年6月,俄军作战失利,被迫缔结和约。

  1811年,拿破仑认为沙俄是妨碍自己称霸全球的克星,挥舞着军刀恶狠狠地发誓说:“5年后,法兰西将统治整个世界!俄罗斯,我要把你捏为齑粉!”翌年6月,拿破仑统率所征服的12个欧洲国家军队64万人攻入沙俄。俄军不敌,节节后退。8月,23万人的俄军在67岁的独眼总司令库图佐夫的指挥下,集结于距离莫斯科城约100公里处,与法军进行主力决战。仅一天时间,俄军就以阵亡4.5万人的代价歼灭了5.8万法军。俄军坚壁清野,烧毁首都,诱敌深入。法军在大火中冲进莫斯科,一无所得。令人生畏的严冬很快来临,滴水成冰,饥寒交迫的法军只得后撤。回国途中,受到游击队袭扰和俄军围追堵击,死亡相枕,逃出边境时只剩下3万多人。

  1814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亲率60万俄军和盟军攻入巴黎,囚禁了拿破仑,支持波旁王朝复辟。翌年3月,拿破仑重登帝位,沙俄与其他欧洲各国立即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6月,法军在比利时滑铁卢之役战败,拿破仑再次被囚,后来死于狱中。

  182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对内继续加强专制统治,镇压了贵族军官策划的十二月党人暴动;对外以“欧洲宪兵”自居,在1848年扑灭了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等国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沙俄以强兵富国为立国之本,穷兵黩武,不断地发动战争。可以说,其历史就是一部对外侵略扩张的血腥史。从16世纪中期沙俄确立专制政体以来,历代沙皇都以扩大版图、建立世界大帝国为既定政策,用军队讲道理,用战争找利益。他们以统一的俄罗斯为中心,不断蚕食周边国家。

  18世纪,沙俄继续向远东地区推进,直到把堪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收入其版图,侵占原属中国领土达620万平方公里之多,才稍微收敛了狼子野心。

  具体地说,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沙俄总共侵占了中国多少土地?

  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七年),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25万平方公里,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丧失。

  1727年10月21日(雍正五年),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10万平方公里国土,被迫签订《恰克图条约》而丧失。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约10万平方公里的库叶岛被沙俄暗中吞并。

  1840年(道光二十年),原为我属邦哈萨克被沙俄吞并,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

  1840年(道光二十年),原为属邦布鲁特约10万平方公里被沙俄并吞。

  1858年5月28日(咸丰八年),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约46万平方公里,被沙俄侵占,并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承认。

  1860年11月14日(咸丰十年),混同江及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附近约43万平方公里被沙俄侵占,事后逼清廷订《北京条约》承认。

  1864年(同治三年)后,自沙渍达巴哈起至葱岭止约43万平方公里,沙俄逼迫清廷订立塔城界约等多次界约承认。

  1868年(同治七年),约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属邦布哈尔汗国被沙俄侵吞。?

  1876年(光绪二年),原为中国属邦浩罕国约35万平方公里被沙俄吞并。

  1881年(光绪七年),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阴,那抹哈勒克山口起至伊犁西北喀尔达止约2万平方公里沙俄逼迫清廷订立《伊犁条约》丧失。

  1883年(光绪九年),额尔齐思河及斋桑泊附近,约2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于沙俄逼迫订立《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丧失。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新疆省极西地区帕米尔地方约1万余平方公里被沙俄和英国瓜分。

  1921年(民国十年),沙俄先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1944年 (民国三十三年)正式侵吞,约17万平方公里。

  因此,有人断言,沙俄总共掠夺了原属中国版图的800万平方公里领土!

  其中,富饶的西伯利亚广阔地区,在明清两朝腐败无能的治理下,尤其是清朝完全丢失了。今天,西伯利亚的天然气居俄罗斯天然气总储量的70%和巨大的石油储量,正是过去从中国明抢暗夺获得的。

  之前,沙俄还占领171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因筹措克里米亚战争的军费,1867年3月30日,沙俄认为经营这个遥远荒凉的地方一直亏损,无利可图,遂借用“俄罗斯美洲公司”的名义,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

  在西方,沙俄扩张由地域性蚕食转为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1700至1721年,彼得大帝发动北方战争,亲临前线指挥,打败军事大国瑞典,占据芬兰湾、里加湾和波罗的海东岸,夺取了几代沙皇梦寐以求的出海口,建立波罗的海舰队。

  在南方,1722至1723年,彼得大帝亲征波斯,获得里海周围的大片土地。

  从19世纪开始,沙俄的对外扩张势头更加猛烈。1809年,迫使瑞典割让大片领土,使芬兰变成沙俄的一个公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沙俄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再次瓜分波兰。

  1826至1828年,沙俄迫使伊朗割让了几乎全部格鲁吉亚、北阿塞拜疆和东亚美尼亚。

  1828年春季至1829年秋季,沙俄通过对土耳其的战争,吞并了黑海海岸。

  沙俄还逐步向中亚推进,到19世纪中后期,吞并了包括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在内的广大地区。

  到19世纪末期,沙俄领土大为膨胀,西面吞并波兰和芬兰,北面是北冰洋,南面与伊朗接界,东面扩展至太平洋。到1913年一战前夕,沙俄已是一个拥有228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了。

  1917年,苏俄建立,继承了沙俄的绝大部分领土。

  1919年以来,苏俄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实际上却仍采取对外扩张的国策,先后吞并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国、阿塞拜疆国、格鲁吉亚国、爱沙尼亚国、拉脱维亚国、立陶宛国、图瓦共和国等国家。

  1925年,苏联建立,以苏联共产党组织为纽带,正式囊括了15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末期的1945年,苏联乘百万大军横扫纳粹德国战胜之威,在东欧8个共产党国家驻军,又以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为借口,把东欧8国和强行从中国分割出来的外蒙古变为附属国,并组织“华沙公约组织”(简称“华约”)与北约抗衡。苏联在俄罗斯等24个国家插满象征共产党政权的红旗,建立了实际上空前庞大的红色帝国。事情到此远未停止,苏联共产党人坚信“因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胃口比老沙皇大得多——曾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为“新沙皇”。他们要“不断革命”,让锤子镰刀红旗飘扬于全世界。

  在最强盛的时期,苏联地跨欧亚两大洲,位于欧洲东部、亚洲北部和中部。东西最远距离1万多公里,南北约5000公里,2240.22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6,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人口为2.88亿,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居于世界第三位,占世界人口总数的6%以上。若加上苏联集团的9个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蒙古国,则总人口超过5亿,总面积超过2800万平方公里。

  苏联有130多个民族,成分复杂,主要是俄罗斯人,其次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鞑靼人和阿塞拜疆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通用语言为俄语。主要宗教为东正教,其次是伊斯兰教和天主教,还有新教、犹太教和佛教。

  苏联对内奉行缺少民主监督和法制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钳制思想自由,告密盛行,冤狱遍地;对外强加霸权主义意识形态于人,肆意扩张,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要求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警惕苏俄,说这是“赤色帝国主义”——穿着“革命”外衣的帝国主义。8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被中共领袖毛泽东怒斥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修”指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即背叛,“社会帝国主义”指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欺世盗名而图谋私利。因遭到以美国为首的白色帝国主义集团的强烈抵制和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平的人民愤怒谴责,受条件限制而力不从心,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苏联消失在了滚滚尘埃中。

  从沙俄到苏俄、苏联,历届居于最高统治地位不乏英明睿智雄才大略者。就沙皇而言,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一世发起改革运动,厥功至伟,对于俄罗斯日益强大而搅乱世界格局举足轻重;就苏共领袖而言,功勋卓著而无人能望其项背者,则是创建苏俄的列宁和主宰苏联命运达30年之久的斯大林。正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欲知他们为何等样人,请看下回分解。

 

 

  第002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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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富强经彼得大帝当工匠

  摘落后帽亚历山大放农奴

  话说沙俄迅猛发展,在世界历史舞台扮演霸王的角色,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二世这两个沙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先说彼得大帝。

  1712年,彼得一世沙皇改国号为“俄罗斯帝国”。他是“真正让俄罗斯腾空而起的伟人”,史称“彼得大帝”。

  1672年5月30日,彼得出生。他是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尔的第三个孩子,按沙俄的传统,继位者为长子,因其大哥费多尔·阿列克赛耶维奇只做了6年沙皇就死了,未留下子息。二哥伊凡是傻子,被立为第一沙皇,即伊凡五世,年幼的彼得则被立为第二沙皇,即彼得一世。于是,彼得的姐姐索菲娅通过操纵伊凡五世左右朝政,企图在羽翼丰满后正式做俄罗斯帝国的女沙皇。

  彼得在孩提时代就颇有心计,筹集资金,招兵买马,建立了两个“娃娃兵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兵团和谢苗诺夫斯基兵团,设官分职,演练攻守。索菲娅以为小弟贪玩,不以为意,毫无防范。后来,发觉“娃娃兵团”渐成气候才感到忐忑不安。

  彼得17岁时要求亲政,索菲娅试图加罪杀害。计划泄露,体格壮健、身长两米的彼得抢先下手,骑着高头大马,率领已长大成人的两个“娃娃兵团”和拥护自己的贵族军队冲进皇宫,夺取了政权。他下令,把索菲娅囚禁于修道院,与自己为敌的贵族和弓箭手(即步兵)全部处死。大屠杀持续半年之久,彼得亲自参与,使用烙刑、鞭刑、绞刑、五马分尸等酷刑分批处死了1000多人,又把其中的195具尸体长期吊在索菲娅窗前的树上,“遇有大风,尸体节奏均匀地荡漾”。

  1695年夏季,23岁的彼得发动了对亚述夫的战争。亚述夫在顿河下游,是通往亚述海的要道。年轻的彼得已看到出海口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沙俄此时无海军,亚述夫之战惨遭失败。翌年,彼得带着一支海军,再次攻打亚述夫,取得胜利。

  17世纪正值大航海时代,彼得下定决心要创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带着俄国向外扩张。他发现,俄国精通海军业务者和懂得造船技术的工匠寥寥无几,决定设法培养人才。他组建了一支赴国外学习海军业务的高级使团,其中有牧师、医生、仆人、卫士、官员、学生,彼得自己则打扮成一个学生的模样混在其间。

  在17世纪中期,海军大国荷兰有“海上马车夫”的美名,彼得决定首先前往荷兰。

  1697年3月,俄国使团出发了。彼得早于其他成员一个星期来到荷兰,以下士“彼得·米哈伊洛夫”的身份,先后在两家著名的造船厂当学徒和木匠。他是一个天才,很快就精通了12门手艺,亲手建造了一艘性能良好的巡洋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后来,他又使用了假名“鲁尤特尔·米海伊洛夫”到伦敦研究英国的造船技术和国家制度,了解了很多新鲜的事物。

  彼得求知欲旺盛,谦称“我是一个寻师问道的学生”。他隐姓埋名,微服私访,到国内外的学校、研究院、博物馆、工厂、矿区等地调查,向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和工人虚心求教。他雄才大略,励精图治,为了使俄罗斯富国强兵,仿效瑞典等国的制度,实行一系列改革。

  ——政治方面,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在涅瓦河畔新建的圣彼得堡,调整和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机构,解散干预皇权的大贵族杜马;整顿混乱的税务机关;设立由12个大臣组成的参政院,负责拟定法律,监管行政、司法、税收、外交、军事、工商等事务;设置总监察官,其下有500个密探,秘密监视各级官吏,彼得大帝称之为“帝王的眼睛”;分州为省,全国50个省长由彼得直接任命;废黜反对改革的大教长,改教会为行政机关,使教权服从皇权。

  ——经济方面,鼓励兴办手工工厂,设立纺织、制革、造纸等工厂200多所;开挖上沃洛茨基运河,使伏尔加河与涅瓦河沟通,水路直达波罗的海;为了避开水势汹涌的拉加多湖,又开挖一条100俄里长的运河;为了利用对外贸易给国家积累资金,对进口货物课以高额关税;鼓励商人向工业投资,发展民族工业。

  ——军事方面,兴办军需工厂,下令从全国的教堂各取一口铜钟,铸成300门火炮;以新式武器装备军队;聘请外籍教官,开办各类军校,培养军事人才;改募兵制为征兵制,除了加强原有的以骁勇善战的哥萨克人为主的步兵和骑兵之外,又组建了一支使用新式武器的20万人的常备军和有48艘战舰2.8万水兵的海军;为了防止官兵临阵脱逃,下令每个人在左手刺十字架、背部刺双头鹰。

  ——文化教育方面,简化斯拉夫字母,大量翻译出版西欧的科学技术书籍,创办报纸;高薪聘请外籍教师,建立不研究神学的科学院;推行学校教育,派遣有前途的青年出国留学,要求贵族子弟必须读书,规定未毕业者不得结婚。

  ——社会习俗方面,提倡西欧的服饰礼仪和生活方式。要求改长袍为短装,头戴涂粉假发和三角帽,脚穿喇叭口式的长筒靴;要求青年具有殷勤、谦逊和恭敬这三大美德,讲究上流社会的风度:会说外语,会跳舞,会交际,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举止斯文,谈吐优雅。彼得曾在宴会上公开训斥“缺少教养者”:“别像猪一样吃得吧嗒吧嗒响!别用手指擦鼻涕!”但彼得自己喜欢粗野的娱乐,在节庆日喝得酩酊大醉。他的脾气暴躁,为了一点小事动辄使用大棒毒打冒犯者,一边打一边责问:“笨家伙,清醒了吗?吸取教训了吗?还需要我开导吗?”

  彼得注重对东正教的改革。

  东正教是俄罗斯人信仰的主要宗教,由基督教分裂而来。1054年,基督教会决裂,分为东西两派各自独立的教会。东部教会标榜“正统性”,称为“正教”,因是东部教会,故称“东正教”。

  987年,拜占廷帝国大臣瓦尔达·福克斯觊觎皇位,企图发动政变。同时,保加利亚人从北方出兵,威胁基辅罗斯安全。拜占廷皇帝瓦西里二世处境危险,向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求援,请求出兵相救。这年冬季,瓦西里二世与弗拉基米尔达成协定:基辅罗斯派遣6000士兵援助拜占廷,瓦西里二世的妹妹安娜嫁给弗拉基米尔,后者皈依基督教。

  叛乱平息后,因罗斯大军尚未撤离拜占廷,瓦西里二世被迫履行诺言,为安娜和弗拉基米尔完婚。当事人一是美丽高贵的公主,一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婚礼成为两个大国的盛大节日。从君士坦丁堡到莫斯科,长达几千公里,军队沿途警戒,官民载歌载舞,鲜花铺道,鼓乐喧天,隆重热烈,盛况空前。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双方各有利益所图。

  988年,弗拉基米尔决定基辅罗斯全国信奉基督教。一声令下,基辅城的全体居民不分男女老幼,立即跳进德涅斯特河入教受洗。受洗后弗拉基米尔在国内设立基督教会,建筑教堂,推动国家基督教化,东正教成为国教。从此,罗斯历代王公,无论是进行扩张战争还是抵御异族侵略,都把东正教当作号召和组织信徒的一面旗帜。

  1547年,伊凡雷帝正式由都主教马卡里加冕为“全俄罗斯沙皇和大公”,表明莫斯科大公对地方统治集团斗争的胜利,也表明俄罗斯向统一的国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因为统一的国家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宗教。

  17世纪,东正教会已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在政治上,教会保持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形成“国中之国”。有经济实力的教会一直要求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导方面占据一席之地,要与世俗政权分享国家权力。

  在俄国,教会曾有过与国家争夺最高权力的尝试,此即尼康担任教会大牧首前和在任期间。经过尼康改革和彼得两次宗教改革,东正教会不再妄想争夺权力,成为国家忠诚的奴仆。1658年,尼康前往新耶路撒冷修道院,以示要挟。在1666至1667年的宗教会议上,尼康被废黜,流放到北方荒漠的白湖菲拉蓬特修道院。

  彼得的宗教改革主要有两点:一是建立东正教院,取代大牧首和牧首公署,废除牧首制,教会隶属于国家行政部门;二是实行教产还俗,从经济上削弱教会的势力。

  1721年,彼得颁布《宗教章程》,废除牧首制,宣布沙皇本人就是“最高牧首”,以正教院代替大牧首和牧首公署。正教院隶属于参政院,与国家各部为平行单位。章程明确指出:正教院“发誓相信全俄罗斯的君主、我们最仁慈的沙皇是正教院最终的判决人”。正教院院长和其他官员均由沙皇和政府任命。于是,正教院变成沙皇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如此,就不存在什么教会与国家之争了,因为教会今天只是沙皇领导下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教会的使命仅限于在精神领域开展活动,绝不允许干预政治,俄国的主人是沙皇,教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为了把教会经济纳入国家财政,彼得下令对修道院和教会的土地和农民复查登记,超过规定的数量一律没收,尚未超过者要交租税。

  彼得宗教改革的结果,在政治上使教会完全成为国家的仆从,在经济上则充分利用了教会的力量增强国家的实力。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彼得严厉镇压反对派。太子阿列克谢是在眷恋旧制度、仇视改革的教士和外戚影响下长大的,阴谋抢班夺权,被彼得打死了。

  彼得选拔官员不拘一格,不仅录用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还特别从出身低贱者中发现人才。他的首任总监察官雅古任斯基家境贫寒,幼年放过猪。掌管外交的萨菲罗夫是犹太人,当过店员。掌管军务的缅什科夫在莫斯科街头卖过包子,后来参加“娃娃兵团”,与彼得形影不离,亲密无间。缅什科夫为人机敏,才华横溢,却有损公肥私的毛病,常受到彼得大帝大棒的“开导”。

  彼得在位36年,依靠强盛的国力,对外连年发动战争,基本上改变了俄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为俄罗斯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给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修建圣彼得堡和运河,死者无数。因征战频繁,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战死者和伤残者。他把税额提高了4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连抽烟、买盐、做棺材和蓄胡子也要交税。

  1725年1月,彼得在抢救溺水士兵时身患感冒,并发肺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口授遗嘱,宣称:“俄罗斯民族负有使命,在将来要成为欧洲的统治者”,“水域”是俄国的生命,要以强大的海军立国,要“瓜分波兰”,要“尽可能地多占领瑞典的土地”,要“占领君士坦丁堡”,要“加速波斯的崩溃”,要“向印度挺进”,要“不断地沿着波罗的海向北扩张”,要“沿着黑海向南扩张”。总之,要西进大西洋,南进印度洋,东进太平洋,无限扩展版图,把沙俄双头鹰的旗帜插遍全世界。正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彼得虽有400多个儿子,临终前却把帝位传给了第二任皇后,即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1725至1727年在位)。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原名玛尔塔,诞生于立陶宛的一个农奴家庭,是战争改变了她的命运。1702年7月,俄国与瑞典交战,瑞军大败,年方17岁的军中洗衣女工玛尔塔被俘。此女金发碧眼,妩媚温柔,丰乳肥臀,聪明伶俐,是竞相猎艳的男人们的尤物。她先做一个军士的情妇,接着被将军舍烈麦捷夫霸占,不久又被沙皇宠臣缅什科夫看中。有一天,彼得大帝巡察营地,发现性感迷人的玛尔塔,怦然心动,立即纳为己有。后来,彼得大帝把她带回国,教她读书识字和熟悉宫廷礼节,宣布她是“合法的妻子”,改其名为“叶卡捷琳娜”。

  叶氏常留在军中,伴随彼得征战。1711年7月,俄军被土耳其军队合围,弹尽粮绝,即将覆灭。此时,叶氏建议,用重金美女贿赂贪财好色的土军总司令,并带头捐出自己的全部首饰,使和谈得以成功,两万俄军绝处逢生。于是,叶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成为椒房领袖。正是:慧眼识巾帼,披沙得珍珠。

  1724年5月7日,叶氏被策立为皇后。翌年1月28日,彼得大帝病逝,皇后叶氏登极,史称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宫廷禁卫军在拥戴她时高喊:“为了女皇,为了爱情!”

  叶女皇喜欢头顶一个缀满亮晶晶钻石的皇冠,身着鲸鱼刺圈蓬裙、低胸束腰的白色晚礼服,白皙的巨乳半隐半露,加上美丽的容颜和枣栗色的秀发。大臣们见状,无不心旌摇荡,难以自持。

  叶女皇按丈夫的遗嘱,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创立了最高枢密院。她的宠信大臣兼情人之一的缅什科夫,获得国政实权,但因淫乱过度,两年后就病死了。临终前,她在传位给彼得二世的遗诏上签名,表示具有法律效力。

  再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1853年10月,沙皇尼古拉一世趁奥斯曼帝国衰落之机,在克里米亚夺取了黑海海峡,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势力,与英国和法国支持的土耳其开仗。主要因武器弹药处于劣势,俄军先胜后败,于1856年3月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失去了在黑海建立的霸权,无力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克里米亚战争失败,暴露了俄国农奴制度落后和专制制度腐朽的弊病。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意识到要缩短与工业化西欧的距离,必须废除农奴制度。此时,俄国城乡大量使用农奴劳动力,在寺庙、教会、贵族和地主土地上的农奴称为“私有农奴”,在国家土地上的农奴称为“国家农民”,依附宫廷供沙皇使用的农奴则称为“宫廷农民”。农奴无人身自由,沙皇可以随意把他们赏赐给贵族。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34年,赏赐的农奴高达85万之众,其中参与1762年宫廷政变有功的奥尔罗夫兄弟得到了5万多农奴,波将金元帅得到了4万多农奴。帕维尔一世在位的短短的4年间,赏赐给贵族的农奴超过50万人!

  农奴不仅为地主服劳役,还要向政府交纳人头税、服兵役和其他徭役。农奴一贫如洗,地主说:“不能让农奴们长得毛茸茸,要把他们剪得像绵羊一样精光光!”农奴从事繁重的劳动,稍有违抗即遭毒打、罚跪和剜眼珠,甚至于折磨致死。农奴还常被卖来卖去,一个青春少女仅值10卢布,一条纯种狗却可以卖到几百卢布甚至上千卢布。

  早在14至15世纪,英法两国的农奴制度就已解体,俄国却在1649年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农奴制度。农奴制度下的俄国城乡,为贫穷、饥饿和愚昧所笼罩。

  在俄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农奴武装暴动,规模最大的几次是:1606至1607年,伊凡·鲍洛特至加龙省尼科夫组织的农奴暴动,1667至1671年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农奴暴动席卷顿河至伏尔加河流域,1773至1775年叶麦连·普加乔夫指挥的农奴暴动再一次席卷伏尔加河流域,1818至1820年顿河流域有近5万个农奴参加暴动。

  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在接见莫斯科贵族时说,“与其等农奴自上而下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解放农奴”,“必须立即进行改革,无时间再耽搁了”。

  知识分子队伍对此反应特别强烈。赫尔岑在所创办的《钟声》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亚历山大二世规定的解放农民的原则,“将为世世代代所铭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说,只有彻底消灭农奴制度,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为了使改革失败,把俄国引上公开的阶级斗争道路,车氏前往伦敦与赫尔岑会晤,筹划建立秘密组织。他在1860年底写了《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号召农民举行武装暴动。

  俄历1861年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登极周年纪念日,批准了关于废除俄国农奴制度的法令,同时签署了特别宣言。

  农民们认为,政府的法令对自己不利,要夺回劳动果实:“地主的土地和牛羊、山岳和深谷、溪涧和道路、砂地和芦塘,一草一木,本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我们先用好话促使地主离开。若不听,就割下他们的头颅!”仅1861至1863年,就发生了近2000次暴动,农民杀死地主,分配土地和浮财。因众寡悬殊,暴动的农民被沙皇的军队淹没在了血海中。

  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准备发动武装暴动。沙皇政府得知,从1868年起加紧迫害这些革命民主主义者。7月,车氏和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等革命家被逮捕。1864年2月,参政院根据叛徒的口供和伪造的证据,判决车氏有罪:服苦役7年,流放西伯利亚。

  车氏和索氏虽被捕,秘密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却未停止活动。4个月后,即1862年11月,“土地和自由社”在圣彼得堡成立总部“俄罗斯中央人民委员会”,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建立了联系。各个革命民主主义小组组成统一的“土地和自由社”分社,其中人数最多、组织最严密者为在波兰的俄罗斯军官分社、莫斯科分社和喀山分社。莫斯科分社的成员有400多人,是自俄国十二月党人暴动失败后最大的秘密协会。

  19世纪60至70年代,是俄国工业革命飞速发展的时期,俄国的经济不断增长。进入80年代中期,俄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在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逐渐占统治地位,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

  与工业革命同步,俄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侔侔大者为——

  契贝舍夫解决了很多机械理论和机械结构等方面的数学难题,发明了40多种新机械,改造了80多种旧机械。门捷列夫发明了影响深远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根据此表预测此时尚未发现的一些元素及其性质。他还研制成功无烟火药的成分及其生产工艺。波波夫发明了无线电报机,不用电线而借助于电磁波远距离传送信息。亚布洛奇科夫发明电弧光灯,照亮了西欧很多大城市的街道,被人们誉为“俄罗斯灯”。梅祁尼科夫创立多细胞动物发育的学说,为病理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作出了贡献。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了新结构的金属飞艇和星际飞船—火箭飞船的设计方案,被誉为“航天之父”。军工技术也成绩斐然,建造了三英分口径步枪的流水线,新型军舰和大功率破冰船开始使用。

  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大发展。索洛维约夫撰写了29卷的《从远古以来的俄罗斯》、《波兰衰亡史》等巨著。达内尔松用俄语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前三卷,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裘波洛夫撰写《铁道经济》一书,概括铁路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巨大作用。文学方面名著迭出。如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贵族之家》、《父与子》等,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悬崖》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痴》、《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契诃夫的小说《套中人》、《第一病室》等和剧本《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其他艺术方面,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和《睡美人》等,交响乐《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六交响曲》等和很多钢琴协奏曲,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伊凡雷帝与其子伊凡》等,安托科尔斯基的系列历史人物雕像《伊凡雷帝》、《彼得大帝》、《智者雅罗斯拉夫》等。它们大都反映了此时俄国的现实生活,有很高的艺术造诣,深受人们喜爱。

  对外扩张是沙俄的传统政策,特别是侵占中国的领土。

  17世纪以来,沙俄趁清王朝衰败之机,从西北和东北侵占中国领土500多万平方公里。有的是明火执仗,以武力强占,更多的则是胁迫清王朝签署不平等条约——

  1689年,通过《尼布楚条约》侵占外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1727年,通过《恰克图条约》,侵占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1790年,暗中吞并约10万平方公里的库页岛。

  1840年,公然吞并原为中国属邦的哈萨克和布鲁特,分别为100万平方公里和10万平方公里。

  1858年,通过《瑷珲条约》,侵占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通过《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海参崴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因盛产海参得名。1862年,沙俄把海参崴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东方统治者”或“征服远东”。

  1861年后通过《塔城界约》等多次界约,侵占自沙渍达巴哈至葱岭面积约4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1868年,吞并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的清朝属国布哈尔汗国。

  1871年,侵占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经过艰苦谈判,中国驻俄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义正词严,据理力争,直到1881年才通过《伊犁条约》花钱赎回这些地方。虽如此,却丧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斋桑泊以东的大片土地。

  1876年,侵占原为中国属邦的浩罕国,约35万平方公里。

  1881年,通过《伊犁条约》,侵占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阴,那抹哈勒克山口起至伊犁西北喀尔达止,约2万平方公里。

  1883年,通过《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侵占额尔齐思河及斋桑泊附近约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95年,与英国侵略者一起瓜分新疆以西的帕米尔地区,侵占1万多平方公里。

  1898年,通过《旅大租地条约》侵占旅顺和大连。

  1899年,与英国侵略者瓜分中国的长城以北和长江流域。

  1921年,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1944年正式侵占,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

  此外,沙俄还大肆屠杀中国人民,显著事例为血洗海兰泡。海兰泡原名孟家屯,是黑龙江上中游北岸的重镇,位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市区对岸。海兰泡,满语“榆树下的家”之意。1856年沙俄武装入侵,强行在此设立哨所。此时,海兰泡城经营大中商号的有500多家,人口3.8万人,主要从事商业、手工业和蔬菜生产。1858年5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署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包括海兰泡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入俄国版图,并把海兰泡更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俄语“报喜城”之意),成为阿穆尔省的首府。

  1900年,沙俄加入八国联军,在北京抢掠破坏,杀人放火,罪行累累。6月,黑龙江地区爆发义和团运动,沙俄借口保护铁路和侨民,出兵镇压。7月16日,沙俄海兰泡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配合流氓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抓走男女老幼,把商店抢劫一空。他们驱赶中国人,先是鞭打、斧砍、刀杀,进而开枪射击,至7月21日死亡达6000人。

  与此同时,沙俄疯狂抢掠屠杀位于中国黑龙江东岸的六十四屯居民。大批沙俄骑兵越过精奇里江袭击江东,抢东西,烧房屋。接着,围捕尚未渡江逃走的居民,刀劈枪刺,全部杀死。6月17至21日,六十四屯居民死于刀下者达2000人。不久,沉溺黑龙江底的尸体翻浮水面,顺流绵延几十里,奇臭难闻,惨不忍睹。从此,沙俄霸占了中国这片被称为“黑珍珠”的领土。今天的江东六十四屯,都改成了当年沙俄入侵匪首的名字——穆拉维约夫卡的原名黄山屯,格罗杰科沃的原名博尔多屯,谢米多姆卡的原名大泡子屯,沃尔科沃的原名段山屯,还有布丁屯、老虎屯、蓝旗屯、桦木林屯、南窝棚屯……再次显示了沙俄食肉动物的本性和强权即公理的逻辑。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沙俄和日本两个强盗争夺殖民地,在中国东北地区开仗,使中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据统计,被沙俄及其继承者苏俄、苏联掠夺的中国领土,包括蒙古国,至少有55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中国领土960万平方公里的62%。为此,中国人民称这个北方强邻为“罗刹”。罗刹,佛教指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鬼。

  十月革命后,列宁发表了两个“对华宣言”。1919年7月25日的《加拉罕首次对华宣言》称:“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1920年9月27日的《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说:“以前俄国历届政府与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但苏俄之所以如此,乃是一个权宜之计——与东方邻国中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摆脱被孤立的困境,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善,1922年,中苏谈判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两个主要问题——中东铁路和外蒙古归属,列宁坚持国家利益高于意识形态,自食其言,抛弃了曾得到中国人民欢呼的承诺。

  1914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把俄国拖入一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沙俄跻身于世界列强,参与瓜分全球市场,成为一个对内残酷镇压对外疯狂侵略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外号为“北极熊”。穷凶极恶的北极熊正在张牙舞爪之际,被一位巨人结束了性命。正是:善恶终有报,苍天饶过谁!

  欲知这位巨人是谁,请看下回分解。

 

 

  第003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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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试锋芒要自由学子罢课

  久仰卡尔争人权巨星凌空

  话说北极熊正在嚣张时,被一个巨人送进了坟墓。

  问:巨人是谁?答:威名远扬的列宁。

  地处俄罗斯东部的伏尔加河源远流长,中游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历史文化名城喀山。喀山城建于13世纪下半叶,15至16世纪是从莫斯科南下里海和东至远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等得到很大的发展,仅次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

  喀山大学创办于1804年,是一座综合性大学。1887年,一位对世界现代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曾在这里就读和开始埋葬沙皇俄国的革命生涯。此人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俄罗斯人的全名由三部分组成:以上“弗拉基米尔”是名字,“伊里奇”是父名,“乌里扬诺夫”是姓。在实际使用中,关系亲密者可以直呼其名,尊称则名字和父名连呼,关系亲密又尊敬则单呼父名)“列宁”是1901年12月取的笔名,即假姓。笔名“列宁”,即“悬崖峭壁上者”,旨在用危机意识激励自己,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毫不懈怠。

  1870年4月22日,列宁诞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今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父母仔细观看这个小男孩:大脑袋,高颧骨,一双明亮的眼睛,头上有一层褐色的绒毛,充满暖意和怜爱。4月28日是东正教复活节,辛城的29座教堂和两座修道院一齐鸣响,浑厚的钟声余音袅袅。小列宁由父母抱进尼科尔教堂,接受神甫的洗礼。神甫把小列宁浸入水中,剪下头顶的绒毛,揉进一团蜡里,扔到圣水盆中,然后用悠长的声音祝福孩子健康成长。接着,大家朝四面八方吹气和吐口水,以驱除不洁之物。

  列宁的祖父是一个俄罗斯裁缝,住在阿斯特拉罕——一座散发着鱼腥味的手工业小城市。祖父50多岁时,与一个卡尔梅克女人结婚。列宁脸盘圆而平,呈黄褐色,宽宽的颧骨和外斜视眼说明其族系属于中亚和中欧混血型人种。

  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耶维奇·乌里扬诺夫,是这对夫妇的第4个儿子,也是他们最小的一个儿子。1850年毕业于喀山大学,获得物理数学候补博士学位,在大学教书。1863年,伊里亚与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奔萨结婚。1869年,被任命为辛比尔斯克省的国民教育厅巡视员。1874年,担任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总监,提升为四等文官——相当于将军的职务,成为贵族,也是俄国最后的贵族,1886年病逝。

  列宁的外祖父是一个犹太医生,外祖母年轻时就去世了。玛丽娅由姨母教育成人,靠自学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懂英语和法语,能讲标准的德语和俄语。列宁有5个兄弟姐妹:姐姐安娜,兄长萨沙,大妹奥丽加,弟弟德米特里,小妹玛丽娅。

  列宁5岁开始读书,10岁进入贵族中学。同学们大都不喜欢拉丁文,列宁却学得津津有味,因为他找到了拉丁文的特点,掌握了语法的规律。他读书学习,几乎每年升级都获得一等奖,奖品是一本封面上有“品学兼优”烫金字的证书和一张奖状。进入中学高年级后,列宁对各种知识都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全部用于读书,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和政治理论书籍。因广泛涉猎,所写作文特别出色,语文老师所给分数都是“5+”。

  在童年和少年的列宁心目中,辛比尔斯克城印象深刻。

  最初,这个沿河小城市是一个要塞。1648年,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下令在伏尔加河的高岸上建筑一座内城,用圆木构筑堡垒,上面有高高的木塔,周围是壕沟和田野。到1870年列宁诞生时,辛城已失去了军事上的作用,变成一个港口,经营粮食、鱼、羊毛和硝石贸易。全市3万居民中大部分属于楚瓦什人、摩尔多瓦人等非俄罗斯人,顺水放排、逆水拉纤、装货卸货,依靠体力劳动为生。在漫长的冬季,河流冰封雪冻,轮船停止营运,小城一片宁静。几场春雨过后,冰雪消融,河水汹涌澎湃,满载着货物的轮船鸣着汽笛上下穿梭,小城繁忙热闹起来。

  列宁常到城内转悠,了解工人、农民和有产者等阶层的状况,熟悉贫富悬殊的社会。

  1883年,列宁的姐姐、兄长到圣彼得堡的大学学习。兄长参加民意党,接触马克思的著作,假期给弟妹们讲述19世纪以来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专制的历史,在列宁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使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因战争的侵略性质,拿破仑虽失败,战争带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却扎根于欧洲大地,促进了各国人民的觉醒。30年代,俄国开始工业革命,工场变工厂,机器生产逐步代替手工劳动;农村有了打谷机、播种机等机械,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扩大;商业和贸易兴旺起来,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农奴制度的危机引起思想领域里的深刻斗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以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接受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以报刊杂志为阵地,写诗作文,著书立说,要求废除俄国的农奴制度和推翻沙皇专制政体,实现以农业村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1861年后,农民社会主义理论开始转变为民粹派运动。一些平民知识分子——为了寻求光荣和梦想的年轻人,其中多数是尚未毕业的大学生,换上农民的服装到农村宣传和发动革命。下乡前,一些人还特地学会了几种手艺。其口号为“到民间去”,即到农村去,故称“民粹派”。民粹派鼓动夺取地主的土地,企盼脱贫致富的农民们虽愿意聆听,却不肯轻易以身家性命相许,使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有的农民甚至协助警察抓人,致使民粹派4000多人被捕入狱。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民粹运动波及37个省,影响很大。1875年,因大批民粹派人被捕,轰轰烈烈的“到民间去”的行动彻底失败了。此后,民粹派分裂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派”。前者热衷于阴谋和暗杀,主张完全放弃土地斗争,向专制制度直接进攻,策划同归于尽的个人恐怖行动,其对象为沙俄政权的各级高官。

  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民意党人炸死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旧沙皇死于非命,并未引发国内革命。亚历山大三世上台伊始,变本加厉,对内残酷镇压,逮捕处死大批民意党人。继承父亲贵族封号的萨沙——列宁的兄长,是专制制度的敌人。萨沙小组的口号是“连续不断地制造恐怖”,即进行一系列谋杀,迫使沙俄政府让步。他们忙于制造炸药,掺入番木鳖碱毒化的细小铅丸,改善雷管,防止炸弹提前爆炸……

  1887年3月13日,列宁中学毕业前夕,因谋刺新沙皇,兄长萨沙和姐姐安娜被捕。5月20日,判决书下达,刚满21岁的萨沙被处以绞刑,安娜被流放西伯利亚5年。17岁的列宁得悉噩耗,一边含着悲痛发誓报仇,一边平静而坚定地说:“我们决不能再走这样的道路!”“这样的道路”,指民意党人使用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推翻沙俄的行动。

  兄长牺牲,姐姐流放,给列宁读书求学带来了麻烦。中学毕业考试,列宁虽各门功课都得了最高分,按规定应颁发金质奖章,却因是国事犯的弟弟,校方颁奖要冒风险。最后,赏识才华的校长克伦斯基顶住压力,把这届毕业生中唯一的一枚金质奖章授予列宁。列宁摸着奖章,不禁莞尔,心想:此生今世,一定要报答这位提携自己的校长!

  几经周折,列宁终于进入父亲的母校喀山大学法律系。入校时,他抑制不住强烈的兴奋,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一定要学有所成,日后化激情为行动,变理想为现实,改天换地,青史留名。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887年12月16日,喀山大学学生向校方抗议反动的学监制度。狐假虎威的学监波塔波夫声嘶力竭地叫嚷:“我命令你们立即解散!”列宁说:“我们不想与你说话,只是向校方提出正义的要求。”学监蛮横地吼叫:“学生无提出任何要求自由的权利!”学生们被激怒了,齐声喊道:“学监是警察局的走狗,教育部的特务,赶走他!”“打!”学生们蜂拥而上,把波塔波夫打得鼻青脸肿。警察闻讯赶来,波塔波夫才狼狈逃窜。

  警察局认定列宁与其兄长一样,也是一个危险人物,下令逮捕他。深夜,列宁正在看书,突然传来敲门声,“砰——砰——砰——”“谁?”“邮差,送一封急信。”刚打开门,冒充邮差的一群警察就冲进来,抓走了列宁。在警察局里,脑满肠肥的警察局长斜眼看着一脸稚气的列宁,大惑不解:“你还是一个17岁的毛孩子啊!不好好读书,造什么反?要知道,你的面前是一堵高墙。”“的确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朽墙,一推就会倒塌。”列宁正气凛然。

  当局把参与学潮者全部开除校籍。1887年12月19日,被开除的40个学生由警察押解着驱逐出喀山。“再见吧,喀山,我们还会回来的!”列宁和战友们大声喊道。

  离开学校后,列宁自学法律系的课程,比以往更加刻苦。他广泛地涉猎,思考如何彻底改变俄国的现状。事实证明,民粹主义之路不通。于是,列宁加入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了解久已崇尚的马克思的生平和所创立的革命理论。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1818年5月5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犹太人律师家庭。1841年毕业于柏林大学,并获得耶拿大学博士学位。

  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与贵族小姐燕妮结婚。马克思鼓动造反,被各国政府视为破坏现存秩序的洪水猛兽而驱逐出境,挈妇将雏辗转迁徙,自嘲为“欧洲公民”。他依靠出售文稿生活,收入微薄,极端穷困。著书皆为稻粱谋。妻子体弱多病,幼儿嗷嗷待哺。为了养活九口之家,马克思不得不夜以继日地为报刊写稿,还要典当、变卖物品,不时写信向恩格斯求援,向友人、邻居和工人借贷。

  中年马克思深感后悔的一件事,就是结婚后燕妮一连生了7个子女。1851年2月3日,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幽默风趣地说道:“土壤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这不免使像我这样多子女的父亲很狼狈。”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身患肺脓肿,溘然与世长辞,享年64岁!与患肝癌早死两年的妻子燕妮合葬于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下葬时,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和产业工人参加了追悼会。

  马克思主义由三个方面组成,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主要作品有:《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还有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历时40多年写成。该书从商品经济社会最基本的元素“商品”入手,总结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建立“剩余价值”的理论。“资本”指资本家占有并用作剥削手段的生产资料和货币。马克思说:“若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使用;若有20%的利润,资本就活跃起来;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若为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一切人间法律;若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商人唯利是图,一个永远的特性就是不停地逐利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马克思认为,先有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然后才有法的观点、艺术和宗教等的观念,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说,资本家的手里拿着商品,心中渴望货币。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产品和工资的剩余价值落到了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手中。于是,世界形成两极——“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工人“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他指出,资本家发财的秘密在于,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无剥削无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全人类共同幸福。

  马克思的价值学理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价值学理论:劳动产品必须交换,也只有交换才能成为商品,产生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财富是交换出来的,而不是劳动出来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要成为商品必须用于交换,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公式为:商品=劳动产品+剩余价值。

  后来,马克思提出两个观点:一是消灭私有制,二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很不受西方国家欢迎。

  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主要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他的国家理论,就是建立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的。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旧的国家是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无处不在,像蟒蛇似地从四面八方把市民社会缠绕起来。”他认为,私有制社会中对立阶级的斗争具有不可调和的特点,统治阶级需要用暴力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保持阶级的平衡,把阶级关系维持在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和范围内,就是国家。于是,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应运而生。无产阶级想获得自由的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直到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为止。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思想家还根据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情况,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的基本途径:

  一是开展暴力革命,推翻全部现存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让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二是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三是对资产阶级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涉,主要措施为: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按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农业与工业结合,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全部儿童实行公共的免费的教育,取消儿童工厂劳动,教育与物质生产结合。等等。

  为此,《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结尾处则大声宣告: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顺便提及,苏联首任国家主席列宁的国印上面就刻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话。

  马克思性格独特,曾应长女的要求,用最简短的话语回答几个问题:

  “您的特点是什么?”“目标始终如一。”

  “您能原谅的缺点是什么?”“轻信。”

  “您厌恶的缺点是什么?”“逢迎。”

  “您喜欢做的事是什么?”“读书。”

  “您喜欢的颜色是什么?”“红色。”

  “您喜爱的格言是什么?”“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您喜爱的座右铭是什么?”“怀疑一切。”

  马克思厌恶空疏无用不切实际的理论,曾给二女儿劳拉讲过一个阿拉伯寓言:

  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条小船横渡激流,哲学家和船夫展开了一场讨论。

  哲学家问:“你懂历史吗?”船夫回答:“不懂。”

  “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哲学家肯定地说。

  “你研究过数学吗?”“没有。”

  “那你就失去了另外一半生命。”

  当时,一阵狂风吹来,小船倾覆了,两人全都落水。船夫大声喊叫:“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一边挣扎,一边慌乱地回答:“不会。”

  “那你就会失去整个生命。”船夫肯定地说。

  “救救我吧……”

  马克思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贵人恩格斯真诚无私地相助。弗里德利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诞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乌培塔尔市)一个纺织厂主家庭。因父命难违,14岁就中学辍学经商。21岁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役,同时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他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爱好文学、哲学、历史等。

  1844年8月,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巴黎相见。当时,他们都是年轻人。前者是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体格匀称,动作敏捷,有金黄色的头发和修剪得很漂亮的胡子。后者中等身材,结实有力,肩宽额高,黑发浓眉,目光炯炯。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使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他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为了帮助马克思一家生存,恩格斯不得不花时间经营资本家父亲的纺织厂。虽如此,他仍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撰写大量著作,与马克思一起指导第三共产国际的活动。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完成了朋友的未竟之业。

  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恩格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如此,在军事理论领域,恩格斯也造诣颇深,撰写了大量著作,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895年8月5日,无子嗣的恩格斯在伦敦病故。考茨基、列斯纳等共产主义者遵照遗嘱,把他的骨灰装在一个玻璃瓶子里,划着小船,丢进了英国伊斯特勃恩岩崖附近的大海深处。列宁挥泪撰写《弗里得里希·恩格斯》一文,沉痛悼念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列宁仔细研究《资本论》首卷,认为共产党理论的核心是“共产”,即“消灭私有制”,使全人类共同富裕;但共产党要消灭的不是“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而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是“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的财产”。有这种特殊财产者,就是共产党人所称“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他深有感慨:“啊,马克思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多么深刻,多么精辟!货币所有者成为资本家,劳动力所有者成为工人。一个脑满肠肥,颐指气使,一个瘦骨嶙峋,战战兢兢。”马克思主义像沉沉暗夜的指路明灯,给列宁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此,列宁虔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以理论武器批判和改造俄国的现实社会,把人生坐标定格在建立俄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基点上。正是: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列宁加入秘密组织活动,常受到暗探跟踪,都机智地甩掉了。

  1891年3月和9月,列宁经历春秋两季考试,考完全部课程,在33个考生中,以全部科目的最高分数获得优等毕业证书,取得助理律师资格。

  1893年8月,列宁前往圣彼得堡,继续做律师。当时,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集中了俄国的一些主要工业,产业工人约200万。列宁与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斗争协会”取得联系,常到小组演讲。他的演讲,立论正确,资料翔实,逻辑严密,文采飞扬,征服了众人。他既学识渊博又待人热诚,大家喜欢这个开始秃顶、头颅宽阔的留淡红黄色胡须的年轻人,称之为“老头”。

  列宁定时到工厂宣传鼓动,发展马克思主义组织。

  1895年4月25日,列宁离开圣彼得堡。5月,他受战友委托,前往瑞士拜访普列汉诺夫。普氏的全名为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年11月29日生于坦波夫省的古达洛夫卡,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鼻祖,迫于专制压迫,虽长期寄居国外,却仍受到沙俄密探监视。在日内瓦的一个咖啡馆里,两位巨星首次相会,列宁激动地望着比自己年长14岁的普氏,敬意油然而生。普氏头发向后梳理,胡须修剪整齐,浓眉大眼,脸宽口阔,举止端庄,仪表堂堂。列宁向前辈介绍了喀山和圣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活动的情况,并捧上自己的文章要求指正。

  1895年7月,列宁来到柏林,在普鲁士图书馆里阅读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刊,拜访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等人。

  12月9日黎明前,宪兵袭击“斗争协会”,逮捕了列宁。

  列宁在监狱里待了14个月,向狱外寄发了大量书信和传单。为了避免写作的时候被发现,列宁用面包做成小墨水瓶,里面灌上牛奶。看守刚一开门,列宁立即就把墨水瓶吃下去。有一次,他在信的附白里写道:“今天,我吃了6个墨水瓶。”

  妹妹玛丽娅·伊里尼奇娜和姐夫马·叶利札罗夫坐牢时,列宁写信告诉他们在“孤独”中保持定时作息的重要性,介绍自己的经验。在脑力工作方面,他特别推荐搞翻译:先由外文译成俄文,再译成外文,说:“这是一种最合理的学习外语的方法。”

  在圣彼得堡,列宁结识了后来成为妻子的女革命者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她是一个女教师,清纯靓丽,端庄贤淑,扑闪着一对美丽的大眼睛,黑亮的头发挽在后脑勺上。有一次,她偕同列宁参加谢肉节宴会,与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吃着薄饼,一边讨论如何改变俄国的历史。

  1896年夏季,为了照顾列宁,母亲、姐姐和妹妹暂时搬到圣彼得堡,列宁的胃病日渐好转。列宁发现,戒备森严的监狱中竟然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据说这是社会各界捐赠的——监狱不能禁锢思想自由和知识传播。于是,他利用这里的图书开始写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

  为了保持身体健康,列宁严格遵守作息制度,并注意锻炼。每天临睡前,他都要用冷水擦身,擦得全身发热,还要做体操——鞠躬50次。狱警见列宁每天按时对着墙壁行礼,以为这个危险的革命者已被感化,皈依基督教,虔诚地向上帝顶礼膜拜,喜不自禁。

  1897年初,列宁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东部3年。出狱那天,初恋情人雅库波娃早就等在监狱大门外迎接他。雅女桃花脸,水蛇腰,青春靓丽,情窦初开,看见朝夕思念的列宁出了监狱大门,热泪盈眶,急忙上前抱住他苍白而略显浮肿的脸颊,旁若无人地狂吻。出发前,雅女到车站为列宁送行,哼唱着缠绵的民歌小调《小路》:

  小路弯弯曲曲长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崎岖的小路,跟着心爱的人儿上战场。

  火车开走了,雅女还在向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的情人挥手。

  雅女的父母坚决反对女儿与列宁恋爱,认为这个准女婿早显老相,与爱女很不般配,还在从事危险的革命活动,时刻都有性命之忧。貌美如花的雅女深陷情网,不顾一切地爱恋具有领袖气质的列宁,常在依山傍水的小树林幽会。每当此时,雅女都扬起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庞,抚摸着油光闪亮的大辫子,羞涩地低头不语,憧憬美好的未来;但因父母之命难违,加上政治派别不同,雅女最终还是与列宁劳燕分飞了。此后,雅女不知所终,成为伴随列宁终生的梦中情人。正是: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

  列宁搭火车,坐轮船,乘坐马车,行程6000多俄里,历尽艰辛,5月20日才到达流放地叶尼塞斯克省米努辛斯克专区的舒申斯克村。当时,沙皇政府规定,被流放的囚犯每个月有8卢布的生活费。列宁租借农民13平方米的一间小屋子作为栖身之地。房东友善,照顾周到。

  西伯利亚遥远荒凉,人烟稀少,历来是沙皇政府处置普通造反者的一个大监狱。这里夏季短暂,蚊虫成团,冬季漫长,风雪肆虐,条件恶劣。流放犯忍受不了,或发疯或自杀,能挺下来必须要有顽强的精神。列宁刚来这里,整天看到的都是林海雪原,日子单调枯燥,前途吉凶难卜,不禁黯然神伤;但他调整思绪,决定利用宝贵的三年时间认真读书写作,认真锻炼身体,积蓄力量,将来实现既定理想。他制定了严格的作息制度:早上做操,上午工作,中午小睡一会儿,下午4时出外散步,晚饭后看书至深夜。他不吸烟,不酗酒,爱整洁,常洗澡,自行车一尘不染。

  在列宁那个时代,沙俄流放地被职业革命家变为休养读书的地方。列宁每天都抽出时间与同志们聚会,交流读书体会。夏季常在一起下象棋、游泳和唱歌,冬季则一起打猎,捕获狐狸和野兔。列宁买了一只小猎狗,取名“任卡”。任卡很快长大,跟随列宁奔跑,把中枪而躲入荆棘丛里的野兔衔出来。有任卡相助,列宁常满载而归,把部分猎物送给村民,让大家分享美味。

  一年后,即1898年5月19日,克鲁普斯卡娅来到列宁的身边——1896年10月,克氏因组织罢工被捕。12月,判处流放北方的乌法省,期限3年。1899年6月初,她决心赢得爱情,声称自己是列宁的未婚妻,要求把流放地改在舒申斯克村。她的母亲心疼女儿,也一起前往陪伴爱女度过困苦的流放生涯。母女俩经过一个月的跋山涉水,在1898年5月1日抵达米努辛斯克专区的舒申斯克村。

  二人到达舒村时天已黄昏,外出打猎的列宁刚归来。列宁既大出意外又大喜过望,热情地接待了母女俩。当晚,列宁与克女畅谈到深夜。他明白姑娘的来意后感动不已,内心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遂正式求婚。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克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红晕,爽快地答应说:“好,就做你的妻子吧!”正是:你是风儿我是沙,跟随郎君到天涯。

  1899年7月10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教堂里举行简单的结婚仪式。当地农民闻讯,纷纷前来祝贺。东正教神甫带着慈祥的笑容,先问列宁:“你愿意娶这位姑娘为妻子吗?”“愿意。”新郎使劲点了点头。再问克女:“你愿意嫁给他吗?”“愿意。”新娘涨红着脸说。最后,神甫说:“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是富裕还是贫穷,是健康还是生病,都要不离不弃,相亲相爱,白头偕老,你俩能做到吗?”“能。”一对新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新婚之夜,男欢女爱。蜜月期间,如胶似漆。

  婚后,一家人搬进半幢带菜园的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在菜园里栽种黄瓜、胡萝卜等各类蔬菜,每天餐桌上都有当地便宜的牛羊肉和营养丰富而又不花分文的野兔肉。丈夫撰写文章,妻子誊抄文稿,岳母操持家务,还雇了名叫帕莎的小女佣,各司其职,其乐融融。

  列宁和其他流放者,有时步行50至100俄里彼此探望。住在同一地区的流放者常借过新年或祝贺婚礼之机,设法从各村前来集会,然后热烈讨论政治问题。

  自从克氏母女来到后列宁生活安定,起居有常。红袖添香夜读书,别有一番情趣。列宁喜欢通宵达旦地写作,克氏也常陪伴到天亮。与列宁成婚后她的女性之光像春季的鲜花绽开蓓蕾。苏联女作家列宁娜·瓦西里耶娃曾这样描绘道: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就像性欲强烈的女子,猛然间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变成仪态万方的美女,那绯红的双颊,纤细的身段和身上穿的那件连衣裙,吸引了四周农村姑娘们赞赏和羡慕的目光。那条长长的辫子解开后蓬松的细发垂落双肩,更显得俏丽。人们都窃窃私语:瞧,她多么漂亮,多么年轻!

  1899年“5·1”劳动节,舒村的男女流放者们聚集在一起庆祝。列宁和克氏穿戴整齐,牵着小狗来到他们中间。头顶是蔚蓝色的天空,脚下是绿茵茵的青草,远处是黑黝黝的森林,近处是碧波荡漾的河水。微风吹拂,送来野花沁鼻的芳香和小鸟悦耳的鸣声,令人心旷神怡。他们愉快地唱歌,然后,成双结对翩翩起舞,尽兴而归。

  次日,突然开来大批宪兵,撵得鸡飞狗跳,闹得人心惶惶。正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欲知列宁性命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0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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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动工潮火星报煽风点火

  削平暴乱末代帝咧嘴龇牙

  上回说到“5·1”节后大批宪兵突然冲进舒申斯克村,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不久,人们才知道缘由。

  宪兵截获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流放犯给列宁写的信,信中谈的是为费多谢也夫建立纪念碑的问题。费氏死于流放期中,列宁等人谋划修坟建碑,以彰显其在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当局认为列宁等人在继续从事反政府的活动,派遣宪兵到舒村搜查,却一无所获。因列宁警惕性高,把秘密文件和书信存放在了书橱下面的隔板上。搜查时,列宁镇静自若,还从容不迫地递给宪兵一把椅子。宪兵翻看隔板上一排厚厚的书籍和统计资料,累得满头大汗。等到看下面隔板的书籍时,克鲁普斯卡娅说那不过是一些教育书籍,早已不耐烦的宪兵就垂头丧气地走了。

  1900年2月,列宁流放期满,与尚有一年流放期的妻子克氏告别,回到莫斯科,全家人都出来迎接,悲喜交集。列宁想侨居国外,避开沙皇无孔不入的警察和密探,出版报纸,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他来到德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普列汉诺夫商谈,出版一份俄文的定期刊物《火星报》,秘密地运回俄国散发。

  列宁流放西伯利亚时,就拟订了出版一份无产阶级报纸的计划,想通过报纸建立一个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下简称为“俄工党”),以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当时,因一切革命刊物都不能公开发行,列宁遂在7月出国,筹办俄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

  1900年12月11日,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主持的《火星报》创刊号在莱比锡出版了。报头上刊印一句口号:“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这是摘自十二月党人奥多耶夫斯基从流放地致普希金的复信中的一句诗,表达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由小到大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火星报》用小号铅字密排和薄葱皮纸印刷,便于传递,每期只印刷几千份。这些报纸送出去时,或装在信封中,或放在手提包里,或由人夹带,或者通过外国船只水手。大量报纸直接送到俄国工人的家里,也有不少落入警察和宪兵的手中。

  1903年夏季,俄工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按列宁《火星报》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一个革命的纲领,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拟定党章首条时,出现分别以列宁和尤利·马尔托夫为首的两派尖锐的分歧。列宁的首条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者,都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从广泛性和数量方面考虑,说:“党员只要求承认党纲并在物质上帮助党,无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列宁主要从代表性和质量方面考虑,要求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有纪律的、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认为马尔托夫之议取消了党员的资格审查,给投机分子开了方便之门,将使党内鱼龙混杂、组织涣散。

  马尔托夫主张按第二共产国际的原则建党,反对列宁主张以民意党的原则建党,说民主集中制来自民粹派,是“过分的集中制原则”,阿克雪里罗得称之为“专制的官僚主义的组党方式”。对此,列宁回答:“我们党不仅是一个等级制的革命者组织,还是等级制的工人组织。”他把党称为乐队,中央是指挥,“为了使中央能指挥这个管弦乐队,党必须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操哪一种提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为何不合节拍,要纠正这种不协调的音调,需要换谁去……”

  当时,卢森堡、托洛茨基都与列宁发生争执,说党员成了齿轮、螺丝钉,按领袖的意志运作,这种“手工业方式”导致的结果就是个性丧失;任何事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导者,与马克思提出的现代政党原则有很大区别。

  因大多数人支持马尔托夫,列宁的条文被否决了。

  在接着选举党中央时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因犹太工人组织退出,拥护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一派获得24∶20的优势,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人”或“多数派”——后来则指“共产党人”或“共产主义者”,简称布党;支持马尔托夫者占少数,称之为“孟什维克”,即“少数人”或“少数派”,简称孟党。两党都宣称奉行马克思主义,代表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意见分歧是由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关键点在于,列宁坚持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党,这些人不仅要忠于党,还要完全献身于政治工作,在统一指挥即“高度集中制”的领导下发挥作用。具体地说,就是党员们要绝对地无条件地把一切交给党,列宁挥手指向哪里,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哪里,即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列宁并未作任何努力防止俄工党决裂,相反还欢迎这种决裂。在所著《怎么办》(书名来自列宁特别喜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名长篇小说)中,已预见到这种分裂。他认为,这个组织基本上应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因为在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内,越是缩小这种组织,其成员就越是难以被捕。列宁在总结自己的革命战略时,套用古希腊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撬翻”的句式:“给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他是一个真正的组织活动家,认为目标坚定者能影响局势和改变民众的认识。对于列宁来说,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党就是这个支点。

  列宁从来不追求数量优势,针对这个革命家组织究竟需要多少人的问题,说:大概50至100个就足够了。他想的是一个严格遵守纪律的能冲锋陷阵的组织,这个组织比政治纲领重要得多,因为它是一台隆隆作响注重行动的政治机器。实际上,列宁政治原则的核心就是党这个组织。

  1902年春季,列宁移居伦敦,潜心编辑《火星报》和《曙光》,常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工作到夜晚。这是欧洲最好的图书馆,马克思曾在这里博览群书,撰写《资本论》。稍有空闲,列宁就到伦敦,在工人俱乐部里参加集会。

  争论影响了健康,列宁脸色发青,通宵失眠。克鲁普斯卡娅感到忧虑,常把丈夫从与之争论的侨民那里拉走,到海里洗澡或爬山,使神经安静下来。为了提高效率,列宁需要有一个完全服从于自己的党,而不是表面上统一实际上隐藏着形形色色同床异梦者的组织。

  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在崩得分子等退出后在上述问题上支持列宁。在普列汉诺夫的帮助下,大会通过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宣布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决议,但孟党拒绝这项决议。于是,列宁毅然决然,把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和查苏利奇这3个孟党从《火星报》编辑部中排除出去,使该报由他自己、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掌管。不久,普氏了解到,列宁指望在编辑人员方面能得到支持,反对孟党马尔托夫。

  这年秋季,另一个职业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来到伦敦,加入《火星报》。列宁很高兴,抽出时间带他到伦敦观光,在交谈中建立了友谊。

  二大后,布党和孟党的分歧越来越大。《火星报》从第53号起变成了孟党的机关报,编辑普氏和托洛茨基都站在马尔托夫一边,认为列宁是“独裁者和恐怖主义者”。后来,普氏拒绝扮演列宁影子的角色,请阿克雪里罗得、波特列索夫和查苏利奇回到《火星报》编辑部。为了避免精神上的痛苦和编辑政策上的失败,列宁离开了《火星报》。

  1904年秋季,由列宁发起,在日内瓦举行22个布党的会议,与会者有列宁夫妇、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会议通过列宁起草的《告全党书》,决定出版一份支持布党立场的新党报。列宁要求这份报纸“必须成为俄国工人运动真正的机关报”。12月22日,《前进报》创刊号问世,在日内瓦定期出版。办报的一部分经费由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提供,另一部分秘密地来自俄国纺织业资本巨头、收藏家莫罗佐夫——常资助自己的阶级敌人。他俩同情革命者,并不图谋回报。

  早在1894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提供贷款和军火,怂恿日本进攻中国和朝鲜,两败俱伤后坐收渔人之利。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朝鲜。尼古拉二世眼红,联合法国和德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租借给俄国,并趁火打劫,向清政府索赔战费3000万两白银,1896年又与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1903年7月1日,修通了横贯中国东北三省的中东铁路。这条铁路全长3800公里,从俄国的后贝加尔湖穿过外蒙古和中国东北北部,直达海参崴。于是,整个东北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不冻港旅顺口成为沙俄太平洋舰队的基地。

  同时,日本也在积极准备战争。1904年1月26日,日本偷袭旅顺口,击沉击伤俄军9艘战舰,掌握了制海权。接着,陆战开始,俄军伤亡13万人,丧失了太平洋舰队。1905年1月1日,日军占领旅顺口,俄军全面溃退。列宁得知,高兴得欢呼:

  旅顺口投降了。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欧洲皇权最可靠的堡垒的俄国军事力量,沉没在了太平洋的海底。不错,欧洲资产阶级是有值得害怕的东西,无产阶级是有值得高兴的东西。我们最凶恶的敌人的灾难,不仅意味着俄国的自由快要到来,还预告了欧洲无产阶级将要出现新的革命高潮。

  日本是一个立宪国家,沙俄是一个专制国家。列宁认为,胜败的关键就在政体。列宁在把日本的军事力量看作是一种进步的东西时,也在暗示:日军是在为俄国人民的自由事业服务。他宣告:“旅顺口投降是沙皇制度投降的前奏,俄国人民从专制制度的失败中得到了好处。”

  革命党的方针是“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早就在俄军中建立了秘密组织,设法不让俄军打胜仗。俄军惨败,正是革命党所希望的结果。列宁高兴地说:“俄军投降,有利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

  因俄日战争持续进行,沙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莫斯科、圣彼得堡、哈尔科夫等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者高呼:“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

  这个时期,沙俄国内工潮波澜壮阔。

  1904年12月,巴库发生总罢工。翌年1月,圣彼得堡的普梯洛夫工人罢工,很快就扩大到首都大大小小的工厂,莫斯科等城市的工人甚至投入了街垒战。

  因各地工人有不满情绪,加上希望实行民族自决和独立,在波兰、波罗的海东岸各省和多民族的高加索发生长期而严重的骚乱,农民掠夺庄园,占领田地;自由派很活跃,频频向立宪改革施加压力;大学生则走出学校,游行示威。

  1905年1月9日是星期日,圣彼得堡15万工人举行和平游行。他们身穿节日盛装,在东正教牧师加邦的率领下,抬着尼古拉二世的肖像、白兰红三色国旗和圣像,唱着祈祷的赞美诗:“上帝啊,保佑沙皇万寿无疆……”游行到冬宫,向沙皇递交请愿书:

  我们,圣彼得堡城的工人,携带妻儿老小,前来向皇上请求公道和保护。我们从事繁重的劳动,却遭受压迫和凌辱,待遇菲薄,贫病交加,被推入了穷困、无权和愚昧的深渊。

  接着,是要求增加工资和实行政治民主——出版和言论自由,工人结社自由,召开立宪会议。

  工人们天真地想:“沙皇不会拒绝我们的正当要求。”但沙皇答复游行者的是暴风雨般的子弹和锋利雪亮的军刀。在“呜呜”的号角声中,全副武装的近卫军骑兵和哥萨克军队冲向游行队伍,1000多人倒毙红场,5000多人身受重伤,大多数是小孩、妇女和老人,遗尸遍地,流血汩汩。

  “流血的星期日”粉碎了对沙皇的恭敬和幻想,工人们把挂在家里墙壁上的尼古拉二世肖像取下来,愤怒地撕成碎片。布党到处散发传单,组织集会,号召进行武装斗争:“同志们,拿起武器!”人们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大声喊叫:“沙皇竟然动武,我们再也不能忍耐了,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列宁得知消息后说:“这天,俄国无产阶级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他敏锐地看出这是“俄国革命的开始”,“也将是世界各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认为布党应武装暴动,推翻沙皇制度。

  加邦是这次和平游行的组织者,警察机关要求他帮助建立政府的工会,以便对抗真正的工会。警察制定的这个全国范围的计划,被称为“警察社会主义”。加邦对流血事件感到震惊:“我们再也无沙皇了,血的河流把沙皇与人民分开了。争取自由的斗争乌拉!”

  列宁相信“加邦与警察有联系”的说法,但他又补充道:“不能排除这种推测,即加邦牧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正是流血星期日把他推上了彻底革命的道路。这点,只有事实才能解决,这样解决有利于加邦。无产阶级冲破了警察社会主义的框框,原来为了反对革命而成立的合法工人协会的全体会员民众,与加邦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久,加邦离开俄国,发表声明:支持列宁的党。在日内瓦,他与列宁、普列汉诺夫谈过几次话,列宁的印象是:“加邦是一个忠于革命而又富于主动性的聪明人,可惜缺乏坚定的革命世界观。”后来,加邦回到俄国,被社革党指责“恢复与沙皇警察的联系,是革命的叛徒”,在1906年4月把他绞死了。正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列宁在遥远的地方注视局势的发展,作出一系列指示,从组织和军事上引导:

  队伍应自己武装起来,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枪,炸药,刀,铁尺,炸药盒,有刺的铁丝,钉子……)对付骑兵,革命者可以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当然,任何趋于极端的行为都不好。无秩序无准备的小的恐怖行动趋向极端,只会分散和消耗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不应忘记这一点。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暴动今天已开始了。在顺利的条件下开始攻击,不仅是每一个革命者神圣的权利,也是直接的义务。打死特务、警察、宪兵,炸毁警察局,救出被捕者,夺取政府的钱,满足暴动的需要——这样的战斗行动正在一些地方进行,在波兰和高加索也是如此。

  武装暴动的时机本来已成熟,孟党却把“一月九日”事件说成是工人阶级斗争中一个孤立的事,无什么历史意义,更谈不上需要立即拿起武器。列宁针锋相对,断言:

  只有武装的人民才是自由的真正支柱……革命就是战争,是历史上唯一合理的、正义的、伟大的战争,不像其他战争是为了维护一小撮剥削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民众反对暴君的利益,为了千百万被剥削者和劳动者反对专横和压迫才进行的。

  列宁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论述暴动的著作,注重钻研军事书籍,认真研究巷战和游击战,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他不仅号召准备暴动,还考虑到有关的一切技术细节——怎样构筑街垒,怎样占领房屋和进行防御,怎样使用炸弹,等等。

  1905年4月,俄工党三大在伦敦召开,参加者是清一色的列宁的拥护者。与此同时,孟党在日内瓦开会。列宁公开号召党内两派彻底分裂,不理睬从俄国传来的关于面对日益增长的政治危机而要求统一的呼声。布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以《无产者报》当作机关报。在大会上,列宁发表演讲,阐述现阶段俄国革命的性质,说: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首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消灭专制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地主土地占有制。他说,在推翻沙皇制度后将建立临时革命政府,该政府必须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然后“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大会确定了党的斗争策略,强调以总罢工为重要手段,要求党员深入到民众中,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号召组织农民委员会,夺取地主的全部土地。

  俄工党三大后工人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工人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形成巨大的革命浪潮,全国有150万人参加,主要是冶金、纺织等产业工人。伊凡诺沃—沃兹涅克斯克城的7万纺织工人,在绰号叫“父亲”的布党费多尔·阿法那西耶夫的领导下,选举了称为“全权代表会议”的联合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是俄国最早的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一词,意即“会议”或“代表会议”,源于俄罗斯古老的村社议事传统,就其本义而言,指“共同考虑,平等磋商”,今天则成为一个政权的名称,即具有工人暴动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的双重性质。它负责工人们的衣食住行,维持秩序,召集会议,讨论政治问题,教唱革命歌曲,搞得热火朝天。警察和军队强迫复工,与工人发生冲突,双方死伤数十人。

  1905年6月,俄国占领下的波兰罗兹市总罢工发展为武装暴动,街头巷尾布满堡垒,武装起来的工人与前来镇压的沙皇军队展开枪战,最后因众寡不敌失败了。列宁高度评价罗兹的战斗,说它是“俄国工人阶级首次武装暴动”。在农村,革命党人化装为贫苦农民,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捣毁地主的庄园,夺取牧场和草料,自行耕种地主的土地。更多的是农民自发的斗争。在漆黑的夜晚,领头人的钟声或点燃的干草堆是共同行动的信号。农民们拿着斧头棍棒,呼喊着冲进地主庄园,分掉粮食、家禽、牲畜和浮财,烧毁债券、账簿和契约,有的还放火烧毁庄园,杀死武力抵抗的地主及其家丁,然后消失在黑夜中。沙皇政府派遣讨伐队到农村,往往一无所获。

  著名的是格鲁吉亚古里亚地区的农民斗争。在革命党人的指挥下,农民们赶走了沙皇的官吏,拒不交纳赋税,自己组织法庭审理案件。阿尔瓦斯基将军率领1万军队前往镇压,农民们面对刀枪,毫不畏惧地说:“我们的目的只有三个:面包、正义和自由。我们并不要求把烤好的面包放在面前,我们只要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

  1905年夏季,全俄农民协会成立。虽协会的中央领导权掌握在社会革命党和自由派的手里,列宁却仍赞扬它“是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组织”。

  沙皇的军队主要是穿上军装的工人和农民,受全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和革命党人的宣传,也加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兵变不断发生。布党在黑海舰队暗中发展组织,计划进行演习时全面暴动,建立无产阶级的首支武装部队。不料,一个偶发事件使计划落空了。

  1905年6月14日,“波将金号”的水兵发现所喝的汤是用生了蛆的臭肉煮的,理直气壮地拒绝就餐。舰长哥里科夫性情残暴,常辱骂和毒打水兵,这次见水兵们闹事,当即拔枪打死一人,拘禁了另外的30人——经过军法审判后将被枪决。死神可怖的阴影逼近,在舰上的布党趁机大喊“造反”,怒不可遏的水兵们举枪齐射,击毙哥里科夫等7个军官,把红旗飘扬的战舰驶向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

  列宁听说此事,认为“‘波将金号’公开转向革命,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毫不犹豫地派出一个富于组织经验的布党到敖德萨港,但此人来晚了一步,“波将金号”已开出港口。原来,当时领导敖德萨总罢工的是孟党,不希望布党建功,策动不明真相的工人阻挠水兵登陆。

  黑海舰队的其他12艘战舰奉命攻打“波将金号”。水兵们胡乱地开枪打炮,有一艘装甲舰还倒向“波将金号”一边,后来因故搁浅。“波将金号”冲破重围,在黑海航行一个星期,燃煤和粮食告罄,遂向罗马尼亚政府投降。引渡回国后水兵们有的被判处服苦役,有的被处以死刑。

  沙皇尼古拉二世不甘心大俄罗斯栽倒在小日本的脚下,命令波罗的海舰队换名为太平洋第二和第三舰队,昼夜兼程,驶向远东,企图夺回旅顺口。舰队临行前,发给每个官兵一枚圣像,说:“上帝保佑你们!”1905年5月14日,在对马海峡之战中,这支舰队被日本海军歼灭,损失48艘主力战舰。沙皇内外交困,只得听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意见,与日本和解,同时对内实行宪政。他命令财政大臣维特为全权代表,与日本谈判。

  俄、日军队在中国的领土上交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也给日、俄两国造成巨大的损失。俄军死伤40万人,花掉军费30多亿卢布。日本虽取胜却伤亡惨重,国库几乎耗尽,无力再战,同意媾和。

  俄、日两方在美国的朴茨茅斯谈判。维特以大国代表自居,神态傲慢。日方代表小村寿太郎讥讽道:“察言观色,阁下似乎代表战胜国?”维特毕竟心虚气短,连忙辩解道:“此地无胜利者,也无失败者。”

  因美国从中调解,9月5日,俄、日双方停战,签署的和约规定,沙俄把在中国的大部分特权转让给日本。于是,日本获得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俄国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封锁了俄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俄国赔偿日本巨额战费,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利益,同意中东铁路只做商业运输之用,还签署了一个不平等的渔业协议。

  俄国战败的消息传回国内,引发新的大罢工浪潮。革命党因势利导,在城市建立了罢工委员会。1905年9月19日,莫斯科爆发印刷工人的总罢工,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加入了。工人用石头、手枪等为武器,与宪兵、警察和哥萨克骑兵激战。列宁闻讯,兴奋地高呼:“暴动乌拉!”

  10月13日,全国性的总罢工开始。全部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要求召开立宪会议。工厂停工,车船停开,学校停课,店铺关门,政府部门的职员也拒绝上班,都上街游行示威,全国一片沸腾。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执掌朝政,下令武力镇压:“别空放一枪!别吝惜子弹!”城市的军、警、宪、特全部出动,甚至还调来炮队。罢工者推倒电线杆,筑起街垒,架上铁丝网,夺取军警的武器,与镇压者展开枪战。

  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被迫让步,听从新任内阁总理大臣维特之议,签署宣言,与资产阶级合作,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这个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君主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其职责多是礼仪性的。君主交出所有的权力,国家的主要行政人首相只能在宪法和法律内治理国家。

  沙皇许诺,要给人民集会、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扩大选举权,国家杜马改为立法机关。宣言集中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大工厂主、银行家和工商业界各党派组成“十月十七日同盟”即“十月党”,中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则组成“立宪民主党”。他们与维特政府合作,反对人民继续革命。十月党人公开说:“够了,别再革命了。”并高呼:“秩序乌拉!”立宪民主党主张用和平的方式与君主制妥协,通过国家杜马,在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和无性别、民族、信仰差别的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即走西欧式议会民主的道路。他们认为:议会民主制建立在各阶级各阶层代表人物进行充分辩论和广泛合作的基础上面,无议会的民主将会导致缺乏监督的专制政体出现;若强有力的代表制机构切实参与国家管理,就能毫不间断地保持政治上的连续性,并为公民权利提供宪法保障。宪法,即国家大法,别的法令制度都必须接受其约束。

  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跟着活跃起来,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思想充满幻想和荒唐,宣称“一切权力都是屠杀人类智慧和心灵的罪恶”,认为无论什么国家都是万恶之源,人世间的种种不幸和痛苦都是国家造成的。他们主张社会的最高理想应是无政府和无秩序结合,人与人应由契约联系起来,不应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只想打倒国家,不肯触动私有制。因他们仇恨国家机器,在周围聚集了大量流氓和刑事犯罪分子,组织暴动,制造血案,严重危害社会。俄工党内部也发生激烈的争论,孟党乐观地说:“专制制度从此不复存在,俄国进入了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行列。”

  布党特立独行,提醒民众别轻信诺言,仍按既定方针准备武装暴动,彻底推翻沙皇政权。布党重要人物柯巴神情振奋,在格鲁吉亚梯弗里斯的民众集会上说:“为了真正获得胜利,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三件东西——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

  迫于形势,沙皇虽颁布改良主义的宣言,却并未平息民众心里的怒火。

  1905年8月,沙俄政府宣布,打算召开国家杜马。杜马,即今之议会。

  9月13日,圣彼得堡建立首个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当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基辅、罗斯托夫、莫斯科、萨马拉、哈尔科夫、弗拉基高加索和其他地方,都成立了市苏维埃。

  10月17日,尼古拉二世签署专门文告,宣布杜马选举。

  11月26日,圣彼得堡苏维埃的首任主席、非党人士格·斯·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律师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列·达·托洛茨基当选为主席。为了破坏革命,沙俄维特政府成立一个名叫“俄罗斯人民同盟”的黑帮组织,专门逮捕、屠杀和迫害革命者。他们暗杀了巴尔曼和外号“父亲”的费多夫·阿法拉西耶夫等布党,放火焚烧了正在举行工人集会的铁路局大楼,不少人被烧死烧伤。还逮捕圣彼得堡苏维埃领导者和指挥莫斯科暴动的革命党人,使圣彼得堡武装暴动夭折,也影响了莫斯科的武装暴动。因力量分散,缺乏统一领导,未得到大部分军队的支持和农民的及时配合,行动不一致,列宁直接领导的1905年“十二月暴动”失败了。

  此后,布党的威信迅速下降,马克思主义被冷落,革命领袖纷纷转入地下或流亡国外。列宁侨居日内瓦,普列汉诺夫指责说:“本来就不应拿起武器造反。”列宁正色回答:

  恰好相反。本来就应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造反,本来就应向民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不行,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

  正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05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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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衣少食哥里镇索索立志

  父亡母寡神学院柯巴吟诗

  话说1905年“十二月暴动”失败,列宁仍坚持武装斗争。

  再说1908年3月18日,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25周年和巴黎公社建立37周年,在日内瓦大礼堂举行的第二共产国际会议上,列宁发表《公社的教训》的著名演说:

  两个错误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首个错误,是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无“剥夺剥夺者”,却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未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消灭自己的敌人,却竭力从精神上感化他们,贬低了国内战争中纯军事行动的意义,未向凡尔赛宫坚决进攻,在巴黎取得彻底的胜利,而是行动迟缓,使凡尔赛政府有充裕的时间纠集黑暗势力制造五月的流血周。

  1912年4月,西伯利亚的连纳金矿罢工,被宪兵打死打伤500多人,引发全国性的抗议浪潮,有100多万人罢工。列宁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到来,决定委托刚从流放地逃回来的柯巴负责编辑出版《真理报》,及时地指导运动。布党通过自己的杜马代表取得当局的同意,5月5日《真理报》正式在圣彼得堡创刊。柯巴为该报首任主编,斯克里亚宾——后来更名为“莫洛托夫”(俄语“铁锤”之意)担任书记。柯巴亲自写了创刊号的社论《我们的目的》,阐明该报的宗旨为:捍卫工人的利益和向敌人宣战。但就在当天柯巴又被捕了,流放到西伯利亚。此后,《真理报》由莫洛托夫负责。

  列宁重视《真理报》的宣传作用,几乎每天都要给它撰稿,前后共写了280篇。为了提高报纸的档次和知名度,他还给高尔基等人写信,请求供稿。他重视办报的方向,要求《真理报》毫不动摇地与各种机会主义斗争。该报曾一度对取消派态度暧昧,在列宁尖锐批评后才改变了过来。《真理报》主要靠工人捐款维持,因此列宁注重刊载工人民众的文章和来信,仅第一年就发表了1.1万多封工人的来信。

  《真理报》虽是合法的报纸,却仍受到当局严密监视。为了对付新闻检查官的刁难和警察的袭击,该报在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编辑、印刷和发行的方法。它有两套编辑部,公开的名义上的编辑是40个文盲,任务是代替真正的编辑坐牢,头一年他们就在牢里共待了47个月。在印刷厂出版的报纸,与送审的报纸并不完全相同。发行时,一半由报童在街上兜售,另一半则秘密地先送到各个工厂,再分发给具体的订户。6000邮购订户的报纸,分散在邮局寄送。虽如此,《真理报》仍被当局查封了8次,总计出版的645期中被没收了155期。

  《真理报》还多次变换名称,与敌人捉迷藏,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工人日报》、《劳动者真理报》、《无产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等。《真理报》为宣传俄工党的理论、方针和路线,争取民众和扩大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此,《真理报》的创刊日5月5日在后来被确定为苏俄和苏联的工人出版节。

  1912年9月,柯巴逃回圣彼得堡,继续在《真理报》编辑部负责。1913年1月,他撰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称赞他是党的“民族问题的理论权威”。2月,因奸细告密,柯巴在为《真理报》募捐的晚会上再次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最遥远最偏僻的地方,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临时政府赦免。

  柯巴是何等样人?此人即后来名震寰宇的斯大林。这位风云人物,不像列宁那样出身于位高名重丰衣足食的贵族大家,而是诞生在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穷苦小户。

  柯巴的全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1879年12月21日(俄历12月9日)诞生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省的哥里镇,当时该城只有4000多居民。哥里是古希腊人所说科尔吉斯州的一部分,根据神话传说,忒萨利亚王子伊阿宋曾率领亚尔古的英雄们来这里寻找金羊毛。哥里距离第比利斯76公里,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库拉河畔,群山环抱,盛产小麦和葡萄,远处是终年积雪的高加索山脉。若干年后,结仇者在斯大林的生日上做文章,说哥里属于古希腊的科尔吉斯州,希腊早有传说——12月21日是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这天出生者是恶魔之子,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柯巴是农奴的后代,祖父名叫扎扎·朱加什维里,1840年参加过反对阿萨季·阿尼公爵农奴的暴动,被抓住毒打后关进了监狱。扎扎从监狱逃跑,来到第比利亚迪迪利洛村,隐姓埋名,娶了农奴的女儿布里·克鲁普斯卡娅为妻。1864年4月1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废除农奴制,扎扎才获得迁居的自由。柯巴的父亲名叫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爱称为“别索”,体格健壮,黑眉浓须,好酒贪杯,目不识丁。别索在第比利斯阿杰利汉诺夫皮鞋厂当鞋匠,该厂为高加索的俄国军队提供靴子。柯巴的母亲名叫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朱加施维里,爱称为“凯凯”。凯凯红发蓝眼,高鼻阔嘴,手脚粗大,略识文字。

  1874年结婚时,别索24岁,凯凯16岁。他俩住在哥里大教堂附近,家境贫寒,根据格鲁吉亚《斯大林博物馆》解说词:

  屋子是一座平房,不到30平方米,小间10平方米左右;在近20平方米的大间里,中间是一张方桌,放着一只粗陶水瓶,五斗橱上有一只茶炊和一面镜子,一侧是一张床和两条板凳,朴实无华。屋内一扇窗户,屋内光线暗淡,陈设简陋——四只小凳子,一张小桌子,一把茶炊,一面镜子,一个小碗橱,一只存放衣物的大箱子,一张铺着草垫子的木板床,还有带半地下室的小厨房。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

  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说:

  杂乱无章的街道,稀稀落落的房舍和果树园——这一切使哥里看起来像一座散乱的村落。至少可以这么说:城市贫民的住宅和农民的房舍几乎毫无区别。朱加施维里一家住的是一座古老的泥舍,只有壁角是砖砌的,顶上盖着沙土,风雨通行无阻。约瑟夫过去的同班同学德·戈戈希亚在描写朱加施维里家的房子时是这样写的:“他们的房间不过八尺见方,隔壁就是厨房。门直接从院落通到房里,连一坎台阶也无。地上铺着砖。一扇小窗几乎完全不透光。房间的摆设是一张小桌子、一条凳子,还有一张上面铺着‘契洛皮亚’——草垫子——的有点像木板床的宽大的睡榻。”此外,后来又增加了他母亲的一部陈旧的、声音嘈杂的缝纫机。

  凯凯共生养4个孩子,前面3个都夭折了,第4个就是侥幸活下来的柯巴。凯凯疼爱独子,称之为“索索”。贫贱夫妻百事哀。性情暴躁的别索把做皮靴所得的钱都拿去换了酒喝,常酗酒发疯,在外面与人斗殴受伤,回家则毒打凯凯母子出气。凯凯最初逆来顺受,后来就奋起反抗。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勤劳善良,为别人烤面包、缝洗衣服、擦洗地板,做其他杂活,辛辛苦苦地挣钱,默默地承担全家的生活重担。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索索命乖运蹇,刚生下来就左脚五趾粘连在一起。6岁的时候感染天花,一连7天高烧不退,接着又呕吐不止,病得死去活来。母亲凯凯伤心,日夜守候在床边。看着自己唯一的儿子在疾病中遭受折磨,自己却束手无策。不久,命大福大的索索终于从死神的魔爪中挣脱出来,虽保住小命,却在脸上留下了黑色的麻坑。

  索索从小看到的是贫穷、饥饿、轻蔑、歧视、嘲笑和暴力,养成了凶狠暴戾的性格,喜欢寻衅打架。读小学时,他虽矮小瘦弱,却凭借视死如归勇猛好斗的精神,使两个身高体壮孔武有力的男孩俯首称臣。不打不相识,三人化敌为友,歃血结盟,形成了以索索为帮主所向披靡的“三剑客”。即使是正在打群架的孩子,只要看见他们走近,瞪着闪烁黄色凶光的眼睛,就心里发憷,两腿颤抖,不由自主地连声求饶。

  索索具有强烈的控制欲,一心想称霸称王,精力必然分散。老师常批评他上课的时候“眼珠乱转,心里有鬼”,动辄罚他站在教室的墙角听讲。即使如此,他也不规矩,趁老师不注意,转过身来扮鬼脸,吓唬胆小怕事的同学。索索爱勤劳的母亲,恨不顾家的父亲。10岁时,看见满嘴酒气的别索挥舞着拳头把凯凯打得满地乱滚时,可怜母亲,血涌脑门,紧握刀子冲上前去:“我与你拼了!”别索害怕亡命徒的儿子,急忙松手,飞也似的逃出了家门。不久,他在外乡酒醉惹事,被人用尖刀捅死,丢弃在野狗出没的乱葬坟。

  父母常吵架斗殴,家庭充斥着暴力行为,对孩子个人性格的形成不能不产生影响。因此,索索日后成为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喜欢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在与不同思想倾向的斗争中,更习惯于使用高压手段迫使对方投降。

  此后,在苦难和屈辱的日子里,索索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儿子读书,凯凯在所就读的教会小学做清洁工,每月挣10卢布。索索因为成绩好,可以每个月得到校方奖励的3卢布助学金。13卢布,母子俩就是依靠这么一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

  索索12岁的时候遭遇了一次车祸,左臂被疾驰而来的马车压伤,昏迷整整10天。虽依靠乡下郎中的膏药挽救了性命,左臂肘关节却落下残疾,比右臂短而乏力,而且再也不能弯曲自如了。他深感自卑,努力掩盖这个缺陷,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裸露上身,也因此之故,终其一生都未学会游泳——虽热爱体育运动,还深知游泳能使身体得到全面锻炼。不过,有的场合就不能避免,如后来人们所见作为苏联领袖的斯大林与别人的合影,左臂总是弯曲起来按住胸口,不明内情者还满以为领袖是在为党和国家默默地宣誓效忠,因此肃然起敬。

  慢慢长大的索索决心努力学习,报答辛劳的母亲。上课听讲,他全神贯注,眼珠不再乱转,与以往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精力充沛,活泼好动,读书勤奋,孜孜不倦,功课无懈可击,对老师的提问对答如流,期末评比,不仅是全班也是全校的优秀学生之一。

  儿子的每一点进步都使母亲感到欣慰,虽生活拮据,凯凯还是尽量让儿子穿得整洁一些,打扮得帅气一些。冬季,索索头顶小毡帽,身穿蓝色大衣,戴着灰色手套,围着鲜红的领巾,使小伙伴们羡慕不已。他喜欢参加游戏,与小伙伴相处融洽。他有一副好嗓子,歌声高亢嘹亮,是哥里教会学校唱诗班的领唱员。

  索索天资聪颖,博闻强记。15岁中学毕业,成绩优异,被保送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后来更名为“第比利斯东正教中学”)读书。

  这座神学院,在信奉东正教的格鲁吉亚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称之为当地的最高学府。它与俄罗斯帝国其他地区的神学院一样,不仅要对学生灌输文化知识,还要进行宗教教育,训练学生适应宗教生活。这也符合信仰东正教的柯巴母亲的意愿。母亲希望儿子学会俄语这种官方语言,长大当一个神甫,既有权又有钱,生活优裕,一家人都会受到教区以内人们的尊敬。其父在世时,竭力反对索索读书识字,要儿子跟自己学做皮靴:“学会做鞋,像我一样每天都有酒喝,多么好啊!”索索10岁时,被父亲带到制鞋厂学手艺。父亲死后,索索才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读书时期,索索喜欢跑步,身体逐渐结实强壮。粗暴凶狠的性格收敛了,变得自制力强,有忍耐性,遇事不慌,态度从容。不过,他对待人仍缺少同情,性格仍像寒冰般冷漠和钢铁般坚强。

  索索求知欲旺盛,课本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故常到哥里图书馆读书,几年时间,就几乎读完全部藏书。他特别喜欢文艺作品,最让他着迷的是浪漫主义作家阿·卡兹别里的小说《弑父》。这是一部描写爱情、密谋、冒险精神的历史题材小说,取材于1845年格鲁吉亚人民反抗沙俄入侵者的斗争故事。索索特别崇拜书中的主人公柯巴(土耳其语“无所畏惧”),那是一位传奇英雄人物,勇敢机智,无私无畏。于是,索索自称“柯巴”,渴望成为柯巴一样的勇士,出人头地,名垂青史。

  这所神学院的院长是俄罗斯人,学监是格鲁吉亚人。他们对学生管教严格,违反校规的学生要受体罚,禁闭在黑屋子里。院方怂恿学生打小报告,修道士和班长常窥探学生,搜查箱子,偷听谈话,一旦可疑,就去告发。

  神学院像一座管理严格的兵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作息制度一成不变:一间屋子里住20至30人,早晨7时起床,先祈祷,后吃早点;铃声一响就走进教室,第一件事是由值日生对上帝读祈祷文,8至14时上课,15时进午餐,饭后经允许可以外出活动,在18时前必须赶回学校。18时点名,点名后禁止外出。夜晚还要再祈祷,20时进晚餐,然后回到班里自习,22时就寝,节假日也要做4小时拜神活动。

  课程除了神学外,还有数学、希腊语、法语、西班牙语、拉丁语以及俄罗斯文学和历史、地理等。学校强行推广俄语,体罚学生。学习的内容枯燥乏味,强调死记硬背,学生毫无兴趣。前两年,柯巴还是一个好学生,聪明勤奋,反应灵敏,记忆力强,第一年考试名列全班第8位,翌年升至第5位。正是:白日地中出,金乌天外来。

  第比利斯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位于格鲁吉亚西部地区,气候炎热,风沙弥漫。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沙皇所派总督的驻地,也是外高加索政府所在地,有15万居民,主要是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这里有广场、大街和狭窄弯曲的小巷,大街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平顶房屋和喧嚣吵闹的商贸市场。在市场里面,人们摩肩接踵,土耳其和波斯商人经营各式各样的店铺,陈列着各种各样的货物,与当地人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

  1867年,沙俄在外高加索发现石油,铺设了一条从第比利斯到黑海的铁路。不久,这条铁路又从黑海延伸到石油城巴库。于是,以往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外高加索地区结束闭塞落后的状态,人口大量增加,石油矿区星罗棋布,与炼油相关的各类工厂像雨后春笋,纷纷修建起来。这里,不仅聚集了一批石油企业家,还有酒业商人、烟草厂主和小麦面粉厂主纷至沓来,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于是,第比利斯和巴库也先后成为南俄工人运动的两个中心。

  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柯巴常在这里借书。他爱好数学、历史和文学,不仅读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作品,还读西方著作。柯巴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政治书籍,特别是社会主义理论。

  对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读书活动。像谙熟祷文和圣经,他读过的东西从来不会遗忘。多年后,他常引用或提到在这段时间里所读过的书籍里的内容。其中,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影响很大。柯巴对同学们说:“哪有什么上帝!老师所讲《圣经》乃是胡言乱语。”——神学院竟然培养出了无神论者,真有讽刺意味!

  从第3年开始,柯巴不喜欢有祈祷内容的宗教课程,失去了学习神学功课的兴趣。他变得沉默寡言,喜欢单独躲在一个角落里阅读禁书。所谓“禁书”,指当局认为会给读者灌输造反思想的书籍。后来,柯巴发现不少同学都在阅读“禁书”,就互相串联成立学习小组,被选为领导者。

  第比利斯东正教神学院自从创建以来,一直都有学生反叛的传统。前任院长丘杰茨基出身于俄罗斯修道士,以蔑视的口吻说格鲁吉亚语是“狗语”,以严厉的院规随意惩罚学生,因此多次受到学生的袭击,后来竟然被苦大仇深的学生暗杀了,而且案件始终未被当局侦破。继任者制定更为严厉的校规,以跟踪盯梢、鼓励告密、突然搜查和停课禁闭、开除出校等手段监视威胁学生。

  柯巴崇尚造反,常与院方作对。他不能忍受神学院的清规戒律,对搜查学生的行为公开表示不满,与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争论是非曲直。路上遇见常打小报告的修道士、班长和教师则侧目而视,昂首挺胸,坚决不鞠躬行礼。

  柯巴虽厌恶神学课程,却喜欢祷文的韵律和《圣经》的诗意。他写过大量诗歌,用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每写完一首诗歌,都要首先在同学中间朗诵,征求意见,然后修改,加工润色,发表在格鲁吉亚的报刊上。他的诗歌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反映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其中一首诗歌全文阙如,只有几句因为意境优美流传下来:

  玫瑰一旦盛开就拥抱紫罗兰,

  百合苏醒后朝着春风鞠躬,

  云雀飞上蓝天将要一展歌喉,

  喁喁私语者是夜莺雌雄重逢。

  1896年,17岁的柯巴写了一首诗歌《歌手》:

  他挨门逐户徘徊,仿佛与世隔绝的魔鬼。

  在若有所思的歌调中,维护神圣的真理。

  这首美妙的歌,唤醒了众人的理智。

  感谢歌手,使人们变得温柔。

  众人清醒后产生了动摇,充满了恐惧。

  在大地上空,举起了装满毒药的酒杯。

  唱吧,该死的,歌唱严酷的命运,

  我们宁要人间的谎言,也不要天上的真理!

  今天,柯巴完整的诗歌仅存《致月亮》和《早晨》这两首。

  《致月亮》一诗,以热烈奔放的语言抒发作者的情怀:

  乌云笼罩着大地,你凌空不倦地悠然徜徉,

  用自己银白色的光辉,把浓雾和黑暗驱赶到远方。

  你含情脉脉地微笑,俯视着大地睡梦正香,

  对着卡兹别克(山)吟咏摇篮曲,冰峰急速地向你亲近下降。

  牢记谁被惨遭杀害,谁正遭受祸殃,

  获得希望的鼓舞,看齐姆塔茨明达山岗。

  你在黑暗的天空大放异彩,闪耀着青白色的光芒,

  用你那温柔的银光,照耀我的故乡一如往常。

  我向你袒露自己的胸怀,迎面伸出我的双手,

  我内心万分激动,再次看到皎洁的月亮。

  《早晨》一诗,以清新雅洁的语言描写早晨风光,刻画一个热爱生活的老农民的精神世界:

  粉色的蓓蕾开放了,紧贴着蓝色的紫罗兰,

  轻风唤醒的草玉铃,垂在青草上。

  云雀在碧空歌唱,穿过高云飞翔,

  柔美的夜莺啊,从灌木丛中向孩子们歌唱。

  “啊!繁荣吧!我的格鲁吉亚,

  让和平走遍故里,朋友们,

  你们要好好学习,为自己的祖国增光!”

  我们的朋友尼尼卡老了,无情的白发毁了他,

  有力的肩膀垂下,英雄成为无能者。

  真是不幸,以往他手挥狂怒的镰刀,

  旋风般走在田间,捆捆庄稼躺下来。

  庄稼地里来回跑,擦去脸上的汗水,

  此时那欢快的火焰,照亮了青年的心。

  今天他是:两脚不能走路,

  无情的高龄不饶人,衰弱老人久卧病床,讲故事给孙子们听。

  庄稼地传出欢乐的歌声,他精神振奋,

  那颗坚强的心啊,总要加快跳动。

  老人架着拐杖,站立起来了,对着孩子们微微笑,

  刹那间脸上泛出红晕。

  柯巴具有非凡的诗歌天赋,是一个真正的诗人。

  有一个事实最能说明问题:当时,报刊开展文学作品的评选活动,柯巴的诗歌受到格鲁吉亚文学经典作家伊力亚·卡夫卡瓦泽的高度评价,并把其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此事,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沙俄统治的格鲁吉亚绝无仅有。

  1912年,《早晨》一诗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上千万中学生一边朗诵一边联想,深深陶醉于描绘美好生活的意境中。

  斯大林喜欢文学,也热爱文学大师。如苔菲和伊万·布宁。

  苔菲是有广泛读者的女作家,在俄国文坛的影响很大。她擅长写脍炙人口的幽默讽刺小说,揭露俄罗斯人的“国民劣根性”。因她反对布党,十月革命后移居法国。

  伊万·布宁,俄罗斯作家,诗人。生于贵族之家。早期创作以诗歌为主,文笔细腻。19世纪90年代致力于散文创作,作品结构严谨,语言简洁,心理描写传神,被高尔基称为“当代优秀的文体学家”。1920年,布宁侨居法国,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首个俄语得主和唯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另一个俄罗斯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布宁一起角逐该奖,前者开始以为稳操胜券,继而信心不足,向布宁提出,两人无论谁得奖都把奖金分给对方一半。布宁拒绝了,获奖后顾盼自雄,独步天下,半夜在旅馆放声高歌,惊醒全楼的人。1946年,当他俩被祖国渐渐淡忘时,西蒙诺夫、爱伦堡以苏联作家的身份访问巴黎,接受了斯大林交给的一个任务——邀请苔菲和布宁回国。因苔菲和布宁拒绝,西蒙诺夫和爱伦堡未能完成任务。因此,斯大林颇为不快。

  1952年和1953年,苔菲和布宁先后病逝于巴黎,前者80岁,后者84岁。

  还有一则传闻:1949年,斯大林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红军大元帅,总揽党政军大权,70岁生日前夕,负责国家安全的贝利亚授意有关部门,秘密组织翻译出版斯大林所撰诗歌,作为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于是,全国一些最优秀的诗歌翻译家被召集到一起,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隐去,无人能料想到这是斯大林的作品。关于原作的水平,参加翻译工作的一个名家的评价是:“有资格角逐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后来,斯大林本人知道了此事,立即下令停止翻译——什么缘由,无从明白。于是,根据领袖斯大林的旨意,诗人斯大林未能成为斯大林文学奖金的获得者。

  有人说“愤怒出诗人”,即感情丰富者才能写出脍炙人口的诗歌。青年斯大林即柯巴,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1893至1896年),正是他在第比利斯东正教神学院读书期间,对未来充满希望,自然激情澎湃。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日理万机,间或忙里偷闲写诗抒怀,虽字斟句酌,其意境却与以往有天壤之别。

  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是善于写小说和诗歌的作家,发表过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有一次,斯大林对帕氏说:“我的一个朋友喜欢舞文弄墨,写了几首诗歌,请您不吝赐教!”满以为会得到一番赞美。不料,后者看了诗歌,觉得单调乏味,毫无诗意,摇了摇头,果断地说:“最好让您的朋友去做别的事,或许更合适吧!”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神情尴尬地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帕氏虽一直都不知道这些诗歌是斯大林的杰作,只是凭借专业能力行使否决权,却万万没想到,斯大林的这个“朋友”“更合适的”“别的事”做得很出色——不仅主宰着一个泱泱大国,对士农工商全体国民有生杀予夺之权,还影响了全世界。

  面对强权政治,一切文学艺术都必须低头。在诗歌的国度里,虽帕氏宣判了斯大林的死刑,斯大林却有权在现实的国度里宣判帕氏本人及其诗歌的死刑。20年代后期,帕氏受到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攻击,很难发表作品,就转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使大量西欧古典文学名著得以陈列在苏联的书店里。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宣布美学原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协会要求作家接近社会,积极描绘苏维埃生活。在苏联首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把帕氏树立为诗人的样板,取代了“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德沃罗夫。在整个30年代,帕氏的作品不断地出版发行,影响很大。

  1937年,帕氏把家搬到莫斯科郊外,成为脱离莫斯科现代艺术的象征。这种做法在此时很危险,即使是马氏采取这种态度也很危险。斯大林曾高度评价马氏:“过去是今天仍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帕氏虽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后来“暴露文学”作品中常流露“不健康”的情绪而受到指责,一直摆脱不了被批判的命运。1960年5月30日,帕氏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享年70岁。

  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氏恢复名誉,并成立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1989年12月10日由其儿子代领,会中演奏巴赫D小调组曲中的“萨拉班达”大提琴独奏曲。帕氏曾说过:“当我写作《日瓦戈医生》时,我时刻感受到自己在与时代人面前负有一笔巨债。写这部小说是试图偿还债务。当我慢慢写作时,还债的感觉一直充满心房。多少年来我只写抒情诗或从事翻译,我认为有责任用小说讲述我们的时代……”此乃后话。

  才干超群的萨莎·楚鲁吉泽和拉多·凯茨霍维利出现在柯巴的生活里。

  萨莎出身于皇族家庭,是一个有文学才干的知识分子。他投身于革命事业,用格鲁吉亚文为大型刊物《伊比利亚》撰稿,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1905年6月,他患肺病去世,格鲁吉亚革命者都参加了葬礼,使葬礼变成了一次民众的示威游行。斯大林授意有关部门收集萨莎的文章,编辑成册,于1927年出版,作为对朋友的纪念。

  拉多的性格与萨莎大不相同。后者是一个狂热的知识分子,前者是一个不知疲倦富有事业心的实干家。他也在哥里神学校和第比利斯神学院上过学,然后开始革命生涯。1893年12月,神学院发生轰动一时的罢课风潮后,他到了基辅,被捕入狱,3个月后,一直受到警方的监视。1897年,他回到第比利斯,以巨大的热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这两个朋友激发了柯巴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介绍他加入俄语麦撒墨达西社——“第三小组”——格鲁吉亚首个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组织。创始人有诺伊·饶尔丹尼亚、克·齐赫泽、戈·策烈铁里和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饶尔丹尼亚是领导者——曾在神学院上过学,1918至1921年担任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主席。

  1898年8月,柯巴抛弃上帝,信奉马克思主义,在神学院建立了麦撒墨达西社的一个分部,根据手抄本研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部分章节。

  由于麦撒墨达西社巧妙地伪装,其活动得到警方许可,出版格鲁吉亚文日报《沟》和月刊《先驱》,主张反抗沙皇政权,鼓动造反,宣传暴力行动。当时,柯巴的任务是给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和马拉有轨车工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工人们组织成为学习活动小组,每组10至20人不等,每一个志愿前来的学生都分配了相同的工作,因为这个年轻的组织缺乏有文化有觉悟者做启蒙工作。这些小组大多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窝棚里,空气中充满刺鼻的莫合烟气味和汗臭气味。门外有一个人负责放哨,以免遭受警察突然袭击。在这里,年轻的柯巴得到锻炼和提高,感到精神上满足。从身份上看,柯巴虽还是修道士看管下的一只驯服羔羊,实际上已把精神上的炸药放到了沙皇帝国和教会的基石上。工人们在年龄上虽比柯巴大得多却恭恭敬敬地听讲,把他当成自己的领导者。

  集会后柯巴匆匆忙忙赶回学校,向修道士解释,并为自己长时间不在学校寻找借口,然后装作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与其他人一起祈祷。也就是说,柯巴过着双重生活——作为一个无神论者,要假装是虔诚的教徒;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麦撒墨达西社是一个重要的领导者,在学校里扮演学生的角色,听任修道士严厉呵斥。他的性格中增加了乖巧和圆滑的成分,举止沉稳,和蔼可亲,谨言慎行,深藏不露。

  1899年5月27日,柯巴参加为期一周的罢课,反对校方以学生为敌人的校规,与另外87个同学被神学院除名。当年,柯巴19岁,差一年就毕业了。柯巴满怀愤怒,独自离开神学院。走出大门时,紧握双拳,仰望苍穹,暗暗发誓:此生今世,我柯巴一定要摧毁制造上帝的神学院,摧毁东正教,摘掉沙皇头上的金冠!——高天厚地作证,18年后,柯巴的誓言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

  此时此刻,身后的神学院里传出有钢琴伴奏的《赞美诗》深情而悠扬的歌曲:

  朝霞出现在天边,温柔的风吹过原野。啊,这是祖辈开垦的田地,我们世代生活的家园。太阳升起又落下,树叶绿了又变黄。啊,孩子已长大成人,奔向远方别流连忘返……

  在被学校开除后的几个月里,柯巴找不到工作,无固定的住处,到哥里住了一段日子,后来返回第比利斯。这段时间,他与听讲的一些工人住在一起。依靠朋友的帮助,在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上课挣钱。年底,他谋到一个薪水微薄的工作——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做职员。

  在最初几个月里,柯巴与一些工人忙于准备高加索的首次“5·1”节游行示威。届时,500多个工人出城,到第比利斯远郊区的盐湖集合——那里不会受到警察监视。到了目的地,示威者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红旗、自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拉开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字书写的革命横幅。在集会上,柯巴首次公开演说。随后,示威者高唱革命歌曲。

  1901年9月,拉多躲过第比利斯警察的追捕,来到巴库,建立了一个秘密印刷厂,用格鲁吉亚文出版《斗争报》。之前,柯巴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偶然写一些短的传单和宣言,今天开始写革命的理论文章了。正是: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06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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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恋移情伊里奇巴黎艳遇

  舍生忘死流浪者广场劫钞

  话说柯巴来到巴库,在《斗争报》上撰写革命的理论文章。

  再说1907年秋季,第二共产国际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召开七大,来自五大洲25个国家的代表共886人,列宁作为共产国际工党执行局成员进入主席团。第二共产国际的元老、德国社民党人倍倍尔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各国无产阶级应竭力阻止战争爆发,一旦战争爆发就要争取尽快结束战争。列宁和卢森堡等左派提出不同意见:若爆发帝国主义战争就掀起国内革命。倍倍尔走下主席台,绕场一周,向每个代表团招手致意,不时停下来以高人的身份指点迷津,该这样,不该那样。当他走近俄国代表团时,布尔什维克代表利瓦伊诺夫突然站起来问:“您为何不喜欢我们?”倍倍尔辩解道:“我对大家都喜欢啊!”接着,又说:“不过,布尔什维克是一种幼稚病……”列宁盯着一向支持孟什维克的倍倍尔,脸上现出讥讽的微笑:到底谁有幼稚病,拭目以待吧!

  1907年冬季,斯托雷平政府通缉列宁,准备秘密逮捕他。列宁得到消息,立即从芬兰前往斯德哥尔摩。为了安全,他未直接到码头,而是多走了3俄里从附近的纳古岛上船,然后横渡波罗的海。当时,天寒地冻,海面虽大都结了坚冰,却并非每处都坚固。两个当向导的农民临行前喝了一点酒御寒,途中酒性发作,双眼迷蒙,一不小心踩到一块流冰上。列宁脚下的冰块裂开,脑子里“嗡”的一声,立即产生恐惧感:“完了!”危急中,他冒险跳过面前的冰缝,踏上坚实的冰块。列宁死里逃生,两个农民却稀里糊涂地掉进深不可测的窟窿。

  几天后克鲁普斯卡娅赶来与列宁汇合,然后到日内瓦。途经柏林,在街上路边小饭馆误吃一份有毒的油煎墨鱼。回到旅店,两个人都病倒了,胃里翻江倒海,嘴里流着白沫,浑身软弱无力。因两人用的是假护照,不能长久停留,请医生简单治疗一下后又挣扎着前行。刚到日内瓦,就拖着病体,恢复《无产者报》的出版。列宁在复刊后的首期上发表文章,说无产阶级的党决不能因为暂时失败而颓丧或张皇失措,也决不会盲目行动。

  低潮时期,布党不少领袖著书修改马克思的学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巴扎罗夫等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

  1908年2月,列宁一头扎进日内瓦和伦敦的图书馆,查找资料,撰写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批判波格丹诺夫等人的错误观点。

  当时,有大量孟党和社革党流亡者聚居在法国,各种思潮展开竞争。于是,列宁在1908年12月迁往巴黎。列宁和孟党中的“左派”普列汉诺夫等人,要求保留秘密的俄工党组织和地下革命活动,恢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被称为“护党派”。孟党中的右派唐恩等人则认为新的革命高潮难以指望,主张取消秘密的党组织,建立合法的工人政党,走议会制道路,等待立宪改革,此即“取消派”。波格丹诺夫等人否认革命进入低潮的事实,反对利用一切合法组织进行斗争,主张从杜马中召回俄工党的代表,此即“召回派”。

  1909年1月,俄工党五大在巴黎召开。列宁发言,批驳取消派是放弃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党,召回派是变相的取消派,破坏党惯用一切合法和半合法手段进行斗争的策略,必然脱离民众。大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列宁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拥护。因神经高度紧张,列宁辩论后回家,常面色如土,舌头发黑。巴黎的派别斗争愈演愈烈。有一次,一伙取消派成员突然闯入布党小组开会的咖啡馆,在强行要求发言被拒绝后竟然大打出手。于是,双方展开混战,衣服撕破,脸上流血,狼狈不堪。老板见状,急忙关掉电灯,众人无趣,只得松手罢休。

  列宁作为领袖,发现缺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少自封“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不是在思考如何推翻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而是热衷于空谈和诡辩。他心情郁闷,常叫喊头痛,克拉辛劝他出外旅游。于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人带着全家老小来到意大利,参观水城威尼斯,攀登维苏威火山。维苏威火山既高且陡,大家累得气喘吁吁。爬上山顶后豁然开朗,远处天高云淡,山峦叠翠,近处阡陌纵横,花红叶绿,一片壮丽的景色。同行者有人感慨万千,诗兴大发。当时,列宁突然大吼一声:“苦啊,孟什维克把我们折腾得好苦啊!”众人回忆起在巴黎的窘迫之状,立即索然无味,游兴顿失,匆匆下山而归。

  不仅是党派的纠纷,还有生存的痛苦。列宁常为经费问题困扰,出报要用钱,开会要用钱,办党校要用钱,旅游也要用钱,什么都要用钱,没钱什么都办不成。活动经费主要是党费,因布党成员只有几千人,还大多数是穷苦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所交党费微不足道。

  20世纪初,从事地下活动的俄工党大量经费就来自于反对沙皇的商人和企业家,最早的《真理报》就是在巴库石油大王马·伊·斯柯别列夫赞助下出刊的。其中最著名者是普梯洛夫的厂主莫罗佐夫。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以暴易暴,陷入焦虑,不能自拔,1907年竟然自杀了。在遗嘱中,他把全部家产都捐给反对派。因遗嘱的执行者是高尔基的夫人,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与高尔基搞好关系,把他当成自己的“财神”。因此,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严厉,说了不少尖锐的不合时宜的话,列宁始终宽宏大度,没为难恩人。

  在巴黎期间,列宁一家人主要靠写作的稿费谋生,著作出版困难,稿费有限,常吃便宜的马肉,从未吃过喜欢的牛肉。屋漏又遭连夜雨。有一次,列宁到图书馆看书,放在门口的自行车被人偷走了,只得步行十几里路回家,走得大汗淋漓,两脚绵软。

  聚居在巴黎的职业革命者都是坐而论道的白面书生,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经商,依靠纸上谈兵式的革命养活自己和一家老小。一旦经费接济不上就只有挨饿,有时甚至饿得起不了床。

  饥寒起盗心。早在1905年5月,布党中央就成立最高秘密组织“三人团”,由列宁总负责,克拉辛负责技术指导,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参与行动,被称为“高加索的没收者”。列宁下令:“我们党所有的大量的战斗小组不能无所作为,要采取一系列游击活动。”于是,恐怖活动中死于暗杀者逐年上升:1905年233人,1906年768人,1907年有1231人,全国各地出现“没收的洪流”——武装抢劫银行、财库和其他金融机构。

  秘密小组有两大任务:一是暗杀死心塌地与革命为敌的沙皇政府要员,二是以非常手段筹措经费。两大任务都执行得比较顺利,其中筹措经费接连采取了两个重要的行动。

  首个行动是克拉辛出马的。他派遣演员出身的布党女特工安德烈耶娃以美色迷惑大富翁莫罗佐夫,然后亲自登门拜访,软硬兼施,迫使莫罗佐夫立下遗嘱,把死后的保险赔付金交给安德烈耶娃;但死神总是远离大富翁,革命又等着用钱,克拉辛就指示安德烈耶娃杀死莫罗佐夫,并对现场巧妙布置,变成富翁自杀的情景。因天衣无缝,骗过了自称破案经验丰富的警察。

  第二个行动也是克拉辛直接指挥的。莫罗佐夫外甥施米特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家具厂,克拉辛对他下手,先是秘密发展施米特进入布党,然后说服他把全部家产献出来。因施米特口惠而实不至,克拉辛设法使他被捕和在狱中“自尽”了,遗产由两个妹妹继承。不久,有两个布党年轻男子奉命娶她们为妻。不到3个月,两对夫妻就一齐骂架斗殴,还愈演愈烈。两个女人忍无可忍,向法官求助,情愿折财免灾。于是,法院判决离婚,两个年轻男子分走一笔巨款。显然,这是预先策划好了的。

  当时,列宁夫妇出现了感情危机。他俩在流放期间结婚,克鲁普斯卡娅洗衣做饭,列宁撰写文章,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俄罗斯姑娘红颜特别易老,令人炫目的美貌像昙花一现,在嫁作他人妇后,身体发酵似的膨胀,腿壮臀肥,腰如水桶,脸庞吊着赘肉,皮肤也粗糙了。克氏想生一个孩子,使家庭增添人气,曾多次到乌法文问医求药,不知何故,始终未见成效。她年仅41岁,看上去却像51岁,因甲状腺发肿而眼球突出,蜡黄的脸上沟壑纵横,花容月貌荡然无存。穷困和辛劳使她一年四季穿的都是黑、蓝、灰等深色服装,更加显得老气横秋。流放者中有人喜欢穷开心而取笑别人,针对克氏写诗说:

  热情似火的克鲁普斯卡娅大妈,

  少女时代魔鬼身材多么迷人,

  今天却横向发展,

  超出了想象的边界。

  仁慈宽厚的心胸,

  包容一切幸福和苦难,

  就像俄罗斯原野一样,

  富饶而辽阔。

  列宁正当盛年,革命理想实现在遥远的未来,今天最需要的是性感强烈的女人。在一次俄国流亡革命者集会上,已秃顶的40岁的列宁邂逅风姿绰约的伊涅莎-阿尔曼德。

  1910年,伊涅莎在巴黎与列宁相识。当时,她35岁,看上去却像25岁。

  伊涅莎是成熟的少妇,一身入时得体的服装,一头深棕色的秀发,一双勾魂摄魄的大眼睛,妖娆的面庞,高耸的胸脯,丰满的嘴唇,举止优雅,谈吐不俗,让人眼前一亮,一下子就使列宁着迷。充满超人睿智和天才领袖气质的列宁,也正是伊涅莎神往已久的富于魅力的男人。他俩一见钟情,乐莫乐兮新相知,常在林荫道上漫步,在奥里安街咖啡馆谈心,难分难舍,相见恨晚。

  列宁从交谈中得知伊涅莎的身世。她是法国籍和苏格兰籍两个演员生的女儿,受过高等教育,会弹钢琴,懂着装打扮,能流利地不带方音地讲四国语言。1893年,她18岁时,与俄国最富裕的资本家之一——阿曼德的长子亚历山大结婚,生育了4个儿子。她有保姆、厨师、家庭教师和保安人员。若对这种生活不感到乏味无聊,就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20岁时,她是一个真正的法国美人:椭圆形的面孔,波纹状的头发,聪明的前额,闪动着波光的大眼睛,优美弯曲的眉毛,挺直光滑的鼻子,妩媚动人的嘴巴,以及说明她具有强烈的热情和坚强决心的圆圆的下巴;但伊涅莎是一个厌倦富足、平静而平庸的生活,追求新鲜、动荡和刺激的女人,7年后抛夫弃子,与丈夫之弟弗拉吉米尔·阿曼德私奔到意大利和瑞士,怀孕后返回莫斯科。当时,弗拉吉米尔只有17岁,比伊涅莎小11岁。接着,伊涅莎抛弃资产阶级的生活,离开丈夫和孩子,到斯德哥尔摩向一个妇女权益家学习。

  在国外,从流亡的俄国人那里,伊涅莎偶然阅读列宁撰写的鼓动造反的书《怎么办》后加入了布党。1905年,她参加圣彼得堡工人十二月暴动,被捕入狱,判处流放,被押解到阿尔夏格尔斯克近郊的梅森——俄罗斯北部著名的苦寒荒凉之地。后来,伊涅莎回忆说:

  本来,当局想把我流放到偏僻而贫困的考依达,我不喜欢那儿,因为那儿无政治家,整个村子还正在流行梅毒。我喜欢动荡,需要健康的男人。

  她刚来到西伯利亚,饱受性饥渴之苦的政治犯们看见这位大美人,雄性动物的固有情欲烈焰一般燃烧起来,瞪着色迷迷的眼睛,“嗷嗷嗷”叫着,不约而同地扑了过去。伊涅莎早有防备,急忙站在屋子门前的高处,亮出大腿上伪造的疮疤,一本正经地谎称自己患有杨梅大疮,并欲纵故擒地说:“亲爱的同志们,不想日后返家与老婆厮会吗?就进来陪伴姑奶奶吧!”流放地是各种性病泛滥之地,不少饥不择食的政治犯为图一时快活早就抛尸异乡了。今天,众人知道她身染令人毛骨悚然的性病,性饥渴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纷纷鼠窜而去。在流放的路上,伊涅莎也是如此保护自己的。后来,她设法逃出俄国,流亡到巴黎。

  列宁与伊涅莎初次见面几个星期后就安排她住在玛丽玫瑰大街2号,自己则和夫人、岳母住在这条大街的4号,以便常与情人幽会。

  当时,列宁为伊涅莎神魂颠倒,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查尔斯·拉波保尔特描述说:“他(指列宁)的那对长得像蒙古人的眼睛,总是盯着小姑娘不放。”伊涅莎多才多艺而又天生丽质,及时地填补了列宁感情的空白,成为最亲密的情人。

  中国有一句俗话,妻子不如情人,情人不如小妾,小妾不如妓女。这是形容身体健康而有正常欲望的男人对异性的感受。列宁每次看见情人兼小妾的伊涅莎,总是血脉贲张,浑身激情荡漾,兴奋得难以自持。虽如此,他却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最初坐怀不乱,后来才抵挡不住伊涅莎的进攻,野鸳鸯苟合一时,进入灵与肉融化的阶段。

  列宁喜爱伊涅莎身上的“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气质,欣赏她那身剪裁得体的服装,还有她那顶离奇古怪的帽子。据伊涅莎的孩子回忆,在买那顶诱惑男人的帽子时,伊涅莎两眼闪闪发光。列宁不愧是大政治家,与妻子和情人的关系处理得体。

  1913年12月,伊涅莎在巴黎给列宁写了一封长信:

  亲爱的,我与你离别又离别,多么使人痛苦!我比以往更清楚地意识到,在巴黎时,你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多么大的位置,几乎全部活动都千丝万缕地使我思念你。当时,我还根本没爱上你,只是喜欢你。只要能见到你,无亲吻也行。与你讲话就高兴——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为何要使我失去这一切呢?你问我是否会因你“造成”离别而生气。不会的,我不认为这么做不是为自己。无论是在巴黎还是与娜佳·克鲁普斯卡娅的关系方面,都有大量好的东西。在我与她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她说我只是不久前才使她感到可爱和亲切,只是在隆瑞莫(巴黎南郊的一个城市)时和随后的下一个秋季,因翻译和其他事情,我才逐渐习惯了你本人:一、你的面孔富于表情;二、看着你感到舒服。此时,你却未觉察到。强烈地吻你。你的伊涅莎。

  正是:投怀送抱有佳丽,英雄难过美人关。

  1916至1917年,返回俄国前夕,两人通信最多。

  在信里,列宁常用亲密的“你”称呼伊涅莎,称呼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却用“您”——在俄语中对普通人使用的第二人称。

  1917年12月,列宁入主克宫后,伊涅莎最初任机要秘书和翻译,后来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俄共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住在距离克宫不远的地方。当时,为高层官员安装200多部电话,因列宁特别关照,也给伊涅莎安装了一部。本来每天都见面,间或还幽会温存一番,碍于众人耳目,火辣辣的情话不便于当面交流,遂以写信的形式表达。这些书信很多,后来编辑出版《列宁书信集》时认为有损领袖的光辉形象,就销毁了一些。仅以今天保存下来的125封书信的内容来看,即使当今开放前卫的青年人读了也会眼热心跳不已。从列宁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最多的是给伊涅莎的信,共125封,1898至1920年,《列宁全集》1984年第2版收入111封,补遗第1卷收入14封。信的开头总是“亲爱的朋友”,结尾总是“紧紧地握手”或“紧紧紧紧地握手”。

  伊涅莎认为,自己与列宁是特殊的师生关系——列宁是“伟大的导师”,自己则是“列宁的模范学生”。他俩不在一起的时候就相互写信。伊涅莎不想打搅献身革命的列宁,有时就故意躲开。伊涅莎给列宁写信,称他“亲爱的”,特别想念时,就给列宁写信说:“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我也想接近你,这个愿望几乎使我发疯;但我宁愿站在原地,也不肯敲你的门。”

  克鲁普斯卡娅对丈夫与伊涅莎的婚外情完全知晓,多次提出与列宁正式分手,结束徒有虚名的夫妻生活。她说:“亲爱的伊里奇,你常念叨恩格斯的名言‘无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人各有志,就成全你俩吧!”但列宁说:“不行,为了革命事业,你必须留在这里。”于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忠诚的克氏不仅留下来还无醋意,甚至在伊涅莎死后还写了充满温馨的回忆文章。

  1920年9月11日,伊涅莎写日记:

  爱情与社会生活相比显得渺小,无法与公共事业相比。诚然,在我的生活中,爱情即使今天也还占据着重要位置,使我痛苦,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我的心灵;但我始终认为,不管多么痛苦,爱情、个人的恋情与斗争的需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不断地作出牺牲,无个人生活可言,因为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共同的事业。

  在伊涅莎生病住院期间,列宁忙里偷闲,多次写信问候。

  亲爱的朋友,请来信告诉我,大夫来过吗?要听从大夫的嘱咐,切实遵行。电话又坏了,已派人修理。请把你女儿们的健康状况告诉我。大夫所嘱,务必切实遵行。(娜佳早晨体温是37.3°,今天38°)一千个亲吻。你的列宁。

  亲爱的朋友,请写几个字告诉我,你的情况如何?时令不好,斑疹、伤寒、感冒、霍乱流行。我刚能下床,还不能出门。娜佳体温39°,要求看望你。你的体温多少?治疗方面需要什么东西?恳请来信直说。祝康复。紧紧紧紧地握手。你的列宁。

  两个星期后即9月24日,伊涅莎离开了人间。列宁得知噩耗,痛苦地捶打着胸脯:“我真没用,未能挽救伊涅莎的生命!”正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10月12日,伊涅莎的灵柩运回莫斯科卡撒纳火车站,停放在“委员大厅”里。巴尔绍依剧院乐队的全体队员奏乐,先是肖邦的《悲哀进行曲》,后是《国际歌》。60个机枪手列队肃立。这是一次国葬,苏俄党政军负责人大都前来悼念。灵柩途经革命广场到达红场,机枪三次齐放致哀。墓前摆放着几十个花圈和花束,莫斯科已进入严冬季节,全部花束都是人工制作的,例外的是一个用新鲜的白色风信子花做成的大花圈,挽联上写着“献给伊涅莎-阿尔曼德同志,弗·伊·列宁挽”。种种情事待追忆时才感到悲痛,华年流过时才体味到苦涩。

  列宁沉痛地站在那里,帽子遮住苍老的脸,一种负罪感使他格外痛苦,几乎昏厥过去。或许他正在自责:我劝说伊涅莎不到法国而到高加索,等于送她去死,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啊!

  此后,列宁叮嘱秘书,为伊涅莎坟墓制作一个纪念碑,安排她的孩子——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的学习和工作。他还要求夫人克氏:“照顾好伊涅莎-阿尔曼德的孩子,使他们长大成人。”

  为了维护列宁“模范学生”伊涅莎的形象,也为了维护克鲁普斯卡娅的“模范丈夫”列宁和列宁本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形象,列宁和伊涅莎的两地书在苏联一直被作为机密精心保存了70多年,伊涅莎作为“列宁的革命战友”而不是作为“床上的同志”被写入历史。直至今天,这些热恋中的书信依旧被封存在莫斯科档案馆里。

  苏联当局始终把此事当作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谁谈论谁乱说谁就遭殃。俄罗斯人早熟,无处女情结,对两性关系普遍抱有一种宽容和顺其自然的态度。在沙俄时代,谁有情人谁就值得夸耀,谁的情人越多谁的魅力就越大,因为它符合人类的本性——包括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但在苏联时代,恋爱、婚姻和家庭必须服从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婚外恋破坏社会现存秩序,违背共产主义道德,是令人切齿的丑闻,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1905年11月,27岁的柯巴出席布党在芬兰举行的一大,首次见到心仪已久的列宁。他的直观印象是,列宁身材矮小,眼睛斜视,鼻子宽厚,走路时弯腰低头,一副考虑问题状。当时,列宁30岁左右,160厘米以下——在身高平均170厘米以上的俄罗斯人中间属于侏儒,已开始谢顶,宽阔的前额有几道细密的皱纹,圆圆的脸庞下方有一撮浅红色的小胡子,身穿竖着领子的短大衣,外表像一个印刷工人,精力充沛,语速很快,容易冲动。柯巴在心里说:“啊,我们党的山鹰,应在体格上和在政治上一样高大,看到的却并非想象中仪表堂堂,真令人失望啊!”但柯巴就是在貌不惊人而胸藏宇宙玄机的列宁的提携下,才逐步走进政治权力舞台的中心,登上人生事业建树的巅峰。

  布党一大结束后,中央“三人集团”又召集各地主要负责人开会,决定继续暗杀沙俄政府军政大员,使用恐怖手段为党的活动筹款。列宁强调: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像鹦鹉学舌,只会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必须要有相应的心理素质,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布宾主义。所谓雅各布宾主义,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何极端的手段和果断的行动。我们不能戴着雪白的手套从事斗争,我们要不怕流血,不怕上断头台!

  他用力挥舞着拳头,激动得双颧发红,两只眼睛眯成黑缝。

  雅各布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1793年6月2日取得政权,实行恐怖统治,严厉打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限制资产阶级投机活动,规定物价最高限额,赢得革命的胜利。雅各布宾派内部政见不一。丹东派在1793年秋冬主张放松恐怖统治,以巴黎公社为阵地的埃贝尔派则主张更严厉地推行恐怖政策。罗伯斯比尔在1794年3至4月先后镇压了两派领导者,意见却并未统一。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结束了雅各布宾派政权。

  1905年10月以来,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诺夫哥罗德、巴库、顿巴斯等地都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在莫斯科、塞瓦斯托波尔等地还建立士兵代表苏维埃。在拉托维亚和古里亚,农民们赶走沙皇官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1月,布党一大结束,列宁途经瑞士回国,直接领导暴动。

  10月17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虽颁布了宣言,实行君主立宪制,却并未停止镇压。12月15日,沙皇政府查封了布党的《新生活报》等报纸。次日,军警包围正在开会的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逮捕了200多个与会代表。从12月20日开始,莫斯科各界响应布党和苏维埃的号召,举行政治总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15万。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到处都筑起街垒,工人们自造刀枪,与从中国东北撤回的俄军鏖战。军队也行动起来,莫斯科卫戍部队的1.3万士兵暴动,圣彼得堡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2000多水兵反戈,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黑海舰队的“波将金号”等战舰再次升起红旗,6000多水兵回应。有些地区还推翻沙皇地方政府,建立了共和国。

  12月26日,莫斯科总督向沙皇紧急求救,尼古拉二世立即抽调数千军队镇压。他们用火炮轰击,用机枪扫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受列宁指示,莫斯科布党和苏维埃决定12月31日午夜停止武装暴动,撤出战斗。

  维特政府军讨伐队奉命“少逮捕多枪杀”,每攻下一地,就把被俘者乱枪打死。在俄国中部、乌克兰、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南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到处都是讨伐队的杀人场,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警察和宪兵对暴动者进行强盗式的袭击,随意打人抓人杀人,捣毁职工会所,查封工人报刊。“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成员则公开配合讨伐队和警察、宪兵的行动,带着橡皮大棒和手枪,在城乡制造血腥的罪恶。全国各地都设立了战地军事法庭,造反的农民人人遭受鞭笞,莫斯科枪决近2000工人,其他地方的工人也成百上千地倒在了枪口下。军队中有2000多人坐牢,数百人被处死。全国有几十万人被投入监狱,判处苦役,仅1906年上半年就有7万多人被流放。

  “用非法手段获取资金”原本是俄国哥萨克的传统,后来被“民粹派”继承下来,“民意党”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了整体利益”的“合理利己主义”是“与道德不冲突”的理论发展成为“道德虚无主义”,鼓励采用以任何方式与“恶”斗争,提倡通过一切手段劫取不义之财。可以贩毒,可以利用秘密警察,可以印伪钞,可以抢劫,可以拿敌国的钱……只要是为革命运动筹集经费,都是受到赞许和默认的,因为“目标是正确的,手段可以忽略不计”,为了崇高目的的“作恶”不应受到谴责,因此在道德上不能苛求革命者。

  在“一切道德都是为革命服务”的口号下,“对同志的评价只能看他对事业的利弊”,为了达到最终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19世纪80年代,民粹派组织流行的理念是“破坏是创造的手段之一”,面对反动政府迫害,革命者是无“刑事犯罪”这个词汇的,需要“剥夺剥夺者”,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者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社会就获得公平。民意党内一贯认为,既然在攫取财富中不讲道德,在“破坏现存制度”过程中也是无道义可言的,为了革命杀人是“革命的复仇行动”,以抢银行、劫富豪、吃大户方式为革命筹款,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手段“拿回”原本属于“人民”的钱财,抢劫国家与个人“不义之财”的“充公行动”是革命党应有之义。

  1905年12月,为了配合全国暴动,柯巴组织南高加索战斗队,暗杀了沙俄政要223人。1906至1907年,他们在工程师出身的克拉辛的指导下,制造了核桃般大小而颇具杀伤威力的炸弹,暗杀了包括格鲁吉亚军事独裁者格里亚兹诺夫将军在内的1231人。

  布党的恐怖活动震动沙俄全国,各级官员每天战战兢兢,恐惧不安,担忧革命者清算自己的罪行,子弹和炸弹会从天而降。为此,政府机构加强防范措施,增设岗哨和巡逻队,密布暗探。更多的是,不少官员为保命,抛弃官位和财产逃往外地,隐姓埋名,了此残生。

  1907年5月,柯巴代表南高加索的党组织,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俄工党五大。会后回国,途经柏林,接受列宁亲自交给的一项秘密任务——党的经费已枯竭,要尽快采取剥夺行动筹款。所谓“剥夺行动”,主要指抢劫富豪和银行。后来,苏共党史强调反对“取消派”的斗争,说“取消派”就是要“取消”布党的存在。实际上,“取消派”是要“取消”列宁主张抢劫的筹款方式。

  列宁仔细地打量柯巴:满脸麻点,右眉上方有一小块紫红色的胎记,一双深褐色的眼睛发出坚定而锐利的光芒,一个略微凸起的鼻子,一撮黑黑的小胡子,左手肘部弯曲困难——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啊!这是当代的罗宾汉,革命的罗宾汉——罗宾汉是中世纪英国民间传说中的绿林英雄,人称“汉丁顿伯爵”,武艺出众,机智勇敢,仇视官吏和教士,专事杀富济贫。

  柯巴受到领袖的夸奖,回国后立即组织特别行动小组,制定新的方案,6月初在黑海洗劫了“尼古拉一世”号客轮。当时,成员化装为海盗,在暗夜中乘坐汽艇,登上客轮富人聚集的甲等舱位。柯巴推开舱门,大吼一声:“交出钱财,即可免死。”一个长相凶恶的将军及其保镖见状,急忙掏出短枪,拉栓上弹,企图顽抗。柯巴眼疾手快,举枪射击。将军及其保镖被打翻在地,血水横流,腥气扑鼻,其余的人噤若寒蝉,乖乖地交出钱物。接着,“海盗”搜走旅客的金银首饰等值钱的东西。最后,柯巴发出撤退信号,“海盗”们撤离客轮,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

  俗话说,攒钱像针挑土,用钱像水推沙。这些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列宁紧急指示国内设法筹款。6月中旬,柯巴从内线那里获悉一辆运钞车的行经路线和时间等情报,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1907年6月27日上午11时,第比利斯的埃里万广场阳光明媚,游人如织,一辆装有34.1万卢布的马车,在几十个骑马的宪兵护送之下途经广场,向国家银行驶去。突然,两辆四轮马车急驰而来,挡住了运钞车的去路,一辆车上坐着身穿将军制服威风凛凛的柯巴,另一辆车上坐着两个女布党装扮的雍容华贵的太太。运钞车尚未停稳,柯巴和两个女布党站起身来,举枪就打,50多个游人立即雨点般扔出炸弹,把猝不及防的宪兵们炸得血肉横飞。然后,他们在浓烟密雾中扑向运钞车,抓起钱袋,用左轮手枪开道,打死拦截的警察,迅速地消失了。大批军队赶到时,眼前所见者只有遍地狼藉的尸体、一摊一摊的鲜血和运钞汽车的碎尸。

  在枪战中,柯巴左臂受伤。枪伤痊愈后左臂不能伸直了,并逐渐萎缩,短了一截。后来,柯巴——斯大林成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左手常拿着一个不一定冒烟的烟斗,就是为了掩饰当年“光荣而不光彩的剥夺行动”留下的纪念。

  7月,一不做二不休,柯巴们又成功地抢劫了财政部运钞车的20万卢布。这次行动精心策划,布局周密,柯巴是躲在暗处的指挥者,得以全身而退。

  列宁得到大批金钱,像久旱逢甘霖,感激地称赞柯巴:“真是一位勇敢者啊!”这些钱刚从印钞机器下来,号码相连,都是500元一张的大钞票,虽沙皇政府把号码抄送给各地银行,在全国布控,布党还是设法兑换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担心暗探,未兑换的部分只得烧掉。列宁把这些钱交给德国社民党人考茨基、蔡特金和默林托管,细水长流,才勉强维持了布党的运转。正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07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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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重彼轻黑杜马议论土改

  我多你少社工党分道扬镳

  话说列宁称赞出生入死的柯巴。

  再说沙皇政府一方面加紧镇压革命者以维持统治,一方面进行宪政改革,选举和召开国家杜马,以缓和矛盾。宪政,依据宪法和法律进行治理的政治制度,即民主政治。

  俄国的历史就像改革与革命的连环套。1917年的革命是1907年斯托雷平的改革带来的,而斯托雷平改革又是1905年革命的结果,1905年革命促使沙俄变革。俄历1905年10月17日,沙皇颁布《十月宣言》,允许建立国家杜马和立法,同意多党存在,允诺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此后,100多政党出现在政坛,意味着俄国已从原来的沙皇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

  1906年3至4月,首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下进行。选民团划分为地主、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四个,前二者候选人与选民的比例是1 ∶2000,后二者是1 ∶9。产生的478个杜马代表中,立宪民主党179人,无党派105人,农民占多数的劳动派97人,地方自治派63人,俄工党18人(全部是孟党),十月党16人。

  若无1906年国家杜马的出现,就不会有1917年的革命。杜马给反对派提供了一个在体制内与国家博弈的空间。1906年4月27日,在首届国家杜马大会上,劳动派要求把全部土地都当作全民的土地,按定额分配给农民,立宪民主党主张国家先收买地主的土地,再按定额租给农民长期使用。列宁认为前者是革命的方案,而后者是在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对土地稍作的调整,是改良主义的方案。因国家杜马召开前三天颁布的《国家基本法》确认,对法律是否批准,沙皇有最后的决定权,故在几种方案都不能接受的情况下,竟然于1906年7月8日解散了成立仅72天的这届国家杜马,同时任命斯托雷平为新的内阁总理大臣。

  斯托雷平地主兼贵族家庭出身,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1884年起在政府供职,1902年起担任格罗德诺省和萨拉托夫省省长。在镇压1905年12月暴动中双手沾满鲜血。上台伊始,就颁布《战地法庭法》,普遍实行绞刑,全国绞架林立,到处悬挂暴动者的尸体。人们痛恨他,称之为“绞刑手”,称绞刑架为“斯托雷平的领带”。后来,列宁写道:“5年来设立的绞刑架,打破了俄国300年历史的纪录。”

  俄工党的分裂也同时把工人分成为两派,工人们强烈要求内部团结一致,争取共同的利益。

  1906年4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俄工党四大,形式上虽布党和孟党统一了,实际上却仍貌合神离。因1905年的十二月暴动,布党遭受严重的损失,孟党却趁机降低标准大量吸收党员,因而四大的孟党代表占绝对多数。大会通过孟党提出的“土地市有化”纲领,即主张先和平地把土地交给市自治局,再由它租给农民耕种。列宁认为这是与沙皇制度妥协的产物,而主张以暴力没收地主庄园和全部土地国有化,大会未能通过。

  四大确认了列宁在二大提出的党章首条,即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还在党章中首次写入民主集中制,两派却并未达到真正的统一。1906年8月,列宁为了逃避秘密警察的兜捕,化装为工人,来到芬兰的考卡拉。

  1907年1至5月,第二届国家杜马召开,仍主要讨论土地问题。因事前作了准备,俄工党的代表增加到65人,其中有布党代表加米涅夫等6人。4月,在伦敦召开的五大上,两派就其策略问题展开激烈争论。争论反映到杜马会议,布党代表利用国家讲台宣传列宁的思想,在发言中要求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得到渴望土地的农民代表积极支持。孟党代表见状,大为恼怒。会后两派互相指责,争吵不休。

  6月1日,斯托雷平说俄工党代表捣乱,阴谋策动政变,逮捕了65个代表,流放到西伯利亚。

  这届国家杜马的主席与首届一样,也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们不满意斯托雷平纲领,更反对使用暴力实施这个纲领,因此在杜马中否决政府的土地立法,未能遵从沙皇的意志。

  6月3日,斯托雷平解散存在103天的第二届国家杜马,实行新的选举法,史称“六三政变”。为了得到俄国城乡资产阶级的拥护,继续发展资本主义,斯托雷平政府召开第三届国家杜马。按新的选举法,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分别增加4倍和6倍,工农代表却减少一半以上。这届杜马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胜出,积极支持斯托雷平政府的各项改革,因此称为“黑杜马”。

  为了平息革命危机,阻止农民新的暴动,黑杜马支持斯托雷平实行土地改革。

  当时,俄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3万户大地主和1050万户农民,各自占有7000多万俄亩土地。斯托雷平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富裕的农民永远是秩序和安宁的支柱”,必须造就千百万富裕的农民。这次改革,旨在通过改变农村公社土地平均使用的方式来分化农民,培植一个“小地主”阶层——富农,使之成为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新的支柱,以便发展资本主义。因此,斯托雷平在1906至1911年推行的土地改革,旨在摧毁农村公社制度,扶植富农经济。

  斯托雷平采取了两个主要措施:破坏农村公社,建立农庄;向东部空旷地区大量移民。农村公社,也称“村社”,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一种古老的形式,在俄国历史进程中,特别是沙皇制度、东正教和民族主义,都是农村公社制度土壤中的产物。其特点为:耕地属于全体村民,单个农户定期所分得的耕地只有使用权,无权放弃和买卖;森林和牧场共同使用,不能分割。农村公社通过集体方式决定一切,内部实行连环保制度,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农村公社严格奉行“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即“五个人作出决定就可以剥夺第六个人”的原则,崇拜集体权利却无视个人的人权。这种“大民主”的方式,对于沙皇在心理和道义上统治民众不可或缺。

  1881年,马克思写文章说:

  俄国农村公社……情况特殊,在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帝国内部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

  农村公社是俄国封建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沙皇政府通过它监视农民,强迫农民服徭役和交纳赋税。今天,大量农民按法令规定退出农村公社后虽有拿钱赎买的份地当作私有财产,却因缺乏农具、资金和不善经营以及天灾人祸等原因而导致破产,只得把土地卖给富农,带着家人到城里谋生,变为工人,壮大了城市无产阶级的队伍。

  富农利用信贷等优势新建立了大量农庄,把雇农变成农业工人,因大量使用机器和新的耕作技术,扩大了播种面积。富农变成农业资本家,扩大了粮食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促进了工业和铁路等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

  1906年11月22日,斯托雷平公布《关于对农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现行法若干补充规定》的法令,准许农民退出农村公社。每个农民可以取得农村公社的份地当作私产,并允许出卖。农村公社拨给退社农民的土地必须在一个地段内,使之可以成为独立田庄或农场。政府通过农民银行贷款给富裕农民,当作购买土地和建立农场之用。

  1910年6月27日,沙皇签署这个法令,使之成为正式法律。

  1911年6月11日,斯托雷平公布《土地规划条例》,规定份地无论是否预先确定为私产,凡是实行土地规划的地方都要自动变为私有财产。

  1906至1915年,有200多万户农民退出农村公社。其中,大多数退社贫苦农民因缺乏农具和资金,不得不把土地以低价卖给富农。

  为了加强对边疆的统治,斯托雷平政府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培植一批富农,1906至1911年,向西伯利亚、中亚、远东等地区迁移300万俄罗斯人。移民主要是对政府不满的贫农和中农,因条件恶劣途中死亡不少。移民经过几个月长途跋涉才来到指定的份地,所谓“份地”多数是荒地。

  斯托雷平以铁腕强权摧毁了传统的俄国公社,把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改革后沙俄经济持续高涨,造就“斯托雷平奇迹”,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结合起来,出现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粮食产量达到高峰。1907至1914年,俄国变成“欧洲的粮仓”、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谷物出口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与此同时,农业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1913年与1900年比较,钢铁产量增长48%,原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收入增长78.8%,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50年后才被打破。

  斯托雷平是激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俄国的少数民族的政策苛刻,解散大多数乌克兰人和波兰人的文化团体,对待芬兰人的态度尤为残暴。立宪民主党人纷纷被捕杀害,组织瘫痪。

  早在1906年,立宪民主党就策划在圣彼得堡城外的别墅内暗杀斯托雷平。当时,他刚进入别墅后部的书房,一枚炸弹爆炸了,23人当场死亡,其中有他的儿子和女儿,斯托雷平本人却逃过此劫,但立宪民主党并未就此罢休。1911年9月14日夜晚,两声枪响打断了基辅歌剧院内的盛大演出。喧闹声平静下来后在观众席上的现任总理斯托雷平倒在地上。刺杀事件发生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视野以内。斯托雷平肺部和脊椎严重受伤,抢救无效,9月18日晨死去。警察查明,刺客是立宪民主党人律师迪来特里。斯托雷平死后,使用改良的办法改造专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也随之夭折。

  1907年5月,俄国社民党在伦敦召开五大。在革命低潮中处于分裂的布党和孟党都选出了很多代表参加大会。

  普列汉诺夫首个发表演说。高尔基参加会议,回忆道:

  他讲话好像一个传教士,坚信他的意见是无可争辩的,他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很有价值的,就是字句间的每一停顿也是很有价值的……当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在首次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布党的座位上不安的要算是列宁了——他时而蜷缩着身子,仿佛怕冷似的,时而伸开四肢,又好像怕热似的。一会儿,他把手指插到腋下,一会儿摇晃着光亮的脑袋摸一摸下巴,低声地在米·巴·托姆斯基耳边讲些什么。当普列汉诺夫宣称“党内无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列宁就弯下身去,秃顶发红了,肩膀也因为忍俊不禁而颤动起来……

  孟党马尔托夫发表演说:

  这个讨人喜欢的人讲起话来像青年一样慷慨激昂,好像他特别深切地感到分裂的悲惨和冲突的痛苦似的……马尔托夫央求道:“一定要避免破裂,党太弱了,不能分裂成两个。”在演说结束时,马尔托夫叫喊起来,反对武装暴动的工人战斗队,还根本反对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接着,列宁走上讲台: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匆匆地用喉音喊了一声“同志们”。我觉得他不会讲话,但过了一分钟,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的演说给吞没了。他能把很复杂的政治问题讲得如此简单明了,这我还是首次听到。他并不想编造一些漂亮的词句,而是把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毫不费力地表达出其精确的信义。在会议期间,每一天都给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越来越新的力量。他更加朝气蓬勃,信心十足,演说听起来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定,代表大会的全体布党也变得更加坚决,形势更加严峻……

  导致分裂的原因很多。在代表大会前夕,普列汉诺夫责备列宁企图夺取“指挥棒”——党的领导大权。由列宁、马尔托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参加的这场“将军会战”,在代表大会前很久就开始了,会战的结果是列宁退出《火星报》编委会。

  列宁在得出一种看法后就认为它不可动摇。于是,他驳斥别人所列举的各种论据捍卫这种看法,直到在一些确凿的事实面前被新的观点代替,他才放弃原来的看法,然后又以同样的深信不疑的态度捍卫这个新的观点。在他的思想中,怀疑的地方不多。1905年,他坚决主张抵制国家杜马,说服布党(而不是孟党)赞同自己的观点。1920年,他承认这是错误的。1906年,他以同样坚决的态度主张布党参加杜马路线,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这种改变引起激烈的冲突。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各社会主义政党在杜马内如何行动。列宁批驳孟党采取的容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与非社会主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战略,在反对右翼分子的斗争中甚至不想支持中派。

  既然合作,就要有一定程度的妥协。“妥协”这个字眼,在列宁的政治词典里没有。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孤立主义者,是一个在荒凉垄沟里的耕耘者。他既不喜欢也不懂得民主的议会制,认为目的应是革命,而不是利用议会。这种观点,是他对革命前途的估计得出来的。1907年,他仍以为俄国全民革命一定会很快到来。虽1905至1906年暴动遭到镇压,却并未使他改变看法。他预言新的暴动将要发生,整整10年间却并未发生这样的事件,逻辑因此出现毛病。如,1907年5月2日,他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全民的革命才能是胜利的革命。这种说法在下面这种意义上是对的,即要想使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把绝大多数居民团结起来,为了实现这个革命的要求斗争。”

  在党的五大(伦敦),列宁在报告中提到社会主义者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这个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土地问题突出……这种争取土地的斗争必然推动广大农民进行民主革命,因为只有民主革命才能给他们土地,才能使他们成为统治国家的主人。俄国当前的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只能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我国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农民的乌托邦是什么?平均制思想。他们相信,只要消灭土地私有制和平均分配土地或使用土地,就能消除贫困、失业和剥削的根源。既然如此,如何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前途至少是暗淡的。我国的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需要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才能抵挡怀疑、消极、冷淡和不愿意斗争的情绪。结论为:“根本谈不到我们支持自由派的问题。”

  列宁精辟地描写所担心的那种情绪。胜利的革命需要大多数人支持,而大多数人——工商业者和农民,具有反对革命的情绪。革命并未结束。既然革命尚在继续,革命政党就应避免与革命政党联系。革命政党的任务应是干革命,不是搞议会政治。列宁始终忠于革命,对非此即彼的抉择不屑一顾,但革命处于低落状态,与革命在一起的是列宁和他那个人数不多的布党。当一战之风还未吹满他们的船帆时,他们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正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1910年8至9月,第二共产国际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代表大会,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被推举为执行局的成员。之前,普氏领导孟党中的护党派与取消主义决裂,并退出孟党的《社会民主工党人呼声报》编辑部,与列宁并肩战斗。

  会议期间,列宁与伊涅莎同居。伊涅莎借来一架钢琴,反复弹奏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优美欢快的韵律里流泻着绵绵的柔情蜜意。列宁坐在旁边,听得如痴如醉,和着节拍轻轻地哼唱起来。她虽是大会代表,却喜欢风情万种地赖在床上,口头禅为:“马克思令人敬佩,爱情至高无上。”于是,一向晚睡早起的列宁也改变了习惯,沉湎于“芙蓉帐暖度春宵”的浪漫情调中。

  会议结束后列宁与伊涅莎在一起欢度了10天。然后,列宁赶赴斯德哥尔摩,与专程前来看望自己的母亲见面。他眼中噙着泪花,喊叫:“妈妈,您好!”母亲75岁高龄,满头银发,面容憔悴,紧紧地拉着列宁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几天后母亲在妹妹的陪伴下回去了。相见时难别亦难,列宁目送远去的轮船,心中伤感。不料此次母子相见,竟然成为永别。

  1910年10月,列宁回到巴黎。当时,自称前进派的召回派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创办了两所党校,邀请列宁讲课,被拒绝了。

  1911年春季,列宁在巴黎附近为地下工作者建立一所学校,伊涅莎在这所学校讲授经济学。为了看到情人,列宁天天坐在后排的座椅上听讲。

  不久,布党和孟党召开了旨在恢复“统一”的会议。列宁原来打算与取消派和召回派作坚决的斗争,因布党内部意见分歧,主张调和者占多数,列宁孤掌难鸣。最后通过决议,解散布党中央,停办布党机关报《无产者报》,把《社会民主工党人报》当作共同的机关报,编辑部成员有列宁、马尔托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即使如此,两党仍貌合神离,摩擦不断,列宁决定组建自己的政党。

  翌年春季,列宁在龙寿姆开办布党党校,主要招收工人学员。列宁给他们讲解《共产党宣言》、欧洲工人运动史等课程,伊涅莎讲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人也应邀前来讲演,普氏讲解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高尔基讲解文学。

  列宁与高尔基1905年相识,说他在“社会大学”里自学成才,“真是一位不寻常者”,对其小说《母亲》赞扬备至,说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把革命知识分子写得太完美太理想化了。龙寿姆党校每三个月一期,培养的学员后来大都成为布党的官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筹备,1912年1月,列宁联合国内20多个观点一致的组织在捷克的布拉格秘密召开代表大会。普列汉诺夫未出席。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列宁、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则、施瓦尔茨曼和流放的托洛茨基、柯巴当选中央委员。后面两人,是列宁亲自提名的。

  至此,布党与孟党在组织上彻底断绝关系,建立了新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因此仍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为了与孟党区别,其全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本书称为布尔什维克党——简称为布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则称为孟什维克党——简称为孟党。

  孟什维克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是作为布党对立面存在的。从政治思想上来划分,不仅有过自己的一些分散零星的组织,还存在于其他党派组织中,即在布党内也有不少孟党分子。孟党与布党在政见上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以温和的民主手段改造社会;后者与之相反。对于《四月提纲》,普列汉诺夫说这是“白日梦呓”。对于暴力革命,他说:

  俄国历史还尚未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在我国,无产阶级不是多数而是少数。农民需要的是土地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俄国无产阶级不合时宜地夺取了政权,它就一定完成不了社会革命,只能引起国内战争。

  后来的历史证明:主张“经济决定论”的普氏失败了,代表“唯意志论”的列宁取得胜利。

  1912年8月,托洛茨基坚持俄工党应统一行动,在维也纳主持召开俄工党各派的代表会议,组成“八月联盟”。这次会议,布党未参加,普氏也一如既往不参加,说自己对这类分裂活动缺乏兴趣。

  1918年4月7至21日,在芬兰的特里奥基,普氏病危,口授了后人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临终遗言,由侄子谢·格·普列汉诺夫笔录。5月30日,普氏溘然长逝,享年62岁。此后,又曲折而戏剧性地经过尼·尼热戈罗多夫秘密收藏,终于在《遗嘱》所预言的苏联崩溃后,于1999年11月30日俄国《独立报》发表面世。

  普氏认为: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队伍比无产阶级增加得更快,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跃居首位,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会过时。

  二、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而建立在欺骗和暴力基础上的社会,本身就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炸药。

  三、布尔什维克党将依次遇到四大危机:饥荒危机、崩溃危机、社会经济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最后政权瓦解,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

  四、国家的伟大并不在于其领土辽阔和历史悠久,而是民主传统和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仍受穷,只要没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直至政权垮台。

  他以穿透历史的深邃眼光预言:

  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们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一旦实施民主和自由,立即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别无道路可走。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还要多,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令人震惊的是,半个多世纪后“遗嘱”中的论点大多兑现了,似乎非“巧合”二字所能概括。

  俄工党的分裂,引起第二共产国际严重关注。

  早在1905年,大多数第二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就站在了孟党一边,指责列宁蓄意制造分裂。考茨基声称公开支持马尔托夫,拒绝在自己主办的刊物《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列宁的文章。倍倍尔说,在俄国形成的两派是列宁个人喜爱争吵和搞宗派的结果,应建立一个“仲裁委员会”分清是非,促使两派和解。卢森堡也认为分裂的主要责任在于列宁。因他们一边倒,德国工党的所有报刊都支持马尔托夫,反对列宁的“极端的集中制”。

  1914年5月,孟党急于消除隔阂,实现统一,邀请第二共产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德和考茨基、卢森堡、胡斯蔓等要人专程来到彼得格勒。列宁指示国内布党热情地接待他们,带他们参观《真理报》编辑部,介绍俄国工人运动的真实情况。两党举行联席会议,普列汉诺夫和“八月联盟”负责人托洛茨基列席。列宁住在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城,拒绝与会:

  不想让孟什维克当面骂我,我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再说时间也宝贵,与其胡扯一通不如干点实事。

  会上,布党代表说,若一定要统一,就只能以《真理报》阐明的原则为基础,即无条件地承认布党的策略,服从布党的决议。王德威尔德愤怒地斥责布党代表:“你们都不是负责人。列宁在哪里?他为何不来?”后者申辩道,我们的发言稿就是列宁亲自撰写的,这说明他来了。前者说:“这是狡辩!”表决“统一议案”时,布党代表拒绝投票。王氏说:“你们可以投反对票,拒绝表决就意味着嘲弄,将会受到维也纳共产国际代表会议和俄国无产阶级审判!”结果,谋求“统一”的会议毫无建树,不欢而散。

  王氏为何等样人?在第二共产国际,他是俄国布党、1905年政策的激烈反对者。列宁因他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者”。1917年十月革命后,王氏在第二共产国际的伯尔尼(1919年2月)大会上严厉谴责俄国布党的政策和策略,直言不讳地说:不能号召世界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德国考茨基等人也强烈反对使用暴力手段谋求社会改造和发展,主张“革新”资本主义制度,认为应当在这样的制度中调和劳资矛盾,谋求社会和平发展,被列宁称为“修正主义者”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

  当时,布党与孟党在所有问题——组织问题、革命的必然性问题、对待资产阶级各政党的态度问题、对待议会的战略问题和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方面,都产生了分歧。

  列宁越来越好斗了,接近他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其中,他受到沙皇政府密探的影响很大。

  早在1908年3月24日,列宁从日内瓦写给高尔基的信中以附言的方式补充说:“附上关于您那里(指喀普里)暗探的重要消息。”沙皇的秘密警察机关自然对这位作家周围的革命分子很感兴趣。列宁常保持高度警惕,预先提醒高尔基防备不测。

  克鲁普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写道:“1911年春季,在巴黎的近郊成立自己的党校。”

  当时,在意大利的波伦亚成立一个“召回派”的党校,讲课的有孟党普列汉诺夫和唐恩以及喀普里的马赫主义学派。因此,这个“自己的党校”不得不通过从俄国工人中招收学员的办法与之竞争。其中有一个学员是从基辅来的罗曼·马林诺夫斯基,职业为五金工人,一个积极的工会工作者。因当时布党成员很少,列宁让他作为12个代表之一,参加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代表会议——前面已提到,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布党取得俄国社工党的领导权,使联合变成永远不可能的事。在布拉格会议上,马氏进入7个委员组成的布党中央,获得很高的地位。1912年,布党把他作为6个代表之一,派去参加国家杜马。

  1912年12月,列宁通知杜马中的布党代表到克拉科夫开会。克氏回忆道:“头一个来的是马林诺夫斯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开朗的有威信的工人。”

  翌年1月1日,列宁写信给高尔基:

  马林诺夫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和巴达也夫向你致以热烈的问候,祝你一切顺利。他们都是好人,特别是前者……

  此后,马氏到克拉科夫,常住在列宁的家里。1914年,他与列宁一起到巴黎和布鲁塞尔出席拉脱维亚边疆区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

  1914年5月8日,马氏放弃杜马代表的职位,前往德国,途中未绕道克拉科夫。原来,他是沙皇警察机关的特工,以伪装的革命面貌出现,骗取列宁的信任。他一贯主张采取极端措施,与孟党和取消派决裂。列宁喜欢激进的思想方式,因而也喜欢马氏。后者告发了几十个布党、孟党和其他一些反对分裂者,让警察把他们抓进了监狱,押解到西伯利亚流放地。为此,沙皇警察机关奖励了这个分裂削弱革命运动有功的特工。

  布党同志多次提醒说,马氏是密探,列宁置若罔闻。这些人中,有来到克拉科夫的尼古拉·布哈林。有一次在波罗宁,从季诺维也夫家回来,途中谈起所传流言,伊里奇突然在一座小桥上停下来说:“万一是真的呢?”他的内心充满不安。我说:“瞧你说的。”于是,伊里奇平静下来,大骂孟党在与布党的斗争中采用了卑劣的手段。

  马林诺夫斯基究竟为何等样人?让我们掀起盖头来,看看他的真面目。

  1917年2月,因首都的商店进货不足和交通不畅,面包一时脱销。居民上街游行示威,立即引起骚乱。奉命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来自农民,早就对社会分配不公不满,率先哗变。仅7天,因内外交困,沙皇不得不宣布退位。不久,苏维埃政府取代临时政府,打开沙俄秘密警察机关的档案库清查资料,才发现马氏的确是警察机关安插在布党领导机构中的一个密探。身为苏维埃政府首脑的列宁得知此事,后悔莫及,对高尔基说:“你看,我竟然未能把这个坏蛋了解清楚,简直不可理喻。”在彻底败露后马氏逃到欧洲,依靠白俄提供的微不足道的金钱生活。1918年,他心存侥幸,返回俄国,向执政的布党投降。不料,马氏未被饶恕,以“间谍罪”被处决了。

  克氏回忆道:马氏从来不说真话,不向组织交代问题。他曾强奸幼女,为非作歹,沙俄警察抓住把柄威迫利诱,使他做了特工。但他胡说是革命把自己推上了正确的道路;在一战期间被拘禁在德国,虽列宁清楚自己已退出布党和国家杜马,却不知何故,仍不断寄来吃的、穿的和革命书籍。在苏俄法庭,马氏声明,列宁一定知道自己与警察机构的关系,可以当面对质。因轻信奸细而有损形象,列宁知道自己犯了再也没机会改正的错误,内心痛苦,严词拒绝。

  当时,布党内部充斥着派别斗争,社会主义者队伍陷于四分五裂的涣散状态,成为一条“被折裂的树枝”。因彼得格勒的《真理报》一会儿倒向列宁一边,一会儿又站到主张合法斗争并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统一行动的立场上,列宁住在克拉科夫,多次希望“弄直”《真理报》的路线。值得庆幸的是,俄国革命遇到一战这个最大的震荡,列宁随机应变,抓住百年难遇的机会,变被动为主动,及时发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自己和所领导的布党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08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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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盗厮杀沙俄将军跳泥沼

  布党赤化十月革命掀惊涛

  话说布党分崩离析,列宁内心很痛苦。

  再说两个月后王德威尔德等人紧锣密鼓地筹备维也纳会议,企图借助第二共产国际迫使列宁屈服时,欧洲发生了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的变故。于是,第二共产国际解散,声讨列宁的计划也胎死腹中。

  什么变故?席卷全球的一战。

  19世纪20世纪之交,欧洲帝国主义强盗有三对矛盾:法德矛盾,俄奥矛盾,英德矛盾。

  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南方各邦被德国夺走,40年来一直在扩军备战,以图报仇雪恨;德国则担心法国东山再起,竭力阻挠其恢复中欧和西欧霸主地位的努力。俄国认为巴尔干半岛的主要民族是与俄罗斯人同根同种的斯拉夫人,因此处心积虑向西扩张;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合并的奥匈帝国,则唯恐所统治的斯拉夫人独立。英国想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既不希望德国过分强大,也不愿意俄国在巴尔干过分膨胀;经济上超过英国的德国企图称霸欧洲,自然会竭力限制英国在欧洲大陆发挥影响。

  早在1882年,德国、奥匈和意大利就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承诺:缔约国一方受到军事进攻,各方要军事援助。

  1892年,为了对付三国同盟,法俄两国缔结军事协议。1907年英俄两国签署协约。于是,欧洲的两大军事同盟集团形成。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1914年6月28日上午,奥匈帝国皇储裴迪南偕同其妻索菲来到萨拉热窝城,被刺身亡。82岁的奥匈帝国皇帝威廉二世认为找到借口,立即向塞尔维亚宣战。以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等国为一方,称为“同盟国”,德国是其核心。以英国、法国、俄国、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等国为另一方,称为“协约国”,英法联军是其核心。于是,两大军事集团的战争机器运转起来。

  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

  8月4日,德军入侵欧洲列强一致保证安全的中立国比利时。当日夜晚,英国及其殖民地向德国宣战,宣布加入俄国、法国协约集团。

  8月6日,奥匈帝国对俄国宣战。

  此后,参战国数目不断扩大,日本、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美国、中国先后加入协约国集团;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入德奥同盟集团,两大军事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

  沙俄参战后尼古拉二世自任俄军总司令。

  战争开始时,在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三条战线:一是西线,从北海延伸到瑞士边境,长700公里,英国、法国、比利时三国与德国作战;二是沿多瑙河的巴尔干战线,奥地利对塞尔维亚作战;三是东线,北起波罗的海,南至罗马尼亚,长900公里,俄国与德国、奥地利作战。

  1914年8月2日,德军入侵中立国卢森堡。

  8月3至10日,德军越过德比边境进攻比利时,使用口径42厘米的火炮,发射1吨重的巨型炮弹,全部摧毁列日要塞的炮台。

  8月21日,德军兵分五路直扑法国北部,打败了前来增援的英国远征军。

  8月24日,德法两军投入350万人厮杀。血战10天,法军撤退。德军长驱直入,进抵巴黎东北15公里处。

  9月5日,法军主力重新部署,在马恩河一带200公里战线上反击德军,迫使贸然南进的德军撤退到马恩河以北至凡尔登一带。

  在东线,8月中旬以来,俄军与德奥联军大战。

  东线北段,俄军参谋总长吉林斯基把参战的65万人分成两个集团军。第1集团军由帕维尔·莱宁堪普将军率领,第2集团军由亚历山大·萨松诺夫将军率领,依仗优势兵力,同时攻入东普鲁士。德军发现俄军的食物和弹药补充困难,两个集团军配合很差,出现了宽达100公里的空隙。于是,德军第8集团军司令兴登堡与第2集团军司令鲁登道夫决定,首先消灭孤军冒进的萨松诺夫。

  兴登堡断定,莱宁堪普不会救援萨松诺夫,因为两人10年前就是冤家对头——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萨将军因莱将军未及时支持,在中国沈阳火车站站台上破口大骂,后来两人竟然当众撕破脸皮,大打出手。萨将军虎背熊腰,蛮武有力,黑头发黑眼睛黑皮肤,外号“黑熊”。他使用摆拳,左右开弓,把贪酒好色、瘦骨嶙峋的莱将军打得鼻血乱喷,跌倒在地。后者见众人耻笑,恼羞成怒,扑上前去拼命。前者气沉丹田,叉开弓步,左手虚晃一招,右手突然发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出一记漂亮的直冲拳。莱将军轻飘飘地飞到了10米开外,被部下搀扶起来,狼狈不堪地逃走了,边跑边手指对方,恶狠狠地说:“黑熊,咱们走着瞧!”

  德军截获了俄军用明码拍发的电报,得悉俄军整个兵力调动的情况,决定使用1个师牵制莱宁堪普的24个师,用大部分兵力围攻萨松诺夫的第2集团军。

  8月27日,德军发动坦伦堡战役,以重兵围剿进入埋伏圈内的俄军。萨松诺夫孤军深入,粮弹不继,不停地发电报,请求方面军总司令吉林斯基将军和友军莱宁堪普增援;但吉将军远离前线300多公里,不了解危急万分的形势,以为萨将军怯懦,当着部属的面辱骂他是一头“怕死的黑熊”,严厉命令他继续进攻:“冲锋!冲锋!冲锋!”莱宁堪普方面,果然不出德军所料,毫不理睬萨松诺夫。萨将军所率俄军饥疲交加,苦战数日,500多门火炮被击毁和缴获,3万多人战死。德军两翼的火炮狂轰陷入重围的俄军,机枪也从四面八方扫来。饥饿疲乏的俄军,士气低落,开始溃退。萨松诺夫向吉林斯基将军告急,电报像石沉大海。无奈之下,又向第1集团军司令莱宁堪普求援。后者幸灾乐祸:“猖狂的黑熊,你的死期到了!”

  8月29日早晨,德军包围萨松诺夫所率13万官兵,火炮不停地轰击。俄军饥饿疲乏,惊慌失措,纷纷丢下武器四散奔逃。萨将军绝望地吼道:“天亡我啊!”趔趄着跳进密林泥沼,举枪饮弹。俄军第13军军长克留耶夫接替萨将军的职务,下令被围各军投降,被俘者多达9.2万人。莱宁堪普见势不妙,率领残部退守尼门河。

  东线西南段,在奥匈境内的加利西亚战役中,俄军战胜奥军,9月底进抵喀尔巴阡山麓。奥军多次反攻,均遭失败。12月中旬,俄、奥军队双方休战。

  1915年在西线战场,英法联军死伤约100万人,德军损失61万人。

  1916年2月,德军调集27万兵力,猛攻法国北部要塞凡尔登。激战持续7个多月,德军伤亡虽30多万人,却未能攻陷凡尔登。7月初,为了牵制德军,英法联军反攻索姆河,首次使用坦克等新式武器。坦克是名叫“坦克”的英国工程师发明的,是能活动自如的装甲堡垒。英军用它开路,挡住了德军暴雨般的机枪子弹,掩护步兵以血肉之躯冲锋。

  战至11月,双方伤亡约120万人,英法联军推进缓慢,未能取得重大进展,西线再度转为你守我攻反复拉锯的阵地战。

  1915年5月1日夜晚,在维斯瓦河果尔利策地区,德军上千门火炮发射。俄军未还击,因为炮弹奇缺。当时,德国飞机投弹扫射,俄军官兵惊骇不已。次日上午10时,德奥联军大规模冲锋开始。防守的俄军第3集团军崩溃,7个军被全歼。于是,俄军放弃加里西亚,丢掉了华沙城。

  果尔利策战役有一段小插曲。德军把装有毒气的圆筒在阵地上一字排开,每2米一个。然后,在风向和风力适宜的时候把圆筒盖打开,一团团黄绿色的烟雾形成一层贴地飘移的烟云,在微风吹拂下贴着地面滚进战壕。这是德军研制的致命性氯气,比空气重3倍。正当德军欢呼雀跃之际,风向突然改变,施放的毒气返回德军自己的阵地,大批官兵稀里糊涂地进了地狱。

  从1914年开战以来,俄军已战死15万多人,受伤和被俘100多万人,遭到严重的军事失利。

  1915年9月,保加利亚加入德奥联盟,以30万兵力配合德奥联军进攻塞尔维亚,迫使塞尔维亚政府和军队退至希腊克基拉岛。

  10月,德奥联军占领贝尔格莱德。

  从1916年2月开始,新任参谋总长法尔根汉指挥德军进攻扼据巴黎要道的凡尔登要塞,发射了200多万发炮弹。为了牵制德军,1916年7月1日,英法联军以优势兵力在法国北部发起强攻,史称“索姆河战役”——一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伤亡约134万人,其中英军45万人,法军34万人,德军53.8万人。英法联军仅推进5至12公里,虽未能达到突破德军防线的目的,却钳制了德军对凡尔登的进攻,进一步削弱了德军的实力。德军虽失去240平方公里公里的壕沟阵地,却成功地阻止了协约国实现战略目标。

  12月18日,凡尔登之战结束,参战各方都损失惨重:法军伤亡20万人,英军伤亡42万人,德军伤亡60万人——史称“凡尔登绞肉机”。

  德军失利后西线进入阵地战。

  6月,在意奥战线,意军败退100多公里,向俄军求援。

  8月,罗马尼亚向同盟国宣战。在德奥联军的进攻下,罗国首都布加勒斯特失陷,大部分国土被德奥联军占领。

  1914年以来,德国海军与英国海军多次大战,互有损伤。

  1916年5月,德国出动北海舰队,企图突破英国海上封锁。双方在丹麦的日德兰半岛西北海面激战,损失都很惨重:德舰被击沉11艘,2500官兵丧生;英舰被击沉14艘,损失6000官兵。

  1917年4月,西线法军发动春季攻势,法军伤亡10万人,一无所获。直到冬季,协约国在西线的战斗主要由英军承担。下半年,英军在美国装备的支持下,多次发动进攻,损失100多万人,仍无法扭转战局。

  1918年,新建立政权的苏俄退出战争。德国立即集中兵力于西线,企图趁美国军队赴欧参战前,在1918年夏季打败英法联军,结束战争。

  7月15日,在英法联军的反击下,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进攻失败,15个师20多万人被歼灭,力量消耗殆尽,被迫撤至兴登堡防线,从此一蹶不振。

  一战爆发以来,各交战国政府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人力和物力。到1916年底,协约国的军队为2500万人,同盟国的军队为1500万人。国民经济为战争服务,从事制造枪炮等杀人武器的军工生产,德国有350万人,英法两国有486万人。

  俄国在东线连年打仗,国内工厂倒闭,军火供应困难,官兵士气低落。

  1916年4月,列宁第二次在瑞士参加国际会议,继续团结左派,批评和平主义,促使大会通过反战宣言。列宁始终坚持反对战争必须和号召革命相结合、反对帝国主义必须和反对机会主义相结合,对国际工人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

  1917年2月,列宁写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刚脱稿,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就急促地走进来,晃动着手里的报纸,涨红着脸,兴奋地对列宁说:“俄国爆发革命了!沙皇被推翻了!”列宁一把夺过报纸,反复看了几遍——啊,原来是俄国二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俄国二月革命胜利,是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思想的硕果。

  其经过颇有戏剧性。

  沙俄参加一战,两年多来,造成国民经济的巨大困难。每天消耗战费4000万卢布,一边大量发行公债,一边大举外债,为了支付军事订货,向英、法、美三国贷款达77.69亿卢布。沙俄驱赶1400万官兵到前线打仗,农村里40%的男子被征入伍,失去大批的强壮劳动力,用来支撑地主田庄的战俘劳动生产效率很低。农村500多万头马和牲畜被征用,农业破坏。土地荒芜,粮食奇缺,物价飞涨,人民饥寒交迫,死者载道。农民夺取地主的粮食、牲畜和农具,烧毁庄园,赶走地主。工人不断地举行大罢工,参加者每年超过100万人。游行时,他们高呼:“打倒沙皇!打倒战争!我们要面包!”

  战争期间,俄国的腐朽落后充分暴露出来。因弹药不足,武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最少的时候,俄军的每门火炮只允许一天发射3发炮弹。同时,兵员损失严重,大量新兵训练不足4周就上了前线,有人连步枪都未摸过,射击要领更无从谈起。士兵手里的枪支型号混杂,有俄国造的,有日俄战争时期缴获的,还有从奥匈士兵手里夺来的,补给的弹药往往不适用。就是这堆杂牌枪,也不是每个士兵都能得到,一部分人要等拿枪者死后才有机会。战争使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前方缺乏粮食和武器弹药,有的部队三个士兵合用一支步枪,有的士兵竟然把刺刀缚在棍棒上冲锋。

  此时,斯托雷平被人刺杀,农民在村社自行重新分配土地,原则是以在农村的人口为准,人不在土地就分不到手。列宁看准这是反对沙俄当局的最好时机,提出的口号不是一般的反战、要求和平、中立地谴责参战各方,而是“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战败”。“我们不要君士坦丁堡,要土地”,瓦解了俄军的士气。农村来的官兵都急迫回家参与分配土地,拒绝作战,有的人用自残方式打断手脚藉以保命。他们常与德奥官兵在前线联欢,走出战壕互敬香烟,表示友好。法不责众,大量官兵逃离前线跑回国内,仅1916年就超过150万人。城乡到处都是缺胳膊断腿的伤兵游荡,到处都有饥寒交迫的游兵散勇抢劫商店和银行的事件发生。

  德军攻陷波罗的海东岸和白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俄军不断溃退。成千上万俄国人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避战火,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

  沙皇尼古拉二世驱使俄国参加一战,初衷为扩大领土和巩固统治,结果却使本国经济陷于混乱状态,政权摇摇欲坠。当时,布党领导工人掀起大罢工浪潮,鼓动农民反抗地主的剥削。国内各少数民族也起来反对沙俄政权,大规模的暴动在全国此起彼伏。

  1916年6月,沙俄政府强迫19至43岁的居民挖掘战壕或应征入伍。时逢粮食收割季节,农民愤然而起,袭击乡、县各级政府,夺取武器,杀死官吏。政府派来讨伐队,使用火炮和机枪,直到10月才把暴动镇压下去。

  因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沙俄国内各种矛盾空前激烈。资产阶级在国家杜马中尖锐的抨击,迫使政府不断地撤换内阁大臣。一战时期,沙俄换了4个总理、6个内政大臣、4个陆军大臣、3个外交大臣、4个农业大臣和4个司法大臣,前任大臣的面孔和身份尚未公开就被后任取代了。

  面对前线军事的节节失败和国内的反政府活动,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战争,撤回军队以镇压革命,同时解散碍手碍脚的第四届国家杜马,继续实行专制独裁。

  此时,俄国再度爆发革命。一战爆发以来,俄国出现反日耳曼情绪,沙皇顺应潮流,把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

  1917年3月11日(俄历2月26日),彼得格勒工人把政治总罢工转为暴动。次日,彼得格勒工人夺取了一个军械库,搬出所藏4万支步枪和3万支手枪,把自己武装起来。暴动的民众冲击冬宫、监狱、军营和政府机关。尼古拉二世命令首都卫戍司令“悉心制止骚乱”,同时亲自率领军队返回京城,企图重演1905年大屠杀的历史,在途中,铁路工人故意搬错道岔,让列车停在备用线上无法动弹,沙皇只得改乘马车。首都高楼都架起机枪,向民众扫射。深夜,卫戍部队10多万官兵加入暴动队伍。暴动者逮捕沙皇的将军和大臣,释放全部在押政治犯,举行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首次会议。

  “苏维埃”是俄国1905年革命时由罢工工人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代表会议,适合布党领导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在1917年新的革命高潮出现时,它再度出现并成为与上层立宪议会乃至于与政府相抗衡的革命斗争机关。最终,布党利用它领导反对沙俄政权的暴动,并在革命胜利后把它当作政府最高权力机关的代名词,以便贯彻阶级专政的意图。

  当时,在首都领导布党的是几个年轻人——莫洛托夫、什利亚普尼科夫和扎卢茨基,其他领袖大多数还在国外或监狱里,或在流放地,进入苏维埃及其领导机构者主要是孟党和社革党的代表。因首都暴动成功,整个俄国都沸腾了,苏维埃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沙俄各级政府瘫痪,民愤较大的官吏和警察被民众杀死,红旗取代了白蓝红三色旗——史称“二月革命”。

  1917年2月,孟党和社革党在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中占据领导地位,与国家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十月党等的代表达成协议,继续在俄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3月2日成立了以立宪党人为核心的临时政府。大地主李沃夫公爵担任总理兼内务部长,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律师出身的社革党克伦斯基担任司法部长,立宪民主党首脑、史学教授米留科夫担任外长,十月党首领、工厂主兼银行家古契柯夫担任陆海军部长,糖业百万富翁德列先科担任财政部长等,共11个部长。

  古契柯夫奉命赴普斯科夫谒见尼古拉二世,递交第四届国家杜马主席、十月党党魁罗将克要求他退位的声明和内阁全体成员的辞呈。沙皇虽同意退位,却拒绝传位给皇储阿列克谢,而是把帝位让给了同胞兄弟米哈依尔·罗曼诺夫。

  此刻,末代沙皇思绪万千:执政23年,打了两场战争,俄日之战中几十万军队覆没,退出“满洲”和朝鲜,引起1905年的十二月革命,因军队尚在自己的手中,很快又稳住政权;一战中大败亏输,芬兰、波兰、波罗的海东岸和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大片地区被德国占领,一度称雄欧亚的俄罗斯帝国不堪一击,导致1917年二月革命,军队也起来反对自己,丢掉了历时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想到此处,悲从中来,对天长叹:“朕愧对列祖列宗啊!”

  3月3日,上台仅一天的新沙皇米哈依尔退位。于是,统治俄国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正式进入历史博物馆。

  1917年二月革命的最大胜利就是把沙皇赶下了台,整个内外局势却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一方面,在英、法等国的怂恿下,俄国临时政府仍奉行战争政策,再次向奥匈军队进攻,很快被德奥联军击败,史称此役为“克伦斯基冒险”;另一方面,统治机器换汤不换药,县、省一级的长官——自治局主席大多是地主和保皇分子,沙俄的检察官全部留任。土地仍在地主手里,工厂仍归资本家所有,贵族仍享有特权,工人、农民等民众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

  当时,与临时政府并存的还有一个政权——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塔夫利宫一分为二——左边是临时政府中央,右边是苏维埃中央。因苏维埃中央被孟党和社革党把持,实际上是临时政府控制了全国的政权。后来,临时政府搬到了冬宫。

  二月革命后,列宁继续反对与孟党联合,在艰难中求生存和发展。布党走出地下状态后大力发展党员,到4月底,已由2.4万人增至10.4万人,地方组织由150个增至600个。到5月份,彼得格勒军队中有布党6000人;但布党控制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仍占少数,从总体上看,布党影响很小。因此,列宁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激进主张,受到主张以改良办法改造俄国社会的孟党嘲笑。孟党有20多万人,控制了绝大多数苏维埃。

  为了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决定立即从瑞士取道德国回国,领导布党夺取全国的政权。此时,一战尚在进行,俄国与德国是交战国,怎么样才能穿过炮火纷飞的战场回到俄国呢?列宁决定直接向德国政府申请。后者考虑到列宁“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政策可以瓦解俄军,使德国从东线抽出身来,集中力量在西线打击英国和法国,欣然同意所请。为了平息啧啧烦言,列宁向布党解释道:“我们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只要斗争需要,即使是魔鬼也必须利用。”

  4月3日,列宁等30个流亡的革命者到达芬兰火车站,孟党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齐赫泽主持隆重的欢迎仪式。列宁手中挥舞着花束演讲,人群中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最后,列宁振臂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乌拉!”“社会主义革命乌拉!”人们纷纷应和。

  4月4日,布党召开七大,列宁作《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他提出的主要思想是: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要使沙皇政府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以便促成革命时机成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要全力夺取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权,踢开昔日在苏维埃中的盟友——孟党和社革党,推翻临时政府,由布党单独掌握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夺取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一切,任何理论都应服从这个目标。他与反对派针锋相对,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

  从4月开始,布党根据列宁的纲领积极准备夺取政权,先是和平夺取,七月事变后转变为武装夺取。当时,布党的领导者之一、新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暗中组织布党的武装,公开的名义是准备抵抗德军进攻彼得格勒。

  6月16日,全俄苏维埃召开一大,1000多个代表中布党只有105人,仅占9%。孟党领袖策烈铁里说:“在俄国,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单独掌权,必须联合行动才会成功。”列宁立即站起来:“我们布尔什维克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话音刚落,哄堂大笑。列宁坚定地说:“谁能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正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列宁继续利用一战的形势推动俄国革命。

  1917年3月,英、法等国家承认俄国临时政府,条件为俄国必须把对同盟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临时政府为得到国际地位,向盟国保证履行诺言,并发行60亿卢布的“自由公债”。

  5月,首脑克伦斯基整顿俄军,以死刑威胁加入苏维埃和拒不执行命令的官兵;但这无济于事,因为俄军已陷于瓦解的状态。

  从7月3日开始,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支持布党的大游行,高呼口号:“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喀琅施塔得要塞军队哗变,枪决了120个军官,维连将军被水兵撕掉肩章,拖到锚地活活打死。临时政府从前线紧急调回大批哥萨克部队,准备镇压工人和民众。

  7月4日,首都彼得格勒50万民众走上街头,强烈要求政权转归苏维埃。

  7月5日,当游行队伍经过最繁华的涅瓦大街时,埋伏的哥萨克军队和军事学院士官生突然开枪,密集的子弹暴雨般射向人群。当天,有400多人被打死打伤。临时政府强行解散参加游行的部队和工人的武装,宣布戒严。

  7月6日,《生动言论报》公布列宁接受德国人巨款的材料——主要是被截获的电报和信函。临时政府以间谍罪和阴谋颠覆政府罪通缉列宁,捣毁《真理报》编辑部,逮捕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等大批布党领袖——其中托、卢二人是从睡梦中被抓走的。

  7月8日,克伦斯基出任临时政府总理,科尔尼洛夫将军为俄军总司令。

  此后,孟党和社革党操纵的工兵农苏维埃站在临时政府一边,共同对付布党。列宁剃去胡须,与季诺维也夫装扮为割草人,住在首都郊外拉兹里湖畔的一间草棚里,在彼得格勒工人叶梅利亚诺夫及其三个儿子的保护下一直安然无恙。事后,列宁要求布党给叶氏一家“以最充分的信任和帮助”。克伦斯基悬重赏求购列宁的头颅,50个军官组成的“突击营”发誓抓住列宁——有趣的是,克伦斯基之父即列宁当年在辛比尔斯克读中学时的校长,列宁就是在他的全力帮助下才得以进入喀山大学的,今天恩人之子与受恩之人竟然是两个敌对阵营的首脑!形势险恶,列宁决定向芬兰转移。他更名为伊万诺夫,戴着假发,装扮成火车司炉,到达赫尔辛基车站的租赁房屋。

  科尔尼洛夫命令克雷莫夫率领第三骑兵军进攻首都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者克伦斯基、策列铁里和齐赫泽向布党求援。列宁巧妙地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欣然同意与克伦斯基合作——这是利用合法地位组织武装力量的一个绝好机会啊!

  布党号召工人武装起来,3天内就组织了2.5万人的赤卫队。布党还派出几百人潜入叛军营内,说服官兵反戈。叛乱很快就失败了,叛军头目克雷莫夫自杀,科尔尼洛夫和其他将军则进入监狱。

  叛乱被粉碎后,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人都走出监狱,全力以赴组织暴动。列宁指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秘密召开党的六大,明确提出武装暴动的方针。此后,大批布党深入工厂和兵营宣传,发展成员,使布党猛增到24万人。

  9月,布党控制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城乡苏维埃开始全面布尔什维克化,其口号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为了适应形势,布党扩充到35万人。

  俄历10月24日上午,在各党派召开的共和国预备议会上,社会主义者已占多数但尚容纳了几个立宪民主党人的克伦斯基政府受到抨击。两大社会主义政党提出议案,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把土地移交给土地委员会”、“坚决支持建议与盟国宣布和谈条件并开始和平谈判的对外政策”。该议案以123票对102票被预备议会通过。由于列宁坚持,虽中央委员会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李可夫等反对,布党还是退出了预备议会,并决定赶在“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出现前抢先夺取政权。当天,列宁出席布党中央全会,主持草拟了一个暴动的详细计划。

  24日下午,托洛茨基紧急命令工人赤卫队和参与暴动的军队,按计划占领国家机关、电话局、银行、电报局、火车站等重要部门。午夜,列宁用头巾裹着脸,戴一副黑色大框眼镜,手托着腮,装扮成一个牙疼病人,在斯大林等人的护送下进入斯摩尔尼宫。斯大林颇有心计,还做好了暴动失败列宁撤退到芬兰避难的安排。

  布党组织的武装主要有三支:一是支持布党武装的工人——赤卫队;二是波罗的海的水兵,其中以喀琅施塔得要塞水兵为主力;三是拥护布党的驻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

  1917年十月武装暴动,即攻打冬宫和占领各机要部门的战斗颇具戏剧性。

  临时政府原来依靠的一支武装力量——彼得保罗要塞的官兵,曾拒不承认也不肯接纳托洛茨基为该部队的军事委员(即后来的政委)。1917年10月10日,当他们听完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会议上所作报告后,表示愿意归附布党,通过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和准备暴动推翻临时政府的决议。列宁得知后说:“暴动时机不仅成熟,还熟透了。”

  10月24日,在托洛茨基的指挥下,布党和其他党派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控制了彼得格勒,只剩下冬宫、参谋本部、玛丽亚宫等地还在临时政府的手中。

  次日上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主持人托洛茨基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了。此时,列宁进来了,托洛茨基介绍说:“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会场内立即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乌拉,列宁!乌拉,托洛茨基!”据此,十月革命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地位并列的两个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

  暴动的前一天——1917年11月6日,还在躲藏的列宁,给中央委员们写信:

  很清楚,今天拖延暴动就等于死亡……无论如何都必须在今天夜里逮捕政府官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若他们抵抗就消灭他们),等等。不能等待了!!等待将会丧失一切!

  他亲手拟定了武装暴动的大纲:

  包围彼得格勒并截断其与各界的联系,用海军、工人和陆军配合冲锋把它占领。要把这三种主要力量这样配合起来,以便一定占领并不顾任何损失都要保持住:一是电话局,二是电报局,三是火车站,四是各桥梁。要挑选最坚决的分子——最好是工人、青年工人、优秀海员和抱着“即使全体牺牲也不放过敌人”的决心作战的勇敢者们组成战斗队,参加一切重要的战斗。要使暴动胜利,就必须有艺术和三倍的勇敢。“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胜利都全靠这两三天的斗争。”

  列宁从维堡区的秘密住地不断发出加紧暴动准备的各项指示,指导中央的工作。

  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企图先发制人,在11月6日凌晨封闭了布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之路报》,调派军队和装甲车包围编辑部和印刷所。赤卫队员和士兵击退了装甲车。11月6日10时,克伦斯基见大势已去,乘坐插着美国星条旗的汽车逃离彼得格勒。布党中央火速把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官兵调到斯摩尔尼宫。11月6日22时45分,列宁来到斯摩尔尼宫。他穿着工人的衣服,戴着假发,化了装。

  11月7日10时,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斯维尔德洛夫在发给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德宾科的电报中建议,波罗的海舰队把载有陆战队的军舰从赫尔辛基开赴首都彼得格勒。正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欲知临时政府命运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09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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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横即横斯摩尔宫阻立宪

  该忍则忍布列斯特签和约

  话说布党策划武装暴动,列宁进入斯摩尔尼宫。

  再说1917年11月7日1时25分,在哥尔查耶夫的指挥下,彼得格勒维堡区的赤卫队、凯克斯霍尔姆团的士兵和革命的海员们占领邮政总局。2时,第6预备工兵营第一连占领尼古拉车站。与此同时,赤卫队占领波罗的海车站、中央发电站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据点。3时,首辆运载波罗的海水兵的军用列车奉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召唤,从赫尔辛基出发,沿着芬兰铁路开赴彼得格勒;3时30分,“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尼占拉耶夫桥旁抛锚。6时,赤卫海军步兵队占领国家银行。

  6时整,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被布党控制,舰炮怒吼,发出攻打冬宫的信号。接着,枪声大作,暴动者呐喊着潮水般冲向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守卫冬宫的有两千多人,主要是士官生,还有一个女兵营,凭借又高又厚的墙垣和大量武器弹药固守待援。暴动者奋不顾身地猛冲猛打,冲进冬宫。守卫者一边败退,一边顽抗。于是,冬宫的每个大厅、每条走廊、每个房间和每座楼梯都变成激烈的战场,到处是鲜血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火药味。战斗持续到11月8日2时10分,冬宫的保卫者停止抵抗,一群衣着考究、脸色苍白者——临时政府的副总理和部长们全部当了俘虏,欢呼“乌拉”欢呼声回响在冬宫内外,经久不散。

  武装暴动成功,临时政府被推翻,一个新政权即将诞生,但这个新政权经历了产前的阵痛。

  在攻打冬宫的同时,在斯摩尔尼宫的礼堂召开全俄苏维埃二大,准备建立有各革命政党参与的联合政府。这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机会,也是革命党内部矛盾公开激化和集中表现的时候。当时,整个俄国有150多个政党团体,主要是布党、孟党、社革党等。大会于11月7日夜9时开幕,有650个代表出席,其中布党390人。按各党代表人数的比例分配主席团名额:布党14人——列宁、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社革党左翼7人,孟党3人,孟党国际主义者1人——马尔托夫。

  斯摩尔尼宫礼堂一派灯火通明,豪华的水晶吊灯照亮两排粗大的白色大理石柱子,主席台后面的金属画框空着,里面的沙皇肖像已被撕掉。托洛茨基披了一件军大衣,站在台上,两手叉腰:

  亲爱的先生们,我就是列夫·托洛茨基。今天,我以苏维埃的名义宣布,临时政府已不复存在。

  随后,列宁高声说:

  我宣布,工农革命胜利了!

  列宁讲话,情绪激昂时,往往唾沫横飞。他左手摸着桌子,右手上下左右挥舞,身体也大幅度地摆动,右脚踩正,左脚掌后跟微微翘起。这是习惯性动作。莫洛托夫坐在后面,看见列宁的鞋底前掌已磨穿了,出现一个大洞,补丁重重的袜底露了出来。

  接着,就是反对的声音。马尔托夫把矛头直指布党:

  我们要建立一个能被全体民众都承认的政权,一个联合的民主政府,必须与全部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磋商;但竟然有一个革命政党组织了军事暴动,用武力夺取政权,使内战蔓延。内战的结果,必然造成反革命暴乱。

  孟党的军人代表池拉什附和马尔托夫,喊叫:“这次大会开幕前,就有一伙政治骗子背着我们,私自把政权问题决定了!今天这个敢于冒险的政党正在开炮轰击冬宫,用这种轰击钉牢他们自己的棺材盖!”

  社革党左翼的代表说:“我们要号召全部社会力量对抗这种夺权的企图。”

  劳动团军人代表库钦说:“今天,距离立宪会议开幕的日期只有三星期,苏维埃竟然要在此时夺取政权,在军队背后插上一刀。这是反人民的罪行!为拯救祖国和革命,全部代表离开会场!”

  崩得分子的代表说:“我们与市杜马、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合一致,决定与临时政府共存亡。我们手无寸铁,将敞开胸膛,面对恐怖主义者的机枪。”

  孟党、右翼社革党和崩得分子都反对布党,拒绝参加大会主席团,退出了会场。其中一部分人到冬宫声援即将覆灭的临时政府,说要与之“共同殉难”,另一部分人奔向市杜马,与立宪民主党策划建立“救国救革命委员会”——布党称之为“救反革命委员会”。

  此后,大会继续进行,最后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宣布与各交战国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土地实行国有化,并无偿地分配给农民使用——在之前的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列宁提出:“新政府的官员叫什么名字呢?可不能再叫什么‘部长’啊,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龌龊名字。”在一旁的托洛茨基沉思了一会儿,说:“把部长叫作‘人民委员’,把政府叫作‘人民委员会’,如何?”“人民委员会?好极了,革命味道很浓!”大会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先成立以“人民委员会”为名称的苏维埃临时政府来管理国家,监督和撤换各人民委员的权力属于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

  新的中央委员会有101个成员,布党占26人,社革党左翼占29人。

  在确定新政府成员名单时,社革党左翼拒绝参加政府,列宁亲自与其领导者斯皮诺娃谈判,未能成功。因此,布党囊括了包括主席在内的14个人民委员会的全部席位,其中:主席——列宁,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克雪连柯和德宾科,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财政委员——斯切潘诺夫,工商业人民委员——诺根,司法人民委员——洛莫夫,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诺维奇,邮电人民委员——格列博夫,铁道人民委员暂时空位。

  清一色的布党组建政府,引起了沙皇政权余孽、整个资产阶级、孟党、社革党、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旧政府留用职员的激烈反对。

  在沙俄时代,哥萨克军队是沙皇的堡垒,镇压俄国革命运动的武器。这是俄军的一支独立部队,含有特权和自治权,沙皇本人是其统帅。哥萨克人从童年起学习军事,接受严格的君主制教育,反动性扎根很深。十月革命后,哥萨克又站在反革命的原沙皇将军一边。卡列京和克拉斯诺夫的白匪部队全部是哥萨克,由阿列克塞耶夫和科尔尼洛夫统领的顿河白匪志愿军也是哥萨克。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是邓尼金的主力,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哥萨克则是杜托夫的主力。在内战中,哥萨克军队与红军作战,残忍地杀害被俘红军官兵和所有被怀疑为同情苏维埃政权者。

  11月8日,卡列金指挥属下的哥萨克军队控制整个顿河流域,通电全国,声称支持临时政府,并威胁要进攻首都。逃出首都的克伦斯基,11月10日指挥科尔尼洛夫叛军余部哥萨克将军克拉斯诺夫占领皇村(今普希金城)。

  “救国救革命委员会”迅速集结力量,计有:农民苏维埃委员会,旧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军队委员会,中央舰队委员会,从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退出来的孟党,社革党中央,人民社会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农民协会,合作社,地方自治局,市自治局,邮电职工会,全俄铁路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协会联合会,工商联合会,等等。他们在全部城市以很快的速度武装起来,准备与布党决战。他们各派代表开会,为是否让布党参加新政府争吵着。孟党右翼、社革党、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分子都坚决反对布党参加新政府;孟党左翼的马尔托夫主张,让布党参加新政府;高尔基主编的《新生活报》,主张在各政党进行调和。政府和银行等部门的职员不约而同举行罢工,拒绝与布党合作。

  托洛茨基到外交部,命令把《和平法令》译成各国文字,600多个职员辞职。劳动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柯夫下令职员上班,否则将取消其职位和养老金,结果只有几个看门人来了。

  电话局的女接线员拒绝接通苏维埃总局的电话,邮局的职工拒绝发送往来于斯摩尔尼宫的一切邮件,铁路工会拒绝为布党运送军队和物资,银行职员拒绝为布党支付现金。布党成员走在街上,被一些人谩骂和侮辱,说他们是“卖国贼”、“奸细”、“伊凡雷帝的禁军”。

  当时,布党孤军奋战,处境艰难,内部也发生严重分裂。加米涅夫等人主张妥协:“敌人太强大了,我们不可能支撑下去。”他代表中央,与全俄铁总执行委员会谈判,同意对方提出的条件——重新成立一个有孟党和社革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布党在其中占据一半席位,撤销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之职,由社革党切尔诺夫代替。

  列宁和托洛茨基坚持布党主政的思想,说不如此就不能实现党的纲领,指挥首都的保卫战,坚决回击来自各方面的挑衅。他们把布党成员派到工人民众中做宣传动员工作,说布党代表无产阶级和穷苦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希望他们用战斗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工农临时政府。

  在工厂里,在贫民窟里,成千上万衣衫破烂、面黄肌瘦的人从布党手里接过步枪和子弹袋,像汹涌澎湃的潮水一般冲上大街,构筑街垒。他们奋勇进攻,粉碎了1000多个士官生在首都发动的叛乱。其后,1万多武装工人与倒向革命的卫戍部队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一道,迅速开赴普尔科夫高地,阻止了反动军队进入首都。他们打着红旗作战,自称“红军”,称敌军为“白军”。

  11月11日,红军与克伦斯基的哥萨克军队在首都郊外激战取得胜利。12日,托洛茨基指出:“军队与我们在一起,临时政府完全无力量。资产阶级在控制着,力量却不够。军队与我们在一起。”

  在1917年的俄国,大批官兵、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所以支持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因为向继续进行战争者发泄愤怒;但在立宪会议的全俄选举中,投布党票者只是少数人。

  11月13日,经过布党深入细致地工作,哥萨克军队站到了新政府一边,克拉斯诺夫被捕。克伦斯基见势不妙,把大本营总司令的职位交给原沙皇将军杜鹤宁,自己换上一套女人的服装,把头埋进衣领里面,逃之夭夭。

  强大的反对派继续进攻,寸步不让。孟党和社革党成立“保卫立宪会议委员会”,准备以武力阻止布党在俄国以社会主义原则安排政治经济。列宁召回加米涅夫,停止谈判。

  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新政府707个席位中,社革党410席,占了明显的多数。布党占175席,孟党占16席,立宪民主党(或称人民自由党)占17席,各民族集团占86席,剩下的几个席位被几个小组织占有。于是,在1917年11月,有24.7%的选举人投了布党的票。此事表明,新政府并非只是建立在有2.5万党员的党上面。虽他们未获得多数票,却享有很高的声望。与社革党所得1749.0837万张票相比,布党所得950.2358万张票,占俄国4000万选民的很大一部分。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等人继续迎合反对派,提出建立多党政府的决议草案。在遭到列宁的严厉斥责后他们以退出中央委员会相威胁,并发表声明说布党政府是用政治恐怖手段建立的,将使革命事业走向毁灭。列宁针锋相对,解除了加米涅夫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斯维尔德洛夫接替,季氏则被解除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因得不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各社会主义党派和自由主义者在前线大本营莫吉廖夫城建立的几个政府,都接二连三地倒台了,原来的反对派大都站到了布党的一边。

  列宁分化了社革党后决定联合其左翼。他代表布党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一文,说:“我们随时都准备接纳社会革命党左翼参加政府。”

  列宁代表苏维埃政府,撤销了杜鹤宁的总司令职务,任命布党成员克雷连柯准尉接替。大本营1万多人转向革命政府一边,逮捕了杜鹤宁。在押送途中,愤怒的官兵们拳打脚踢,把杜鹤宁变成了一堆肉泥。

  在彼得格勒暴动进行的同时,即11月7日夜,莫斯科也开始武装暴动。工人赤卫队和参加暴动的官兵一起战斗,与士官生激战6天,于11月13日占领邮电局、电报局和各个车站。在彼得格勒暴动队伍的支援下,又经过6天的苦战,打垮顽抗的以士官生为主力的卫队,占领克宫,莫斯科苏维埃军委会掌握了全部政权。

  彼得格勒的局势仍一片混乱,反对势力处心积虑暗杀列宁。

  1918年1月1日,列宁乘坐汽车外出,走到市中心,因车多人挤,只得放慢速度。当时,突然有人靠近汽车,向列宁连开数枪。卫士手疾眼快,急忙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列宁。列宁安然无恙,卫士却倒下了。枪手行刺后,立即混进乱纷纷的人群逃跑了。

  1月5日,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当天,“保卫立宪会议委员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组织了和平示威游行,被军队驱散,死伤100多人。因布党代表在715个代表中只占了175个,近1/4,右翼社革党切尔诺夫当选为主席。他拒绝了列宁起草的几个法律,在宣布的政治纲领中要求布党把政权交给议会,在俄国实行立法、执法和司法这三权分立的制度。布党代表布哈林与孟党代表策烈铁里展开演说论战。布哈林说议会是清谈馆,三权分立弊端丛生。他重复列宁的话:“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冠冕堂皇地宣布一切公民平等,伪善地掩盖了剥削者资本家的统治,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似乎能真正平等的思想欺骗民众。”他说,苏维埃把三权合而为一,可以使工农民众用最容易的方式选举和罢免代表,从而保证其根本利益。

  列宁坐在下面,眯着双眼,冷静地看他们表演,不时用笔在一个小本上记几句话。此后,列宁率领布党和社革党左翼的代表退出会议:“若我们容忍一个经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政府听命于一伙议会迷的政客,就是愚蠢和幼稚,就是傻瓜。”他决定:使用霹雳手段取缔立宪会议,搬掉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走出大门时,突然发觉大衣口袋里的勃琅宁手枪被人偷走了。“怎么会被偷走呢?”他自言自语,“枪膛里还有几粒子弹呢!”又自我壮胆:“谁怕谁啊?”用手拢了一下日渐稀疏的头发,气宇轩昂,径直走了。正是: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社革党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相信俄国能从资本主义跳进农村公社这座地上天堂。列宁虽把他们的民粹主义思想体系称之为“卑鄙龌龊的、散发臭味的、毫无生气的东西”,他们却在农民中受到很大的欢迎。如,在选举中,库尔斯克这个农业省份,社革党以7∶1的优势得胜。布党居于第二位,得了10万张票,是前线的官兵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投给的。

  列宁主张废除议会制,认为摆脱议会制的方法,首先应摧毁其代表机构和选举原则,按马克思的教导,模仿巴黎公社建立集行政和立法大权于一身的工作机构。于是,在立宪会议召开前,苏维埃政府逮捕了立宪民主党和社革党的大批代表。

  1918年1月18日,稀稀拉拉的代表在彼得格勒的塔夫利达宫开会。会议还未来得及选出自己的主席,布党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就号召代表们赞同布党公布过的几个法令。接着,会议在244票对153票(这l53票投给左翼社革党玛丽娅·斯皮里多诺娃)的情况下,选举右翼社革党维克多·切尔诺夫为主席。在他致开幕词宣布政治纲领时,列宁派和与之合作的左翼社革党不断喧嚷和叫喊,因为根据这个纲领,布党应把刚夺得的政权交给孟党和右翼社革党,听命于议会。当然,布党不会轻易地把政权交给与自己为敌的议会。布党尼古拉·布哈林与孟党伊拉克利·策列铁里展开演说论战,谁也未战胜谁。

  立宪会议一直开到次日早晨4时40分。布党的红军队伍包围会场,指挥官——波罗的海水兵政委德宾科挥舞着手枪说:“尊敬的先生们,今天该结束吵吵嚷嚷了。我受工农临时政府委托,宣布立宪会议进入坟墓!”会场里立即爆发出谩骂声和诅咒声:“该死的布尔什维克!”与会代表呼喊着口号到大街上游行示威,抗议布党“践踏民主制度”。红军排成一字长蛇阵朝天鸣枪。游行队伍乱成一团,作鸟兽散。喧闹的大街恢复了平静,遍地留下被践踏过的肮脏的帽子和鞋子。布党用武力解散立宪会议后,关闭了塔夫利达宫。

  1月23至31日,在列宁的主持下,召开了全俄苏维埃三大。会议确认立宪会议为反革命机构,决定予以取缔,把苏维埃政府“工农临时政府”改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府”。

  3月,苏俄政权由中小城市推向广大的农村,十月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工农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摧毁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一部分地区是用和平方式建立政权的,如乌拉尔、萨马拉、鲁干斯克等。还有一部分地区则经过多次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延续到1918年下半年苏俄才站稳脚跟,如基辅、哈尔科夫、罗斯托夫、巴库等地的政权。

  继“一月剧变”布党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原沙俄将军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1917年,一战继续进行。4月,美国加入战争。在西线,4月以来,各方都伤亡巨大:法军10万人,英军130万人,意大利军队30万人,德奥联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东线,7月以来,俄军俘虏了几万奥地利军队,旋即被增援的德军打败,一直退到彼得格勒近郊的里加城。

  列宁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感觉到自己的政府不稳固。为了在政治上赢得好感,他向官兵许诺和平,向农民许诺土地,向工人许诺对生产的“监督权”。

  形势不稳定,列宁在政治方面不能掉以轻心,多次使动摇的拥护者们相信,自己希望避免国内战争。他自己力求与农民联合起来:“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的委托书照抄的。”他承认,自己采用了社革党的土地纲领。

  为了赢得喘息时间,巩固新生红色政权,必须尽快退出欧洲大战,这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1917年11月以来,列宁多次向协约国发出照会,要求与同盟国缔结和约,都被拒绝了。不仅如此,在布党会议上,列宁提出的媾和主张也遭到反对。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签署和约,固然对俄国革命有利,却会因此巩固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削弱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是一种可耻的利己主义行为。他们“左”得可爱,狂热地号召:“誓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的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说:“革命的荣誉高于革命的毁灭。”与德方谈判的苏俄代表团团长,是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他想拖延时间,等待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坚持“不战不和”的中间立场:“俄国可以退出战争,却不能签署丧权辱国的和约;即使要签署和约,也不能割地和赔款。”列宁回到办公室,希望情人伊涅莎支持他。不料,伊涅莎用圆润悦耳的嗓音说:“我认为,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意见是对的。”列宁听了,心情格外沮丧。

  11月27日,苏维埃政府的全权代表蒙着眼睛通过火线,来到德军指挥部,就停火问题与德国达成了协议。和谈定于12月2日开始,地点选在德国在东线的大本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1918年1月5日,德国的谈判代表团团长霍夫曼将军提出媾和的主要条件: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全部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一部分脱离俄国。在谈判桌上,他公然摆出一张标明新国界的东欧地图,上面已把俄国的大片领土划归德国。

  托洛茨基拒绝德国人的蛮横要求,其对策为:不签署和约,立即停止战争,全面复员军队。尚未等到结果,就率领代表团返回彼得格勒。

  2月8日,布党中央开会,专门讨论缔结和约的问题。列宁说:

  和约迟早都是要签署的。若德国人继续进攻,他们赤手空拳就能拿下彼得格勒,我们的政府就将被推翻,后签署和约的就是另外的政府了。他认为,必须忍受屈辱,接受和谈条件。先保住政权,再徐图将来。

  他还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商人收账回家,遇到一伙强盗打劫,心想:我寡不敌众,弱不敌强,若拔刀抵抗,就会人死财亡。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他交出钱财,并记住了强盗的样子。不久,商人暗中探访到强盗的下落。报告官军,强盗被逮捕入狱,钱财也失而复得。

  列宁虽痛陈种种利害关系,出席会议的63人中却只得到15人支持。

  2月18日,布党中央又开会。列宁虽事先做了大量说服工作,表决时出席会议的13人中却只有6个人支持他。

  当时,德军决定给俄国军队“短促而猛烈的打击”,大举进攻。因苏维埃政府在1月以来复员了35岁以上的官兵,余下的人纷纷逃走,战壕空空荡荡,德军如入无人之境。几天内,数万德军逼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俄丢失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数百亿卢布的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

  形势危急。布党中央一边号召刚组建的红军与工人、农民共同保卫“世界革命的红色堡垒——彼得格勒”,一边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表决是否与德国媾和。列宁以严厉的语气警告说:“你们若不签字接受这些条件,三个星期后就会在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这次表决,13个人中有7个人支持列宁,超过了半数,媾和议案获得通过,一直处于焦虑、痛苦和愤怒中的列宁,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2月23日,德国提出的和约条件更加苛刻:要求苏俄承认乌克兰、芬兰、库尔兰、里夫兰和爱斯兰独立,在德占区停止一切游击活动,向德国缴纳的战争赔款从原来的30亿卢布猛增至60亿卢布,割让的领土也超过了原来的15万平方公里,高达378万平方公里,还要失去6000万人口、26%的铁路、75%的钢铁工业、大量的粮食、汽油和煤炭。当天,德军向俄国西部推进,德里萨市苏维埃主席询问:在德国人逼近时该如何行动?列宁回电:“在一切可能抵抗的地方进行抵抗。运走一切贵重物资和食品,其余全部毁掉。破坏道路(每10俄里破坏2俄里)。炸毁桥梁。”

  鉴于形势逼人,列宁一连主持召开三个会议,与德国媾和议案的全部条款都通过了——

  在布党中央会议上,列宁声明:今天的任务是拯救我们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是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我们必须学会忍让和退却;若继续空谈革命的政策,我就退出中央和政府,并说这是“最后通牒”。党和政府不能没有这位出色的领袖。于是,出席会议的15人投票表决,有7人(列宁、斯塔索娃、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索柯里尼索夫、斯米尔加)支持列宁,4人(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布哈林、皮达科夫)反对,4人(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克列斯廷斯基、越飞)弃权。当时投反对票和弃权票者中,乌里茨基代表布哈林、皮达科夫等人,宣称他们要辞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托洛茨基也递交了辞呈;但列宁像狂涛中的岩石那样屹立不动,仍坚持立即议和的政策。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出席的234人中有116人支持列宁,85人反对,33人弃权。

  在布党中央和社革党左翼中央的联席会议上,支持列宁者居多数。通过这次大会,列宁体会到的是,党内自由是不现实的东西,党需要的是坚如磐石般的团结;民族事务委员约瑟夫·斯大林体会到的是,党内民主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可以使掌权者陷入艰难而孤立的地位,掌权者想控制政权就不能容许民主存在。

  3月3日下午5时30分,苏俄与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土耳其四国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仪式结束,德国人趾高气扬地离开会场,召开记者招待会了。苏俄代表托洛茨基面色凝重,若有所失,半天才摇摇晃晃地返回住地。

  3月6日,布党召开七大,随后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

  3月27日,苏俄又与德、奥、保、土四国在柏林签署三个附加条约,承诺以各种形式赔款60亿马克。苏俄虽损失巨大,却赢得了喘息的时间巩固政权、调整国民经济和建立工农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若不让步妥协就无法取得谈判的突破。在签署和约的问题上,必须放弃“双赢”的幻想,否则就是作茧自缚,坐失良机。因此说,列宁以非凡的政治智慧权衡利弊,决策完全正确。正是:退一步风平浪静,忍一时海阔天空。

  因国内战争切断了俄国北部和中部与南方那些粮食产地和燃料产地的联系,在首都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里,居民正在遭受饥寒交迫之苦。因此,布党除了被保皇派、孟党和社革党敌视外,还在战争、和平、社会主义等问题上经受着内部反对派的压力。

  布党左派领袖布哈林、拉狄克、乌里茨基、梁赞诺夫等人,猛烈地抨击列宁的路线:“我们左翼,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托洛茨基解释说:“在德国人的刺刀逼迫之下,我们签署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和约!”

  列宁作长篇报告,再次陈述苏俄今天的艰难处境,阐述签署对德和约的意义,表示谅解反对签约的同志。他说,这些同志都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富于献身精神的领袖,在是否媾和的重大问题上与中央的意见背道而驰,责备中央,行使党员的正当权利,完全可以理解。

  苏俄签署对德和约,阻止了德军占领苏俄的心脏——彼得格勒;但德军并未完全遵守和约,停止军事行动,而是趁苏俄局势混乱之机,大肆抢占地盘,不仅占领乌克兰,还与土耳其军队一起攻入克里米亚和外高加索。协约国各国以抗击德国为借口,一边扶植苏俄国内的各种反布党势力,一边出动大批精锐部队对苏俄政权进行武装干涉。

  1918年初,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迅速平定旧俄军士官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叛乱,粉碎了前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和俄军总司令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反苏维埃叛乱,制止了驻莫吉廖夫旧俄军大本营的反革命叛乱活动,先后向顿河区、乌克兰、南乌拉尔、白俄罗斯、南高加索、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和远东派遣红军,镇压各地的反革命武装,在全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因十月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列强失去沙俄所欠巨额债务,遂向苏俄发泄,除了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还竭力破坏苏德停战谈判,以金钱和武器支持白俄复辟。在列宁的领导下,从1918年春季开始,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不得不进行一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殊死战争。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8年春季至1919年春季,历时整整一年。外国帝国主义者直接派军队入侵苏俄,四面包围,妄图一举消灭苏维埃政权。当时,苏俄红军刚开始组建,经过顽强的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

  第二阶段,1919年春季至年底,历时大半年。协约国集团改变干涉手段,以苏俄国内的反革命武装——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为主要力量,同时把一些资产阶级小国的军队拉进对苏武装干涉的行列。红军奋起抵抗,先后挫败敌人两次大规模联合进攻,取得国内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第三阶段,是1920年。协约国以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军队和弗兰格尔白军为主力,对苏俄发动又一次联合进攻,结果也遭到失败,苏俄红军以辉煌的战绩捍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

  1918年3月6日,英国、法国、美国等组织干涉军2万多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港登陆,计划进攻彼得格勒,颠覆苏俄政权。3月11日,鉴于彼得格勒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苏俄把首都迁往莫斯科。列宁还准备东撤到乌拉尔,说:“即使撤退到堪察加,我们也要坚持下去!”

  4月5日以来,日本、英国、美国干涉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协约国精锐部队侵入中亚和南高加索;德国和土耳其违背《布列斯特和约》,侵占克里米亚和南高加索。德军深入苏俄的腹地,直指东南部的产粮区库班。与此同时,土耳其10万军队从高加索向北推进,日本7万军队攻进远东。他们在苏俄国内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前沙皇政权的官吏和军队的支持下,企图把新生的苏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于是,列宁组建的工农红军,挥舞着钢枪和亮闪闪的马刀,在各个战场拼杀。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10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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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党争衡契卡扬眉刀出鞘

  匪类挑衅总帅怒目亮刃锋

  话说苏俄政权创建伊始,即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

  再说布党与孟党、社革党的关系。列宁曾提出过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共和国宪法和选举政府成员的意见;但在1917年11月25至27日的彼得格勒立宪会议全俄民主选举活动中,投布党票者只占24.7%。当时,列宁考虑到在苏维埃各级政府中布党占少数,采取了统一战线的政策,让孟党和社革党继续活动,并让他们的领袖及其主要成员在苏维埃各级政府中担任副职。

  1918年初,苏俄政府解散立宪民主党,拘留了保卫立宪会议同盟的领导者策列铁里和唐恩等12人。3月,左翼社革党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并放弃各级政府的职位。

  4月,布党召开七大,根据新的形势,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党)”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5月5日,俄共(布)中央开会,通过列宁起草的一项决议,决定全力以赴地保卫乌拉尔—库兹涅茨克地区,阻止德军和日军入侵;立即开始向乌拉尔以东撤退;继续与德国谈判,加快和约的完全实现,为了渡过难关,即使增加割地也在所不惜。

  5月8日,在俄共强大的压力下,右翼社革党宣布武装暴动,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建立由立宪会议选出的民主政府。孟党召开秘密会议,马尔托夫在会上声称孟党不相信列宁,高呼:“打倒专政,共和国乌拉!”左翼社革党与之遥相呼应,也召开秘密会议。

  5月14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召开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和部分工会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列宁作《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阐述苏俄内外形势和对外政策,指出帝国主义的固有矛盾使他们不可能铁板一块地对付苏俄,应审时度势,忍让和退却。接着,左翼社革党的代表卡姆柯夫发言,号召撕毁布列斯特和约,与德国继续进行战争。马尔托夫则说,孟党不信任列宁,应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并高呼:“打倒专政!共和国乌拉!”虽如此,会议却仍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列宁的报告。

  1918年6月20日,左翼社革党采取恐怖行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集会上一个凶手扔炸弹,炸死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出版宣传人民委员弗·沃洛达尔斯基。

  7月4日,为了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列宁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全俄苏维埃五大,仍事与愿违。左翼社革党首领是29岁的玛丽娅·斯皮里多诺娃,穿着普通的连衣裙,乌黑的头发梳向后边,一会儿戴上夹鼻眼镜,一会儿做手势。列宁知道此人身手不凡:1906年还是一个17岁的姑娘就用手枪打死了镇压农民暴动的沙皇将军卢任斯基,流放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才获释。当时,玛丽娅歇斯底里地攻击列宁领导的政府。她说,列宁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竟然派兵强行征集农民的粮食,“当农民遭受屈辱、压迫和镇压时,我将重新拿起武器!”有一个代表骂了一句粗野难听的话,引起混乱。一些农夫跳上圈椅,伸出拳头威胁玛丽娅。

  托洛茨基挤上前去发言,在震耳欲聋的吼声中,只看见他大开大合的嘴唇和因狂怒而苍白的面孔。主持会议的斯维尔德洛夫猛力摇着铃铛,威胁要把起哄者赶出会场。当时,列宁沿着舞台上前,面对大厅,微笑着站在那里。列宁镇静自若地阐述布党的一贯立场,说自己力主签署对德和约,赢得喘息时机,无产阶级和农民都是拥护的。他讲话时,布党代表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接着,卡姆柯夫发言,用白皙肥胖的手指着列宁,咆哮如雷:“我要把你们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抓住领子扔进水塘!”当他攻击俄共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走狗”时,同党都站起来,面向应邀旁听的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的厢座高喊:“打倒米尔巴赫!打倒德国屠夫!打倒布列斯特绞索!”

  7月5日上午,米尔巴赫被暗杀了。苏维埃政权的契卡中央主席捷尔任斯基立即带人赶到现场,调查情况。这是一起预谋杀人,凶手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是首都契卡司令左翼社革党波波夫的部下,捷尔任斯基来到三仙巷波波夫的司令部,命令交出凶手,却被缴械,扣留在地下室里。

  对于新政权,负责安全保卫的捷氏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托洛茨基另有评价:

  捷尔任斯基性情火爆,仿佛因恒量放电而保持着很高的能量。每逢讨论问题,甚至是次要的问题,都会暴跳如雷,鼻孔微微抽动,双眼冒火,常搞得声嘶力竭……有一次,列宁把他比喻为一匹纯种烈马。

  得知捷氏被拘禁,列宁愤怒地警告左翼社革党:

  谁胆敢动捷尔任斯基一根毫毛,就要取下他们的一千个脑袋!

  同时,列宁命令全部逮捕正在参加苏维埃五大的左翼社革党代表,作为人质。担任邮电人民委员的左翼社革党领袖普罗相迅速作出反应,宣布占领中央电报局,并向全国通电:“我们——左翼社革党,已封锁了莫斯科一部分街道,正在全面接管政权。”与此同时,左翼社革党在雅罗斯拉夫里、雷宾斯克等城市发动暴乱,在农村则煽动对粮食专卖政策不满的中农参加富农的暴乱,攻打苏维埃各级政府,捕杀苏俄的官员及其拥护者。

  杀害一个德国外交官,是左翼社革党叛乱的信号——原来,他们为了破坏布列斯特和约,诱使强大的德军消灭弱小的苏俄,决定暗杀驻乌克兰的德军司令埃赫根和德国驻俄大使米尔巴赫。埃赫根警卫严密逃过此劫,米尔巴赫掉以轻心丢了性命。于是,列宁决定铲除左翼社革党。

  7月6日,列宁担忧德国报复入侵俄国,痛苦地紧咬着嘴唇,亲自带着齐切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到德国大使馆向死者表示“哀悼”。列宁问:“到那里,应怎么说,是说‘同情’还是说‘哀悼’?”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不假思索地回答:“哀悼。”

  当天夜晚,列宁向各地拍发加急电报:

  我们今天就要开始采取无情的镇压行动,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卑鄙疯狂的冒险分子。

  陆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掌管军队,人称“总帅”。他调集重兵,攻入三仙巷,逮捕波波夫的部下1800人,解救了捷氏。接着,夺回中央电报局,恢复首都的秩序。然后,托洛茨基到城乡平叛,仅用了3天时间就镇压了左翼社革党策划的大规模暴乱。

  7月9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左翼社革党从中央、各省、各县的苏维埃政权驱逐出去。

  12月19日,根据列宁的指示,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正式建立“全俄肃清反革命怠工及取缔投机非常委员会”(即“肃反委员会”),俄文音译简称“契卡”。契卡的标志为有盾牌和利剑的图形——盾牌象征捍卫革命,利剑象征与敌人斗争,任务是与反革命破坏活动斗争。列宁写信给捷氏,强调:“必须以非常手段与一切反革命分子和怠工者作坚决的斗争。”

  12月21日,列宁又签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契卡的法令,由捷尔任斯基担任契卡中央首任主席。

  契卡建立后立即开展行动,大量逮捕和处决人犯。因犯罪活动与日俱增,监狱人满为患,列宁下令建立劳改营,并颁布《剥夺自由暂行条令》:“凡是被剥夺自由并具有劳动能力者,必须从事强制性的体力劳动。”

  1922年2月,捷氏领导的“契卡”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1934年7月更名为“国家安全总局”,1946年3月更名为“国家安全部”,3月更名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简称为“内务部”),1954年3月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按单词字母简称为“克格勃”)。职权大同小异,主要是搜集情报,清除危害党和国家安全者。为了简便易记,除“契卡”外统称为“克格勃”。

  1918年5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后契卡中央也同时迁去。当时,莫斯科城治安形势混乱,反革命地下组织不少,其中破坏最为严重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黑色近卫军”。他们以沙皇时代达官显贵丢弃的公馆当作活动据点,随意抓走人质,勒索钱财,制造恐怖气氛。不仅普通人的生命财产无保障,就是列宁也常处于危险中。

  1918年1月1日,列宁参加一个民众大会,在乘车回来的路上突然遭到枪击,汽车几处中弹。列宁被打伤。捷氏大怒,命令契卡限期破案。几天后抢案破获,凶手是无业游民柯谢尔科夫、外号“兔子”的司机和皮鞋匠连卡。他们虽是“黑色近卫军”的成员,却不知道车里坐的是什么人。一个夜晚,捷氏率领契卡军队包围“黑色近卫军”的各个据点,捕杀6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流氓和抢劫犯。这伙人被清除后莫斯科城的犯罪率减少了80%以上。捷氏爱憎分明。莫斯科粮食紧张,刚出炉的一车面包由一队士兵押运到军营去。路上,一个士兵饿得眼睛发绿,拿了一个面包就啃起来。负责的官员见状,立即拔出手枪把他打死。士兵们愤怒地质问那个官员:“难道吃了一个面包就是死罪?”当时,捷氏正好路过,问其究竟。弄明白那个官员原来是左翼社革党后眉头皱了起来,一双鹰一样的眼睛盯住他:“这个士兵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你有什么权力打死他?你干的是反革命勾当。”官员见势不妙,举枪瞄准捷氏,冷笑道:“你管不了我!”捷氏迎上前去,厉声吼道:“把手枪给我!”那个官员惊恐地边跑边开枪。捷氏大吼:“拿下!”部属乱枪齐射,处死了那个官员。正是:霜匣龙吟剑气寒,斩蛟杀虎不辞难。

  内外敌人向苏维埃的进攻在继续,列宁说,新政权成为“处于帝国主义强盗势力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1918年5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5万多人暴乱。这些人是一战期间奥匈帝国军队的官兵,不愿意与斯拉夫兄弟互相残杀,自愿做了俄国人的俘虏。因俄国先后发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他们滞留于俄国。苏维埃政府安排60列军车,让他们取道西伯利亚,在海参崴乘船到法国,再返回家乡。条件是他们必须交出武器,以小梯队行进。于是,从奔萨到海参崴的整个西伯利亚大铁道都有这些军队。途中,他们吸收沙俄军官和士官生,膨胀到6.5万人,从协约国重新得到精良的武器,掉头西进。他们与白军联合作战,两个月内翻越乌拉尔山脉,占领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和喀山,沿途横扫布党政权,扶持白俄和社革党建立19个政府。当时,早已停泊于海参崴港湾中的英日军舰趁机派兵登陆。几天后在北部港口摩尔曼斯克,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塞尔维亚的4000士兵登陆。于是,德军在西线,白军在南线,协约国军队从北面和东面,包围苏俄政权。

  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1918年上半年是很困难的时期。从波罗的海沿岸、阿尔汉格尔斯克、乌拉尔到远东,外国武装干涉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乱使苏维埃俄国不得不打仗,不得不进行一场几乎是无法进行的战争。这是一场面临种种深渊的危机,而加深这场危机的是,无论是旧军队的士兵还是工农民众都不愿意再打仗。因此,苏维埃政权建军就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进行。一是政权的建立在由上而下地展开,二是克服和消除普遍厌战甚至反战情绪又势在必行。

  为了组建军队,在军事人民委员部里专门成立“全俄组建红军部务委员会”,由波德沃伊斯基和克雷连柯等4人主持工作,首支“社会主义军队”就是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并开赴前线的;但这支军队人数有限,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缺少作战经验,而且缺少能率兵打仗的指挥者。此外,军队人员的纪律性远不如人意。苏维埃政权面临新的决策。

  在托洛茨基看来,要组建军队,就首先要组建军事组织机构,这就像工农要掌权,就必须要首先建立苏维埃一样。因此,1918年3月14日,托洛茨基在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兼最高军委主席后,就立即着手把“全俄组建红军部务委员会”与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其他部门合并,这项工作被托洛茨基称为“上层的组军”。他认为,不首先建立上层的、最高的军事行政机构,就不可能在下层建军。随着政权机构由上而下的建立,因此“下层的组军”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

  4月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一项法令——《乡、县、省和边疆区地方军事管理条例》。这项法令确定了苏维埃军事行政机构的统一模式,即托洛茨基称之为“军委”制的模式。这个“军委”是个“三人委员会”,它由一个军事专家和两个军事委员组成。

  按托洛茨基的解释,这种军委的实质就是“在纯粹军事作战的问题上,尤其是在纯粹战斗性质的问题上,所有机构的军事专家都有表决权”,政治委员“有极严格的命令不得干涉作战指令,不得阻碍并不得取消它们。而军事委员也要在士兵和群众面前签字保证所下达的命令是军事行动所必需的,而不是反革命的诡计”。这份命令事实上成了托洛茨基在组建新军队时的指导方针,明确把军队的指挥职能分为两部分:政治的和纯军事的。

  4月22日,托洛茨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对组建新军队和其指导方针作全面阐述,明确提出,现在建军不能实行“一长制”,而要实行指挥员和政委的分工制。托洛茨基说:“我们不得不把军事领导人的权威分成两部分,把纯粹军事的、作战的、战斗的职能交给学习过这些、更了解这些和因此应为此承担起责任的人;另一方面,把思想政治组织工作交给按其心理、意识和出身与掌权的新阶级相联系的人。”

  在这次讲话中,托洛茨基还对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建军时所执行的自愿原则提出异议,说“这是不符合工人民主性质的原则”。托洛茨基是指民众,尤其是工人和农民还未自觉意识到为何又必须去打仗,因此不得不利用自愿原则;但自愿原则并不能组建起一支纪律森严勇敢善战的军队,必须让每个人都了解进行战争的意义,自觉去打仗。他还认为:“红军只是未来军队的骨架。”

  托洛茨基一再重申:“建军的任务不仅是要吸引旧的指挥人员,而且要组建起新的指挥班子。”无论是利用旧军事专家还是组建新指挥班子,托洛茨基都提出“要按阶级的原则”“过滤”。为此,托洛茨基向会议提交《红军职务充任程序》法令,请求大会批准:“我们已卷起了袖子,着手建军的工作了。为此,我们需要你们全体一致的信任:这项工作是必需的,在地方的粮食和运输事务中,在与胡作非为、与流氓行为、与混乱和玩忽职守作斗争的事业中,我们能得到支持。”同一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托洛茨基的建军原则和做法,并通过《红军职务充任程序》法令。

  《红军职务充任程序》规定班长根据连长的提名任命,排长先由地方军委提供候选人名单,后再由部队的指挥员与军委协商,选择某个候选人充任。在行军和战斗中,所有的指挥员都采取任命制。师和师以上的指挥员的任命由军事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军委协商后确定,并报人民委员会备案。这个充任程序体现了托洛茨基的保证红军组建的阶级属性的“过滤”办法。6月7日,召开了全俄首次军事委员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在开幕词中再次明确了军事专家和军事委员的职责和相互关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直接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委员——政治活动家,革命家。军事领导人要对自己的全部活动和军事行动的结果等负全部责任。若委员发现军事领导人方面有对革命威胁的危险,他就有权毫不留情地惩治反革命分子直至枪毙。”

  6月16日,苏维埃面临的局势愈益恶化,当德国从西方、日本从东方向俄罗斯的中部挤压过来,英法从南北两个方向“要瓜分死熊的皮”时,托洛茨基在谢尔基耶夫人民之家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不能允许人们凭借三四万步枪就来威胁我们的生命和自由。”他呼吁年轻人、先进的革命的工人参加红军,保卫祖国。于是,大力开展了首先在莫斯科、伏尔加河沿岸和西伯利亚地区征召人员入伍的工作,而这种征召则加快了组建红军的由“自愿”到“义务兵役”原则的转变进程。到了7月底,苏维埃共和国几乎陷入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面包围中,尤其是在东部战线,捷克斯洛伐克军团7月22日攻占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向喀山逼近,伏尔加河沿线成为共和国最主要的战场、最危险的地区。

  8月7日,托洛茨基受列宁委派要立即赶到这个地区,组织和指挥红军,打败敌人,保卫住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当托洛茨基乘坐临时编组起的一列专列向喀山方向进发,开始一条在战斗中的建军之路时,列宁向工人同志们呼吁:“大家都来进行最后的斗争!”

  事实上,喀山已在8月6日陷落。这是托洛茨基离开莫斯科时不知道的,所以他的专列不得不停在离喀山最近的斯维亚日斯克站。也就是从此时起,这个专列成为伏尔加河战线的最高军事指挥所,托洛茨基在这里开始重整在喀山被打散的红军队伍,组建真正的红军的进程。

  喀山的陷落就是因为军队溃败。首先是指挥官逃跑,其次是守卫喀山的军队中有叛变者和内奸。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支蔓延着厌战情绪又无严格纪律的部队。所以,他们未经战斗就逃跑,放弃了喀山。喀山的陷落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若不能把喀山收复莫斯科将会失守,苏维埃共和国将有覆灭的危险。收服喀山就成了“不胜利,毋宁死”的问题。而要收服喀山,就必须首先重建一支誓死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军队。

  托洛茨基的整军从严肃军纪开始,对此,他发布一道命令:“我警告,凡部队擅自退却,首先枪毙该部队的政委,其次是司令。英勇善战的战士将提升到指挥的岗位上去。对懦夫、损人利己者和叛徒将严惩不贷。这一点我向全体红军保证。”但托洛茨基本人并未打过仗,在斯维亚日斯克一线,托洛茨基也是首次上战场。因此,起用旧上校军官瓦采季斯为东方战线总司令,因为此人不仅通晓军事,而且在混乱中不惊慌失措。托洛茨基对他赏识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8月6日晚,他是从喀山司令部撤离的最后几个人中的一个,虽喀山失守了,却保持乐观主义态度。为此,托洛茨基坚持一条自己确立的建军原则:不干涉军事专家的具体作战行动。

  托洛茨基整军的一个更为重大的措施是,在清除叛徒、内奸和逮捕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指挥员的同时,用自己随专列带来的50个莫斯科年轻共产党员作为骨干组织新军队。这些共产党员随后不断增加,其结果就正如托洛茨基所记述的:“杂牌部队变成正规军。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党员参加了。团队得到充实和锻炼。在部队中,政治委员被看作是革命的领袖和专政的直接代表。法庭告诫大家,在革命的危急关头要求人们作出最大的牺牲。在短短的几星期里,部队发生转变。一批动摇的、不坚定的、分散的人群被改造成一支真正的军队。我们的炮兵明显地占了优势。我们的舰队控制河面。我们的空军取得制空权。我已毫不怀疑,我们必将收服喀山。”

  于是,有了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1集团军和斯米尔诺夫指挥的第5集团军等军队。这些军队成了托洛茨基领导下组建的红军骨干队伍,在喀山方向成为支撑苏维埃共和国、摆脱战争危机,最后获得国内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

  8月31日,因列宁遇刺,斯维尔德洛夫秘密紧急把托洛茨基召回莫斯科商议国事。

  9月2日,托洛茨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讲话,称列宁的遇刺是又一条战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胸廓上的战线”,“克里姆林宫的战线”。他说,“目前这条战线最令人不安”。在谈到喀山的情况时,他说已有了以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人为骨干的严格纪律的、坚定的部队,与当地居民密切接触,“使伏尔加河农民的情绪有了重大的转变”,“我们的部队在壮大,精神上和数量上都在增强”,因此,“胜利就在前面”。

  托洛茨基指出,战线的情况已发生改变,为旧战线而成立的军事机构必须随之改变。他提出:把适应旧战线的最高军委与原本只为东方战线而建立的革命军委合并。理由是,目前这场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将不是在两周、两月内就可以结束的,谁也不清楚战争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下去,苏维埃共和国将不得不以必要的措施保卫自己。他认为,目前国家无论在军事领域还是在资源方面,都是消耗殆尽和贫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把苏维埃共和国变成一个军营,而我们所有的钱财,所有的力量,国家所有的财产,公民们的和公民各自的财产都应径直用于保卫苏维埃共和国。”他要求实行动员,动员经济、人力和人们的精神,呼吁:“应由一个领导机构,由革命军委,和一个总司令来领导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和财力。”

  托洛茨基还警告说,未来的两个月是很困难和艰险的,过去后就是胜利。他说:“我们相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胸廓上的斗争将以生命的胜利而告终”,“在为数不多的几周内,在工人阶级的领袖重新站立起来的时间里,我们一定会在其他战线取得胜利。”托洛茨基的这番话稳定和团结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力量,对作战中的军队和处于艰险抗争中的民众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苏维埃共和国的未来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把权力集中于革命军委的决定。会后,托洛茨基返回斯维亚日斯克的指挥列车,参加收复喀山的战斗。几经凶险和波折,喀山终于在9月10日被红军攻克。

  此时,列宁康复,终于重新站立起来,他对喀山的收复很高兴,9月11日给托洛茨基发去电报:

  喀山,托洛茨基。我热烈祝贺红军的辉煌胜利。愿这个胜利成为工人和革命农民的联盟彻底打垮资产阶级、粉碎剥削者的一切反抗并使世界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保证。世界工人革命乌拉!

  9月12日,红军第1集团军攻克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红军战士给列宁发来电报: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复您的故乡,这是为您所受的一处伤而对敌人的回答,为您受的另一处伤,我们要收复萨马拉!

  列宁回电:

  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的伤口的一条最有效最理想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振奋,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作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对于喀山之战,托洛茨基感慨地说:“我们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波澜起伏和出人意料。小战争却是大学校。”喀山之战是个重大的转折点,不仅击退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进攻,而且扭转伏尔加河一线的战局,消除苏维埃共和国面临覆灭的威胁。同时,胜利使民众的情绪发生变化,人们开始相信为了生存和自由的生活必须进行抗击帝国主义的战争,曾蔓延的厌战情绪消除了。更为重要的是,喀山之战使苏维埃共和国从此有了真正的红军,有了能保卫自己政权的武装力量。托洛茨基的建军路线和实践也在喀山之战的战火中经受住了艰难的考验。此后,苏维埃共和国重新挺立,新组建的红军赫然屹立。

  为此,托洛茨基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红军职务充任程序》法令,得到批准:

  我们已卷起了袖子,着手建军的工作了。为此,我们需要你们全体一致的信任:这项工作是必需的,在地方的粮食和运输事务中,在与胡作非为,与流氓行为,与混乱和玩忽职守作斗争的事业中,我们能得到支持。

  喀山之战后,苏维埃俄国的国内战争远未结束,各条战线上还不断传来告急警报。列宁指示托洛茨基:到危急地点指挥战事和处置军务。革命的需要,使托洛茨基这位知识分子变成了驰骋疆场的军事家,缔造并指挥从无到有的红军,成为几百万军队的统帅。当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要面对多路敌人,面对不同派系的反革命武装和英、法、日、美等国的干涉军,数十条战线同时开火。疆域过大,战线过长,托洛茨基组织了一个专列——流动指挥部。他坐着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跟着战场走,来回穿梭。每到一处,从容指挥,很快扭转内战初期的败局。

  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后被押解到乌拉尔首府叶卡捷琳堡软禁起来。保皇党聚集力量,准备翌年春季冰雪消融时把尼古拉解救出来,沿着鄂毕河送走。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府得到消息,1918年4月,日本特工奉命设法劫持沙皇到日本,以帮助其复辟为交换条件,割让俄国的远东。为了实现阴谋,日本人用重金收买以瓦西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几个俄共(布)党员。雅科夫列夫出示伪造证件,自称是特别人民委员,奉苏维埃中央执委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命令,秘密转移沙皇一家。看押沙皇的赤卫队员信以为真,协助他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专列。火车刚开动,却朝相反的方向行驶,回到叶卡捷琳堡时,企图闯关而过,引起怀疑,被扣留了。一查,原来雅科夫列夫一伙是日本特工。

  7月6日,左翼社革党在莫斯科发动叛乱。同一天,右翼社革党波里斯·萨文柯夫指挥雅罗斯拉夫尔叛乱。夏季后,叛乱席卷雷宾斯克、阿尔扎马斯、穆罗姆以及莫斯科和喀山的一些重要的枢纽站和河港。8月1日,同盟国的军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

  7月中旬,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大使在莫斯科密商,策划利用捷克军团解救被关押的沙皇,把他当作一面旗帜,聚集力量反对苏俄。

  叶卡捷琳堡地方政府得知消息,决定秘密处决沙皇。7月16日深夜,尤洛夫斯基奉命带领契卡特遣队包围沙皇一家所住教堂,逮捕了11人:沙皇、皇后、太子阿列克谢、4个公主、御医鲍特金、男仆特鲁普、女仆捷米多娃和厨师哈利托洛夫。尤洛夫斯基把他们押到地下室,沙皇惊恐地问:“你们想做什么?”“送你们见上帝。”语毕,行刑者举枪齐射,6个大人惨叫着倒在血泊中,太子和公主们却安然无恙,打在他们身上的子弹冒着火花在房间里乱蹦,有几颗还反弹转来,行刑者急忙跳开。尤洛夫斯基觉得奇怪,把孩子们拉过来,脱下衣服检查,原来他们身上都穿了一件前后装满了钻石的背心。子弹未能击碎坚硬的钻石,而向发射者反扑。于是,行刑者取下背心,把孩子们用刺刀捅死,然后把全部死者拖进树林,胡乱地掩埋在一起。这些价值连城的钻石重达8公斤,进入了新政权的国库。5天后敌人占领叶卡捷琳堡。不久,只过了一天沙皇瘾的米哈伊尔大公也被处死。

  7月底,英军攻占巴库,进入里海东岸。

  8月,沙俄将军邓尼金的4万自愿军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控制了北高加索和顿河南部的大片地区。其北面,沙俄将军克拉斯诺夫收拢卡列金的残部,组成顿河哥萨克军。他们装备精良,臂上有恐怖的骷髅标志。德国军队夺占了波兰、芬兰、乌克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部分地区。三个高加索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从俄国分离。土耳其军队控制了黑海的巴统地区。

  在内外反革命势力占领的地区,俄共(布)苏维埃政权被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死灰复燃。于是,俄共(布)的苏维埃政权失掉3/4的领土,被挤到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的范围内,仅占有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以东以南的地区。就是在这个小块地区,还有持续不断的饥荒和瘟疫肆虐,工业生产停顿,社会治安混乱,等等。面对空前的灾难和困难,列宁以顽强的毅力指挥他的党,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不仅要生存下去,还要发展革命事业。他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工人和其他劳苦民众身上。他常到民众中去演讲,说今天我们的四面八方都是危险的敌人,我们只要团结一致,充满信心,就能战胜他们。

  在最困难的时候,敌人又策划暗杀列宁的阴谋。

  早在1918年1月,敌人就曾暗杀过列宁,失败了。今天,他们又组织第二次暗杀。1918年8月,列宁加倍努力,企图阻止政治气候恶化。8月2日,列宁接到平兹省农民暴动的消息,委派乌克兰安全局秘书叶夫根尼娅·博什到平兹收集关于农民不满的情报。博什从平兹打电报说,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有5个乡。列宁打电报给省执行委员会,指示:

  对富农、教士和自卫分子实行无情的大规模镇压,把可疑分子关进城外集中营,派出军队讨伐。执行情况如何,请电告。

  过了三天,列宁拍发第二封电报:

  对5个乡富农暴动的镇压经过和结束一字不提,令人惊奇。希望你们在镇压富农暴动和彻底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方面,首先是没收粮食方面,别迟疑和软弱。

  列宁的情绪变得更坏,号召外省的工人和农民们不要与在农民中还享有威信的左翼社革党达成协定,别对中农置之不理,要对这个不是像富农那样“靠人民贫困”发财的阶层让步:“要尽量对中农让步,尽量小心、尽量公正地对待中农。”对待左翼社革党,则要采取毫不留情的态度:

  必须把全部社会革命党逮捕起来,把各地的政权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8月30日,列宁在工人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把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在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发生的事件上,在这些地方,苏维埃被俄国的反革命分子和外国的武装干涉者推翻了,“土地交给了贵族,工厂还给了原主。8小时工作制被废除,工农组织被取缔,沙皇的地方自治局和旧的警察统治重新抬头。”列宁说:“让每一个在政权问题上还摇摆不定的工人和农民看看伏尔加,看看西伯利亚和乌克兰,自己就会得出明确的答案。”

  夜晚,列宁来到莫斯科河南岸区,在前米赫里逊工厂的工人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在结束的演说时,列宁高声说:“我们的出路不是胜利就是灭亡!”右翼社革党诺维科夫混在听众中,等到列宁在工人们的簇拥下出来后突然冲上前去,推开工人,连开三枪,两颗子弹击中列宁身体的要害部位,列宁倒了下去。契卡立即包围现场,抓住名叫范妮·卡普兰的女人。当时,35岁的卡普兰路过这里,被人群挡住了,成为“刺客”。因人们惊慌失措,未立即把列宁送进医院,而是把他抬回了克宫。在无电梯的情况下,列宁爬上第三层楼,倒在自己住宅外厅的椅子上。米尔·罗扎诺夫大夫等四个医生赶来会诊,发现情况严重——一颗子弹打进肱骨,造成骨折,另一颗从背后肩胛骨进入,打穿肺叶,引起大量出血。为了防止感染,医生们没取出子弹。经过紧张的救护,两昼夜后列宁的脉搏才恢复正常,溢血也被吸收了。

  同一天,彼得格勒契卡主席莫伊塞·乌里茨基被左翼社革党列昂尼德·卡涅基谢尔枪杀。列宁闻讯,立即指示:

  应把枪决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之类的一切活动。

  8月31日,契卡在全城大搜捕,逮捕了英国特工——罗伯特·洛克哈特。

  后者与列宁被刺有何牵连?一战期间,1917年底,英国人担忧苏俄与德国和谈成功,德军把东线的兵力调到西线对付英法联军。为了破坏和谈,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任命洛克哈特为英国驻莫斯科代理总领事,游说苏俄政府。1918年3月3日,苏俄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战争。于是,洛克哈特与社革党鲍里斯·萨温科夫勾结,制订了暗杀列宁等布党领袖和推翻苏俄的计划。为此,劳合·乔治拨款120万卢布,英国军情一处所派冷血杀手西德尼·赖利进入莫斯科。赖利来到克宫门口,自称是英国首相特使,因形迹可疑被挡在门外。6月,两个契卡成员化装为白俄,到英国领事馆侦察。因卡普兰被捕,契卡收网。在混乱中,赖利仓皇逃走了。

  9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对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实行民众的红色恐怖》的决议。列宁向全党通电:

  不许再软弱!不许再有感情上的顾虑!必须立即逮捕全部社会革命党,并从资产阶级和白军军官中猎取大量的人质;只要有轻微的迹象,有反抗的企图,或白军的拥护者中有什么动作,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枪决。

  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宣布全国戒严:

  使用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回答敌人的白色恐怖!

  中央委员彼得洛夫向各地苏维埃发出通告:

  可以不经过任何正式手续,直接枪决与白军勾结的任何人、反对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政府的卑鄙阴谋家,毫不犹豫地实行民众恐怖。

  全俄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高喊:

  我请求使用革命的宝剑,消灭全部反革命!

  接着,彼得洛夫签署了《人质令》:

  凡当地苏维埃知道的社会革命党分子,都应立即逮捕。应从资本家和军官中抓出大批人质,一有抵抗举动,立即集体枪决。

  在托洛茨基所率红军队伍的配合下,捷氏的3万契卡军队捕杀了7000个反革命分子和嫌疑犯,仅彼得格勒一地就枪杀了500人。这些人中间,不仅有敌对的社革党,还有孟党、立宪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对派和叛军的主要头目、仇视新政权的前沙俄大臣、神职人员、外国特工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敌对者,都在扫荡之列。

  9月3日,卡普兰受审。她两耳失聪、双目失明,自然是一问三不知。克宫警卫队长马尔采夫恼羞成怒,把卡普兰拉到院内墙角,朝她后脑勺连开两枪,然后把其尸体装入木桶烧掉。后来,捷尔任斯基说马尔采夫是擅自杀人的左翼社革党,把他逮捕枪决了。

  9月5日,刺杀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的凶手坎涅基谢尔被判处死刑。

  这次,以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团长洛克哈特为首的外国特工组织也被破获。早在5月份,捷氏就掌握了它的材料,安排两个契卡人员打进内部,取得洛克哈特的信任,被派去收买克宫的警卫队长。收买的目的是逮捕列宁等要人,推翻苏维埃共和国,报酬为120万卢布。捷氏将计就计,任命加入契卡的一个炮兵营长为警卫队长,假装与他合作,一举端掉了这个匪巢,洛克哈特俯首就擒,已支付的120万卢布自然也就成为契卡的额外收入。契卡还粉碎了洛克哈特策动的前沙俄彼得格勒军事总督萨文可夫将军在雅洛斯拉夫组织的叛乱,枪决了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与洛克哈特有联系的400多个旧军官。

  契卡大开杀戒,内外舆论啧有烦言。为此,1918年6月8日,捷尔任斯基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

  我们代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恐怖,恐怖在革命时期是绝对必需的。契卡被迫起来捍卫革命,镇压敌人,有时宝剑或许会落到无辜者的头上,这是不可避免的。

  9月,托洛茨基担任苏维埃工农共和国革命军委主席,即红军总司令,全面负责军事和指挥作战。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红军很快就扩充为80万人,组建了10个集团军140个师。

  托洛茨基是犹太人的农家子弟,真名实姓为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斯坦,“托洛茨基”是他1902年逃亡国外时使用的假姓,俄语为“雄狮”之意。其外貌是一个典型的俄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形象:面白额宽,丰满的嘴唇上方蓄有浓密的口胡,下巴则留着一撮稀疏的山羊胡,鼻梁上架着一付厚底的近视眼镜。透过镜片,两只细长的眼睛常射出锐利的咄咄逼人的光芒。

  革命家托洛茨基具有传奇的经历。他诞生于一个巧合的日期——1879年11月7日,38年后的同一天,即1917年11月7日,爆发惊天动地的俄国十月革命。其故乡是乌克兰赫尔松县的扬诺夫卡村,毗邻黑海和第聂伯河的茫茫草原。他排行老五,9岁时就读于敖德萨的一所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896年,17岁的托洛茨基转到尼古拉耶夫城读书,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立志以从事政治为终身职业。1898年被捕,在监狱里与一个女革命者结婚。第三年,夫妻二人一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2年,托洛茨基只身藏在一辆马车的干草堆中逃出流放地,身无分文,却穿过整个欧洲,渡过拉芒什海峡,辗转各地,到达伦敦、巴黎等地。

  在伦敦,托洛茨基与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人相会。不久,他与侨居巴黎的女革命者娜塔莉娅结婚,并相伴终生。托洛茨基担任《火星报》的编委,又喜欢到处演讲,练就能写会说的本领。演讲时很投入,一张犹太人的脸变成魔鬼的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极富煽动性和号召力。听众无不为之倾倒,摩拳擦掌,都愿意立即跟随他赴汤蹈火,抛头颅,洒热血。

  1904年,托洛茨基脱离孟党,自立山头。

  1905年1月的“流血的星期日”后,托洛茨基偕同其妻回到彼得格勒。10月,当革命发展到最高潮时,26岁的托洛茨基成为革命的领袖。11月,他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2月被捕,在狱中写了《总结与展望》一书,阐述后来影响深远的著名的“不断革命论”,认为只有通过世界革命才能解决夺权后与农民的矛盾冲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不间断地革命,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把一切有产阶级都消灭掉。托洛茨基发展了这个思想,主张输出革命,让无产阶级的红旗在全球高高飘扬。

  1906年11月,托洛茨基被判长期流放西伯利亚的北极圈。在押解的路上,他假装生病,从医院逃走,取道芬兰和瑞典,再次来到伦敦,一住就是10年。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家回到彼得格勒,受到隆重欢迎。鉴于托洛茨基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列宁决定联合他,宣布接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则宣布,放弃以往反对列宁所主张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立场,同意列宁建立第三共产国际的主张。二人赞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和“打倒临时政府”,与孟党大唱反调。

  7月,托洛茨基加入布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9月,托洛茨基再次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10月,列宁等人尚在国外,托洛茨基以布党最高领袖的身份具体指挥彼得格勒的武装暴动,为了夺取全国政权建立盖世奇功。他执掌共和国的军权后不仅运筹帷幄,还亲临战阵,指挥红军把叛军和干涉军打得落花流水,威名远震苏俄大地。

  1917年10月,继彼得格勒武装暴动胜利后10月底11月初,莫斯科的无产阶级经过斗争,也取得革命的胜利。随后,武装暴动的潮流扩展到农村和边远地区,在俄国中部的农村,广大贫苦农民在当地布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来,进行集会和串联,建立农民代表苏维埃和革命武装,夺取地主的土地,镇压地主、富农的反抗。他们的斗争,是对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

  因工农斗争的配合,10月26日,俄国中部县城舒雅建立了以伏龙芝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夺取了政权。同一天,亚历山大洛夫和科浦洛夫两个县城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尼什涅诺夫哥罗德市,10月28日,赤卫队和革命士兵举行暴动,相继占领弹药库、邮电局和印刷厂,控制了全市的政权。接着,立即迫使尼什涅诺夫哥罗德省苏维埃改选,宣布全省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与此同时,全省各县、乡、村广大农民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支持下,纷纷召开大会,通过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决议,用武力推翻了本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至1918年初,尼什涅诺夫哥罗德省大部地区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在顿河地区,哥萨克首领卡列金发动叛乱,反对苏维埃政权。11月下旬占领罗斯托夫、塔甘罗格等地区,准备继续北犯莫斯科。在布党的领导和组织下,1918年1月,广大哥萨克贫苦农民与革命军队一道,进攻卡列金。塔甘罗格等城市的工人举行武装暴动,配合贫苦农民和革命军队的行动。2月,革命军队攻占罗斯托夫。3月,顿河地区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此外,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农业落后地区,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中亚地区等少数民族地区,1917年底1918年初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此后,俄国境内的主要城市和广大乡村都建立苏维埃政权,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正是: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11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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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党树旗六百万工农上阵

  白俄复辟十四国武力撑腰

  话说1918年后俄国城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再说列宁恢复健康后,听从医生的嘱咐,常在克宫内散步,一直努力练习那只受伤的左臂,不断地把左臂伸向背后,想够着右肩胛骨。

  反对布党的军队因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处于明显的优势。帝国主义干涉军和白军里应外合,把苏维埃政权挤到了一块狭小的地盘内,托洛茨基临危受命,率领工农红军英勇战斗,苏俄大地到处都在进行惨烈的厮杀。

  面对危机四伏的国际国内形势,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进行大量的工作。

  武装问题,对布党而言,并非困难很大,俄国的工业能制造出足够数量的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1919年4月,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纳·卡明斯基报告:“图拉兵工厂和弹药厂工人严重缺粮和缺乏纸币不能发放工资。”列宁立即采取了措施。此外,苏维埃广泛地使用缴获来的武器。在20世纪20年代,苏俄尚无自己的坦克,在“5·1”节和十月革命节,在红场上受检阅的坦克是缴获英国人送给邓尼金的。在沙皇时期和临时政府时期建立的有色金属和其他原料的储备都为布党所得,在国内战争时期和国内战争后利用这些储备。

  俄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源,大部分人受过军事训练。在国内战争中,主要武器是步枪和刺刀、马刀和军刀、迫击炮、机枪、坦克、装甲列车和炮舰。1919年的9月,托洛茨基号召:“无产者骑上马去!”于是,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开始远征。

  十月革命后因民众武装队伍鱼龙混杂,纪律很差,乱抓乱杀、抢劫钱财和违抗命令的事情时有发生,列宁决定大力改造。

  1918年1月25至29日,苏维埃政府建立工农红军,组建20个军,分赴六条战线作战。其中,斯大林统率一个军,步兵和骑兵各占一半。

  3月4日,苏俄成立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国的武装力量。

  4月22日,苏维埃政府发布命令,成立地方军事机构,废除志愿兵役制度,全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度,规定18至40岁的公民都要接受义务军训和服兵役。为了培养苏维埃政权自己的军事人才,开办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和军事训练班,并大量吸收愿意为新政权效力的前沙俄军事专家为教官,对他们量才录用,一视同仁。

  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还决定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把全部工作转入战时轨道。

  5月,红军正规部队有30万人之众。6月13日,为了统一指挥东线作战,成立东方方面军。

  9月2日,列宁宣布国家为军营,由托洛茨基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瓦采季斯为武装力量总司令。

  9月11日,托洛茨基下令扩充部队,除东方方面军外,还组建了南方方面军、北方方面军和西部防区(翌年2月改编为西方方面军)。

  11月30日,成立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协调和领导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的活动,确保前线和后方的统一。所有这些措施,保证了苏俄红军的建设及其在各条战线的初步胜利。

  托洛茨基主张建立正规军队和配备训练有素的军官。列宁准许使用旧军官,并为这种做法辩护。12月,组建里海—高加索方面军。

  1919年3月12日,在彼得格勒,列宁说:

  我们有一些同志,看到领导红军的有沙皇的奴仆和旧军官,就愤慨……专家问题应提得更广泛些。我们应在一切建设领域内,自然是在我们没有旧资产阶级专家的经验和科学素养,用自己的力量不能完成任务的那些建设领域内,利用他们。我们不是空想家,不认为社会主义俄国的建设事业可以由什么新人物完成。我们要利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遗留下来的材料,使旧人员受到无产阶级的严密监视,完成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建设。若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遗留的材料建设大厦,新社会就根本不会建设成功,你们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

  列宁和托洛茨基雇佣一些前沙皇军官,竭力把他们的经验与自己的热情结合起来。在敌人突破防线时,共产党员除了坚决顶住或英勇牺牲外,无别的出路。无一个士兵会说,共产党员把自己当作炮灰使用,因为敌人火炮要吃掉的首先是共产党员自己。恐惧心任何时候都像传染病一样在战场上蔓延,若军官动摇,整个队伍就会溃败。不过,勇敢也具有影响力,当共产党员们在敌人的炮火下拼命死守或是向前进攻时,后面往往是一些决不后退者。若党员胆怯逃跑,军官就会执行战场纪律——枪决。

  因新兵都是工人和农民,托洛茨基利用前沙俄军官负责训练,发挥他们在军事技术和领导方面的特长。旧军官多达数万人,为了防止叛变,扣押了他们的家属当作人质,同时派遣有俄共身份的政委监视他们的行动。大部分沙皇军官都忠诚地为新政权服务,并非有什么三心二意。当时,有不少红军部队是由前沙俄军队改编的,其中又有不少人后来参与叛乱。因此,斯大林等人反对托洛茨基的政策。只有列宁坚定不移地支持托洛茨基,说应学会利用旧制度的残砖剩瓦建设社会主义:“旧军官曾为沙皇制度服务,甚至有屠杀过工农民众的历史污点,但只要转变立场就是同志,就要利用他们建设红军。”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军事委员会在团以上的各级组织都选派政委,俄共党员、共青团员和工人农民纷纷参军,红军增加到600万之众。当时,《我们勇敢去作战》这首歌曲响彻云霄,鼓舞红军冲锋陷阵:

  你听吧同志,战争已来临,快放下你的工作,来,一起去参军!我们勇敢去作战,为了苏维埃政权,我们万众一心,为了自由生存!

  机枪在呼啸,炮弹在轰鸣,再凶猛的敌人,也吓不倒我们。我们勇敢去作战,为了苏维埃政权,我们万众一心,为了自由生存!

  白军的队伍正一步步逼近,上前决一死战,绝不放弃斗争。我们勇敢去作战,为了苏维埃政权,我们万众一心,为了自由生存!

  托洛茨基把国内战场划分为东方战线、南方战线和北方战线,亲自乘坐一列专用铁甲指挥车,风尘仆仆,巡回于各战线的各战区和战场。列车上设有秘书处、印刷厂、电报站、无线电台、发电站、图书馆、汽车库和浴室。哪里情况紧急,列车就立即驶向哪里。托洛茨基凭借这列流动的指挥车,深入到前沿阵地,直接解决各类问题,效果显著。

  列宁兴奋地接到报告:

  像新的援军到达一样,托洛茨基一到现场立即就出现了新气象:严格的纪律恢复了,军事机关和行政机关又能胜任工作了。凡是办事效率低下者都被降职,高、中级指挥人员全部被撤换。托洛茨基的命令清晰明确,对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要求每个人都发挥最大的作用,并能准确迅速地执行命令。一切表明,这里有了强有力的指挥员。参谋部的工作进入正常运转中。今天,一直很差的联络工作也令人满意了,后勤供应部门开始发挥职能,无任何故障。前线开小差的事情显著减少。所有部队的战地法庭都在办公,每个人都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前进,所有后退的路都被堵死了。托洛茨基明察秋毫,深入到每一个细节,把沸腾不息的干劲和惊人的毅力应用到每一项工作上。

  3年国内战争时期,托洛茨基的专用列车行程近11万公里,相当于环绕地球6圈多。在东方战线,司令加米涅夫和政委古谢夫指挥红军,于1918年9月收复喀山和辛比尔斯克,10月收复萨马拉,与捷克军团和白军在工业中心彼尔姆一带对峙。在北方战线,红军大量杀伤敌人,初步遏制住了100多万干涉军和白军疯狂的攻势。

  面对巨大的压力,列宁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切为了前线”。

  1918年11月底,在彼得格勒破获了一个与尤登尼奇勾结并接受协约国援助的反革命组织。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

  在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暂时取得胜利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收到大批匿名信,全是咒骂、威胁的语句和讽刺性漫画。知识分子还在动摇……受社会革命党支持的无政府主义者。在9月25日炸毁了列昂节夫巷的俄国共产党(布)莫斯科委员会的所在地,炸死了我们的不少同志。伊里奇连一分钟也未动摇过必胜的信心,从早到晚工作,重重心事使他夜不成寐。他常夜里醒来就起身打电活检查工作:看他的某个指示是否执行了;或决定补发电报。他白天很少在家,多半是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来访的人们。在这紧张的几个月里,我与他见面的机会比平时少,几乎未一起散步过,无事甚至不好意思到办公室,担心妨碍他的工作。

  为了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列宁不在克宫的食堂里吃饭。克鲁普斯卡娅总是从食堂里把饭给他带回家吃。她腋下夹着一个黑面包,双手端着一碗汤,小心翼翼地走在克宫结冰的人行道上。

  在南方战线,1918年6月以来,格罗兹尼激战100多天后才陷于敌手,察里津保卫战却大获全胜。察里津是位于伏尔加河于北高加索的一个军事重镇,与外界隔绝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全靠它供应。只有上班的工人才能每天领到1/8磅面包,老弱病残者则大批饿死。大街小巷常发生野蛮的“面包战”——为了争夺一块黑面包,饥饿的人群互相残杀,惨不忍睹。

  当时,察里津的形势恶化:富农与奸商勾结,一方面故意让大量粮食霉烂在地里,一方面又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加上白军破坏,粮食更不容易运出来;政府机关和红军中混入奸细,仗打得一塌糊涂,苏维埃政权摇摇欲坠。列宁把察里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都交给了斯大林。

  斯大林认为“军事专家”是暗藏的敌人,不仅不信任,还排斥、打击和镇压,旨在夺取托洛茨基的军权。6月6日,斯大林率领450个俄共党员奔赴察里津,解决筹集和运送粮食的问题,扭转不利的政治军事形势。他下车伊始就使用霹雳手段,首先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全部撤职逮捕,解散一些可有可无的委员会。接着,采取果断措施肃清内部的奸细,逮捕并枪决了一些人。有的闲居的前沙俄军事专家不愿意为新政权效力,斯大林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下令集中起来,捆绑在驳船舱内,深夜时分连人带船沉于伏尔加河。然后,加派武装征粮队到农村征粮。

  斯大林宣布城乡一律实行粮食配给制,限制粮食私下买卖。他严厉打击袭击运粮火车和企图夺回被征粮食的农民,下令:

  若有人胆敢抢劫粮食,就把他们全部杀掉,把村庄烧成灰烬!

  斯大林雷厉风行,迅速改变了局面。于是,2000多个车厢里装满粮食的火车驶向莫斯科。

  7月,斯大林成立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自任主席,整编分散的部队,组建包括特种部队和装甲列车在内的一些新的师团,建立了工人民兵队伍。准备就绪后,他指挥4万红军反击白军。全城居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协助红军挖掘战壕,运送弹药,救护伤员。

  围攻察里津的白军,是以沙俄将军克拉斯诺夫为首的哥萨克骑兵,有近6万人。配备600多挺机枪、170门火炮和20架飞机,势不可当地向前推进。红军冒着横飞的弹雨,在炮弹的爆炸声中,在红旗的指引下,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反冲锋。工人们则腰束子弹带,身旁放着步枪,一边努力生产,一边准备迎敌。损坏的火炮刚从前线拖回制炮车间,炮筒还在发热,工人们就动手抢修,修好的火炮立即送往前线。

  斯大林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是一个闷热的季节,尘土飞扬,硝烟弥漫,面对占优势的敌军,红军死守阵地。在顶住白军的猛攻后红军开始反击。仅在8月20日,就突破敌人合围的正面,一鼓作气把敌人赶过了顿河。

  10月1日,斯大林致函列宁:“我必须有军事全权……我将自己做主,不经过形式上的手续,把那些损害工作的集团军司令和政委撤职……我决不因为无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行动。”他建议解除军事专家、南方方面军司令瑟京的职务,代之以伏罗希洛夫,否定把南方方面军司令部迁往距离察里津600余公里的坦波夫省科兹洛夫,因为那里对托洛茨基的指挥列车进出有利。于是,引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公开冲突。

  11月,白军纠集12个骑兵师和8个步兵师,共10万人,再次围攻察里津。斯大林继续指挥全城军民英勇反击,在红军第14集团军司令伏罗希洛夫的领导下,炮兵指挥官库利克集中全部炮兵火力,对正在集结准备总攻的白军突然进行火力急袭,重创白军,迫使其退走。

  当时,俄罗斯东部,尤其是彼尔姆—昆古尔地区军事形势仍严峻,高尔察克所率白军和捷克斯洛伐克叛军一刻不停地向莫斯科方向进犯。1919年11月14日,红军解放鄂木斯克,高尔察克带着1600吨黄金逃往西伯利亚后贝加尔地区。

  6月初,为了挽救波兰白军,英美两国支持原沙俄将军弗兰格尔和邓尼金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准备在顿河和库班登陆,往北移到西南方面军后方实施进攻。红军南方方面军人数太少,抵挡不住白军的进攻。俄共中央决定调51师回援。“中国军团”随同51师在阿波斯托洛沃车站下车,飞速奔向卡霍夫卡登陆场,接替正在与弗兰格尔部队激战损失惨重的拉脱维亚师和第52步兵师。10月14日,红军援兵赶到,51师转入反攻,开赴克里米亚前线。彼列科普地峡宽仅11公里,东面是锡瓦什湖,西面是通往黑海的卡尔基尼特湾。为了阻止红军进攻,弗兰格尔修建了坚固的工事。

  11月7日深夜,红军第65、第52师冒着零下15℃的严寒,涉水渡过锡瓦什湖,穿插到壁垒阵地的后面。经过3个多小时,红军官兵登上壁垒阵地后的利托夫斯基半岛,与数量多十几倍的敌人激战四天四夜,白军全线崩溃。11月12日,红军占领克里米亚半岛最南端的塞瓦斯托波尔市。

  在内战期间,10多万旅俄华工参与保卫十月革命成果的行动,仅在红军中就组建3个团、5个营和7个独立连,共5万多人。其中,来自今辽宁省铁岭市的任辅臣领导的苏俄红军“中国骑兵团”最为著名。他们英勇善战,消灭数万白军,成为东部战区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支英雄部队,被苏维埃中央命名为“中国军团红鹰团”。

  在征战中,红鹰团与白军常发生惨烈的搏斗。特别是1919年10月14日,从凌晨4时开始,双方炮战加肉搏,直到阵地上的人基本打光。血色黄昏中,增援部队赶来,新一轮拼杀继续进行。每一条壕沟、一道峭壁、一个小阵地,都必须经过反复争夺。在炮弹爆炸声中,白刃格斗,刺刀见红,短促的杀声,惨烈的喊叫,金属叮当和带血的刃面在夕阳余晖中闪动着灼灼光芒……

  1919年11月29日深夜,因被占绝对优势的高尔察克白军包围偷袭,苏俄乌拉尔地区“中国军团”维雅战场总指挥任辅臣及其部属2000多人壮烈牺牲。此后,列宁接见任辅臣的妻子和儿女,称赞他“是勇敢的战士,出色的指挥员,优秀的布尔什维克”。1989年11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北京举行仪式,向中国国际主义英雄任辅臣追授红旗勋章。1993年11月28日,铁岭烈士陵园为任辅臣烈士铜像落成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再说1918年的一战态势。

  德国一方面利用苏俄全面内战之机,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占领芬兰、波罗的海东岸、乌克兰、顿河流域等地;另一方面利用苏俄退出欧洲大战后的形势,加强西线的力量。

  3至4月,德军投入197个步兵师,与英、法联军的167个步兵师恶战,损失14万人。7至8月,因美国加入战争,德军损失近40万人。德国军事失败,引发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

  10月,同盟国的土耳其、奥匈帝国投降。11月9日,柏林爆发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逃往荷兰,工兵代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分掌政权。11月11日,在巴黎和会,德国代表签署投降书,向协约国交出3000多门迫击炮、3万多挺机枪、5000多门火炮、5000多台机车、2000多架飞机、1万多辆卡车、24艘战列巡洋舰和30艘驱逐舰。至此,一战以协约国获得胜利而宣告结束。

  一战历时4年又3个月,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32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旋涡,7500万官兵上阵厮杀——其中死伤者3000万人。战争消耗了大量物资,数不清的城市和乡村化为废墟,数不清的铁路、公路、工厂、桥梁等被彻底毁坏,各交战国的经济损失总计近2700亿美元。因战乱、饥饿和灾害,无辜的民众死亡1000多万人。

  1918年11月12日,苏俄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侵占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和波兰的德奥侵略者匆匆撤走,白俄傀儡政权也相继垮台。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这些地区大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白俄民族主义政权进行拉锯战。正是:莫畏途难时日远,鸡鸣林角现晨曦。

  此后几年,这些地区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1918年11月,乌克兰的解放区恢复了苏维埃政权,一方面号召工人和农民推翻德国人的傀儡哥萨克首领斯柯洛帕茨基,一方面瓦解德国占领军。德军把火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交给红军,要求安全地遣送他们回国。斯柯洛帕茨基垮台,乔装成德国军官,逃出了基辅。在英法军队的支持下,以彼得留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基辅建立新政权。英、法等国把舰队开进黑海,协约国精锐部队5万多人登陆,法国和希腊各有两个师进入乌克兰,给彼得留拉刚建立的3万军队送来大量机枪、火炮和其他武器弹药。

  1919年2月5日,苏俄红军击溃彼得留拉的军队,攻占基辅,在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重建了苏维埃政权。此间,只有南部的敖德萨等地和克里米亚还被邓尼金的白军和协约国军队占据着,各个港口停泊着协约国的军舰。

  3月,协约国军队撤出部分地区。

  4月,红军攻占敖德萨和克里米亚。

  1918年,波罗的海东岸三国政局同时动荡。

  11月,立陶宛沃利迭马腊斯资产阶级政府解散。12月,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俄中央宣布承认其独立。翌年4月,独立后的波兰的资产阶级政府派遣军队占领立陶宛首都维尔诺。

  11月,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把持的“人民会议”宣布拉脱维亚共和国成立,组建以“农民协会”首领乌里曼尼为首的临时政府。1919年1月,在苏俄红军的配合下,拉脱维亚民众推翻这个政府,宣布成立拉脱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久,逃到利巴瓦的乌里曼尼率领6万白军反扑,5月占领首都里加,颠覆了苏维埃政权。

  1918年11月底,在苏俄红军的支持下,爱沙尼亚民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爱沙尼亚劳动公社。不久,该国的资产阶级向英国和毗邻的芬兰求援。在装备精良的爱沙尼亚白军、芬军和英军的联合进攻下,苏俄红军撤退回国,爱沙尼亚的苏维埃政权被推翻。

  1919年1月,白俄罗斯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白俄罗斯的地主政权——拉达为非法。4月,波兰白军侵占白俄罗斯的部分地区。

  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决定支持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和沙俄残余军队等白俄势力复辟,颠覆苏俄政权。于是,1918年到1920年,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中国(北洋政府)、土耳其、芬兰、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加拿大、伊朗、捷克斯洛伐克等14国对苏俄三次武装干涉,数十万军队从北部的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南部的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远东的海参崴等地进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亚历山大·高尔察克是沙俄海军上将,任过黑海舰队司令。1918年11月,他与立宪民主党右翼合作,在鄂木斯克发动政变,宣布自己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英国给他提供包括步枪和火炮在内的大量军事物资,美、法、日三国送来70万支步枪、3600挺机枪、几亿发子弹、几百门火炮和大量军服。高尔察克凭借这些装备,把军队扩充到40万人。盘踞在南方顿巴斯的邓尼金、盘踞在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和盘踞在北方的米勒等前沙俄将军,都承认高尔察克是白军各路人马的总司令,宣布接受其指挥。

  1918年12月,高尔察克军队25万人由东向西进攻,攻陷皮尔姆城。此后,继续向前推进,于1919年4月中旬接近喀山一线。

  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列宁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集中一切力量保卫伏尔加河流域,粉碎白军的进犯。苏俄东方战线一分为二:司令伏龙芝和政委古比雪夫负责南方集团军,作为主力;北方集团军则由肖林全面负责,牵制增援高尔察克军队的敌人。

  急迫的国际国内形势,几乎压得苏维埃政权喘不过气来。1919年4月3日,列宁在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会上作报告,说:“我们的处境困难……罗斯托夫处于半包围状态。”从东部运往各苏维埃城市的粮食落到高尔尔察克手里。社革党和孟党到处都在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努力。

  1919年4月底,红军南方集团军的5个军转入反攻,歼灭了高尔察克的精锐部队,使白军合围莫斯科的企图成为泡影。

  5月中旬,尤登尼奇突破红军第7军的防线,逼近彼得格勒。红军第3步兵团和第1爱沙尼亚团官兵哗变投敌,政委和司令被枪杀,红山、灰马二炮台落入敌手。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主席季诺维也夫决定弃城而走,列宁决定,改派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负责。

  6月初,斯大林发表《告彼得格勒的军队》一文,宣布:

  所有投奔白军者的家属,无论居住在何处,都要立即逮捕他们……没收叛徒的土地和全部财产,不准叛徒回国,通令全国枪决他们,把叛徒的家属扣作人质……

  他挑选了1.3万工人,补充到第7军中。全城戒严,在突然停电的情况下,他们打着蜡烛挨门逐户地搜捕。抓获大批奸细,其中主要是旧军官、旧政权的官员、贵族和神职人员,收缴了几千支步枪、几百挺机枪和手枪,还有几万发子弹和几千枚手榴弹。

  接着,在波罗的海舰队红海军的配合下,红军收复红山、灰马二炮台,击沉3艘入侵的英国兵舰,迫使其余英舰败逃。6月下旬,尤登尼奇败退爱沙尼亚,树倒猢狲散,协约国对苏俄的首次武装干涉计划以破产告终。

  1919年下半年,协约国组织对苏俄第二次武装干涉。他们以邓尼金军队为主力,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派遣了以美国人麦克凯里大将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有数百个英国军事顾问,英国空军第47分队奉命参战。

  6至7月,在卡马河—乌拉尔群山的防线,高尔察克的军队和捷克军团被东线红军打垮,败退到乌拉尔以东的地区。当时,捷克军团虽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却仍控制着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依靠这条铁路赚钱。

  8月,高尔察克率领残部从鄂木斯克向伊尔库茨克撤退。途中,高氏约见协约国驻西伯利亚的法国和英国的军事代表,泪流满面地控诉捷克军团“剥削”他。

  1920年1月,捷克军团残部逮捕高尔察克并把他交给红军,然后乘坐列车前往海参崴回国。

  2月7日黎明,高尔察克被处死。被枪决前,他问谁下令开枪,一个红军军官挺身而出:“我。”“什么军衔?”“团长。”前者傲慢地说:“我是海军上将,只能由军衔一样者下令开枪。”当时,到哪儿找这样的人呢?于是,前者说:“在这里,只有一个人有资格下令——就是我,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他被获准抽了一袋烟,对举着枪围成半圆形的红军说:“请转告我在巴黎的妻子儿女,我向他们祝福。”说完,他大声喊道:“开枪!”死后,尸体被丢进了安加拉河的一个冰窟窿里。

  1919年6月,邓尼金成为反对苏维埃的白军首领,充当协约国第二次武装干涉苏俄的急先锋。他兵分三路,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和察里津。7月8日,邓尼金的军队在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一线,从南向北推进,距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

  7月9日,列宁写公开信《大家都去与邓尼金作斗争》,组织20多万党员并奔赴前线。

  白军每侵占一地都要设立军事法庭,对苏维埃政权的官员、红军官兵及其支持的民众进行疯狂的报复。所用手段有刀劈、火烧、活埋、绞死、饿死、冻死、淹死等等,尸体暴晒原野,前来啄食的乌鸦遮天蔽日。在顿河流域,红军的一个野战医院落入敌手,数百个伤病员被铁丝穿在一起,挖去双眼,剁掉手脚,扔到矿坑里冻饿而死。

  10月11日,苏俄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全线反攻。列宁给南方战线增派5万援军,同时调整了那里的领导力量:任命叶果洛夫为南方战线的司令,斯大林为总政委,奥尔忠尼启则为第14军政委,伏罗希洛夫和夏登科为第1骑兵军正、副政委,各部队军以下的政工人员也增加3000人。

  当时,全国城乡到处都有欢送的人群唱着歌曲《送行》:

  亲爱的妈妈送别我,送到门口,亲人都来拦住我,不让我走。小伙子?你去哪里?莫非想去当兵?瓦辽沙,你莫非想去当兵?

  红军队伍里多的是拿枪拿刀,布尔什维克没有你,也不要紧!你是自个儿愿意去,还是命令?瓦辽沙,你为何要白白送命?

  你妈妈为你白了头,日夜辛劳,田里家里都要你,活儿不少!日子过得挺顺利,称心如意,一下子还分到了不少土地!

  从前那些苦日子再不会来临。最好你跟阿莲娜早点儿结婚。陪着媳妇儿就不会东游西逛!我对妈妈鞠一躬:妈妈原谅!

  又向所有亲人行礼告别:千万别扯后腿,哭哭啼啼。要是人人都这样,只顾自己,哪里还有莫斯科,还有田地?

  一切又成老样子:做马做牛!他们又会来夺走土地和自由!该死的老爷又会来,耀武扬威。我们又该受人欺,吃苦受罪。

  我这不是去赴宴,不是跳舞,年老的妈妈请让我早点儿上路。我要参加红军去,保卫祖国,与那匪徒们拼个死活。

  1919年10月下旬,布琼尼攻占沃龙涅什城后强渡顿河。在奥勒尔—克洛马地区,他所指挥的红军经过血战,阵地几度易手,终于歼灭邓尼金的“志愿军”,击退了协约国装备精良的德罗兹多夫师的猛攻。11月,布琼尼收复顿巴斯。

  翌年1月,得知布琼尼进入北高加索,邓尼金自知不敌,就丢弃残部,只身乘坐英国人的鱼雷艇,从克里米亚逃出了俄国。于是,红军乘胜进军南高加索。

  1919年,在南方战线决战期间,尤登尼奇率领重兵再犯彼得格勒,10月突入该城南郊。列宁打算弃城撤退,托洛茨基却死守该城,命令16岁以上的青年全部入伍。红军激战至12月,终于歼灭敌人,尤登尼奇率领残部败退老巢爱沙尼亚,被解除武装。1920年,尤登尼奇流亡英国。死于法国。于是,协约国对苏俄的第二次武装干涉被彻底粉碎。西方民主舆论强烈反对协约国干涉俄国内政,迫使其各成员国从俄国撤出其武装部队。

  协约国不甘心失败,1920年春季又开始第三次武装干涉苏俄。这次协约国未直接出动军队,而是出钱出枪,支持波兰人进攻苏俄。其主力是几十万波兰精锐部队,与之配合的则是前沙俄将军弗兰格尔从克里米亚收罗来的邓尼金残部约4万人。美国向波兰贷款数百万美元,又把战后储存在欧洲的武器弹药等物资全部集中,转运到但泽港,交给波兰军队。法国派出军事顾问团,具体指导波兰军队作战。

  波兰民族主义者在一战后建立了独立的波兰共和国,进而打算利用苏俄战乱经年的困境,实现其建立“大波兰”的宿愿——把其国界扩展至立陶宛全境和乌克兰大部直到敖德萨。当协约国两次武装干涉苏俄时,波兰人未趁火打劫。他们以为帮助白俄颠覆苏俄政权后俄国将会出现一个强大的君主制政权,波兰将再次被其置于魔掌之下;但沙俄将军的武装进攻都失败了,波兰人决定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夺占苏俄领土。

  列宁预见到波兰人有野心,于1920年3月底与波兰及其民族主义伙伴国开始了艰难的和平谈判。苏波之战爆发前夕,列宁屡次郑重声明:苏俄无条件地绝对地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波兰首脑毕苏斯基认为,内外交困的苏俄是顶不住这次进攻的,拒绝了和谈建议。

  1920年4月24日,波兰军队侵入乌克兰,5月8日攻占其首都基辅。不久,弗兰格尔开始对苏俄大规模进攻。俄共(布)中央向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人农民指出:“这是一场殊死的斗争,具有极端紧张和严酷的性质。”号召全力以赴,粉碎敌人的来犯。5月中旬,在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和政委温什里赫特的领导下,西方战线的红军挡住了波兰军队的猛烈进攻。在西南战线,司令叶果洛夫和政委斯大林指挥红军攻击,布琼尼的骑兵首当其冲,击退波兰军队。6月,红军收复基辅。1920年7月,西线红军收复明斯克等城市,陈兵苏波边境。正是:竹破之势,迎刃而解。

  欲知波兰命运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12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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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驰骋半生夏伯阳谱精彩史

  差错一念马赫诺做变色龙

  话说1920年7月,西线红军陈兵苏波边境。

  为了确立苏俄在波兰的统治,列宁命令红军进攻波兰。

  当时,波兰的伙伴国——立陶宛、拉脱维亚、芬兰都急忙与苏俄签署和约,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拒绝法国要他们参战的说项,以表白其“中立”的态度。受波兰政府之托,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照会苏俄政府,建议立即举行苏波和谈,遭到严词拒绝。列宁执意苏俄在波兰建立布尔什维克政权,命令红军继续进攻。

  列宁在制定一系列国内外政策时,丝毫未忽视外国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的最新情况。特别是对建设红军很重视,他明白,要摆脱当前的困境,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就做不到。

  军队是国家的本质,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党和苏维埃立即着手组建了新的人民武装——工农红军。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后这项工作尤为紧迫。正是在这场殊死的战斗中,一支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捍卫工农政权为己任的正规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成长起来了。

  之前,苏维埃政府已完成征兵工作中由志愿兵制向义务兵制的转变,同时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军事领导和管理的系统,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经过列宁同意的军事政策,即依靠约3万为布党效力的沙俄军事专家,建立红军和指挥作战。苏维埃的红军逐步发展起来,饿着肚子行军,一些师团步行几百俄里。沉重的装备要靠农民的雪橇和四轮马车载运,把它们从泥泞不堪的乡间土道中拖出来,再从草原上崎岖难行的道路上拖过去。那些破旧不堪的机车牵引着载运士兵的加温车,每到一定时间就要在途中停下来,以便为机车火箱填上木柴。当时,死于受冻挨饿和害病者比子弹和炮弹打死者多。这样的紧张状态,只有吃惯了苦的农民、工人和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才能经受得住。

  1919年5月,无论是东方战线还是南方战线,都出现了危险的局势。

  5月21日,列宁给南方战线革命军委拍发电报:

  从别洛博罗多夫20日的来电知道了一些怪事情,似乎给各军队的命令要经过数日才能到达,而装甲车无燃料。我在这里催一催,你们那里也催一催。坦波夫军委来电说,已给你们派了669个共产党员……奇怪的是,你们有了这些人和2000个军校学生,加上一个师,还迟迟不采取坚决行动,必须立即镇压格里哥里也夫的叛乱。请来电详告。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5月26日,列宁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拍发电报:

  别让任何一个与格里哥里也夫作战的官兵离开军队。要让居民把武器全部交出来,并切实执行这个命令,若有人私藏枪支就要就地枪决,决不留情。当前的全部问题在于:在顿巴斯迅速取得胜利,收集农村的枪支,建立坚强的军队……要动员全部工人。请把这封电报向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宣读。列宁

  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涌现了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其中既有普通战士,也有带兵的将军。这些将军,几乎都出身于沙俄军队,参加过一战,立过军功。他们在名为“军事委员”的俄共党员的监视下,指挥红军作战。因妻儿老小被当作人质,他们谨小慎微,不敢三心二意,更不敢反叛。其中,也有不少人真心实意地献身于布党的革命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青史留名,夏伯阳和伏龙芝就是杰出的代表。

  “夏伯阳”是汉语译名,其全名为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巴耶夫。因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农业地区,父辈是普通农民,靠耕田种地和拉纤放木排为生。俄语里“恰巴耶夫”是“抓紧木头”的意思,“夏伯阳”是对家族男人的共同称呼。

  1887年,夏伯阳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有4个兄弟姐妹,后来都为布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父亲希望儿子做老师,教书育人。在中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夏伯阳力求上进,学习用功,成绩优秀。1908年,夏伯阳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读军校。后参加一战,开始军旅生涯。在沙俄军队服役期间,他不仅作战英勇,还谋略出众,获得4枚乔治十字勋章,30岁即晋升为旅长。

  1918年,夏伯阳率队加入红军,仍担任旅长。此人小个子,黑脸膛,笑的时候两眼眯成一条线,习惯性地用舌尖舔着右边唇间,既威风凛凛又平易近人。这年,苏维埃红色政权面临14国武装干涉,危在旦夕。东方面军在一些地方军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第4集团军,其中包括夏伯阳所指挥的一个旅。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一些小股部队合并成为师级建制的军队,夏伯阳被官兵选举为师长。

  根据一份当时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在一次会议上通过列宁提出的关于取消选举各级军官做法的决定。于是,军委会任命前沙皇军官扎哈罗夫担任师长。

  官兵不服从扎哈罗夫,各团发出最后通牒:“若取消选举,我们就散伙。”不少士兵甚至扬言暴乱。为了检验夏伯阳的军事能力,红军最高军委主席托洛茨基下令,让他临时代理师长职务,指挥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进攻尼古拉耶夫斯克。在这次战斗中,夏伯阳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指挥红军大获全胜,不仅全歼4倍于己的白军,还缴获大量红军急需的武器弹药。胜利后托洛茨基高兴得召见夏伯阳,摘下自己的金表作奖赏。后来,托洛茨基亲自主持师长选举。在两个候选人当中,官兵们一致推选夏伯阳担任代理师长。

  不久,托洛茨基下令,让夏伯阳用3天时间组建红军第二师,并正式任命他为师长,给他配备了一个出色的政委——富尔曼诺夫。夏伯阳率领这个师进攻萨马拉,而且无任何援兵,但奇迹发生了:他的军队士气高昂,以少胜多,歼灭了白军一个军。敌人又纠集一个军的兵力,对付已遭受重创的红军。夏伯阳师陷入重围,请求支持,在发给第4集团军司令部的电报中说:“我们平均每天要打退敌人五次进攻。伤亡很大,两个连被俘。大量士兵抗命不遵,我枪决了10个带头闹事者……”经过血战,他终于脱离险境。

  司令部命令夏伯阳离开军队,到集团军司令部汇报工作。接着,发来一份电报:“别逃跑,否则就枪决你。”电报后面附了一份《关于因为分裂师和整个集团军,把夏伯阳送交革命法庭的通知》。夏伯阳未离开军队,也未到集团军司令部,而是被上级调到总参军事学院学习。他心里明白,这是借口,实际上是解除自己的兵权。两个月后夏伯阳想念军队,擅自离开学校,被捕入狱。当时,伏龙芝担任方面军司令,搭救了夏伯阳。

  一个月后夏伯阳官复师长之职。当时,红军与白军的阵线犬牙交错,夏伯阳师常缺后勤供应,还要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独立作战,一度只能靠战利品维持。于是,他在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建立了“夏伯阳共和国”。这个小“国家”自主经营,设有汽车厂、武器维修厂、磨坊、面包房、家具厂、学校、幼儿园和阅览室。夏伯阳的军队主要来自农民,整村整村地入伍,大多沾亲带故。他们与一些人打过仗,包括白军、富农、捷克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和难以计数的劫匪。

  当时,夏伯阳充满革命激情,在各个连队设立红军学习班,除了教算术和识字课外,还教神学和思想品德之类的课程。他制定严格的纪律:“用硬币赌博者降为列兵,用纸牌赌博者罚款100卢布,嫖娼者鞭打40下,抢劫财物、敲诈钱财者枪决……”

  1919年初,夏伯阳指挥的第25步兵师,担任东方战线南路兵团的突击队,在布祖鲁克、布古鲁斯兰和乌发等地,连续击退高尔察克白军。

  夕阳沉落到西方的远山中,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一顶顶帐篷旁边烧起一堆堆篝火,凯旋的官兵们席地围坐,在手风琴的伴奏下边舞边唱:

  勇敢的山鹰啊栖息在古老的山崖,闭上眼睛也能看穿森林的秘密,勇敢的山鹰啊你的眼睛并未昏花,世界上也没猜不破的谜语。将军的战马像疾风吹散了深山的迷雾,将军的语言像金钥匙打开了我们的心灵:他与我们都是普通一兵,只有在战场上才是一个将军……

  6月8日,夏伯阳在指挥军队攻占乌发时头部受伤,仍继续指挥作战,取得胜利。为此,他获得1枚“红旗”勋章。

  后来,伏龙芝被派往其他地区,夏伯阳处境艰难,军队得不到给养和增援,不得不转入游击战。在无掩护的情况下,他把师部转移到离主力数百公里的勒比先斯克。全师分散在间隔达一二百公里的狭长地带,官兵们靠拾田间麦穗充饥。列宁得知情况,给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打电话:“请你们救救勇敢而忠诚的夏伯阳同志吧,他比金子还要宝贵啊!”

  命运之神又一次捉弄了夏伯阳——他栽倒在了女人的脚下。

  因夏伯阳常年在外打仗,前妻坐守空房,耐不住寂寞,早已离他而去。后妻佩拉格娅·叶菲莫夫娜是水性杨花的女人,虽生过5个孩子,却常趁夏伯阳在前线之机与别的男人偷情,其中有一个男人就是军械库主任日沃洛日诺夫。两人先是偷偷约会,后来就公开同居。当时,夏伯阳的女儿克拉夫季娅年纪还小,她回忆道:“一天深夜,父亲未事先通知就回到家里。卧室的门锁着。过了一会儿,从卧室里传来叫喊声和枪声。父亲向房顶开了一枪,又向窗户开了一枪……然后离开了家。”日沃洛日诺夫担忧丑行暴露被处死,投奔了白军。为此,夏伯阳赶走了后妻。

  不久,佩拉格娅来到第25步兵师师部驻地,向夏伯阳求情,希望原谅自己而鸳梦重温:“亲爱的,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我们和好吧!孩子没妈妈,多么可怜啊!”夏伯阳未理睬。佩拉格娅悻悻离开后图谋报复,把夏伯阳师部的驻地告诉了敌人。她说,师部的兵力有限,警卫不严,缺少真枪实弹。5天后即1919年9月5日,夏伯阳师部遭到高尔察克哥萨克骑兵袭击,卫队寡不敌众,全部牺牲。夏伯阳冲出重围,一头扎进乌拉尔河,白军的子弹像雨点一样射来。夏伯阳潜游到对岸,不幸被子弹射中,鲜血染红了河水。白军退走后战士们把夏伯阳放在一块门板上,抬往医院救治。因伤太重,夏伯阳牺牲了。红军战士们在河岸上挖了一个土坑,深深地掩埋了敬爱的师长,然后把地面铲平,以免白军掘墓盗尸。后来,战争结束,战士们返回河岸,发现墓穴已被掘空。师长的遗体哪里去了?战士们整整找了一个月,没一点线索。

  夏伯阳懂得打胜仗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新式装备,对步兵师第17装甲部队给予特殊照顾,这支军队的装备谁见了都会赞叹不已:“加斯福尔德”号陆上装甲舰重达10吨,圣彼得堡制造的“奥斯采诺夫”牌装甲车功率大,无坚不摧。炮兵工厂有2000多能工巧匠,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除了电话、电报机这类通讯工具之外,他还使用摩托车直接联络,甚至有先进的战机和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夏伯阳平易近人,深受官兵爱戴,完全是凭着勇敢和才能获得师长职务的,在红军将领中是佼佼者。

  此后,苏联最高军委追授夏伯阳“苏联英雄”称号。他的长子被保送到军校学习,经历了卫国战争,官至将军,20世纪80年代末逝世;幼子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1939年9月在训练中牺牲。女儿克拉夫季娅·瓦西里耶夫娜被步兵师政委收养长大成人,在苏共中央工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过从甚密。苏联解体后有一天,克拉夫季娅与朋友在莫斯科的街上散步,发现货摊上摆着几尊夏伯阳的半身玉石雕像,上前询问价格。摊主打量穿着简洁朴素的克氏,说:“即使把你的全部家当卖了,也买不起这座雕像。”克氏的朋友冲上前去,愤慨地说:“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夏伯阳将军的女儿!”摊主听了,立即肃然起敬,捧着一尊雕像:“请您拿着吧!送给您。”接着,掏出一沓钞票塞给克氏:“这是您应得到的一份,您的父亲在帮我发财呢!”克氏热泪盈眶:“人们未忘记夏伯阳啊!”

  克拉夫季娅1999年去世。之前,她把自己在莫斯科的住宅改造成为夏伯阳纪念馆,陈列不少实物和照片。这些久远的实物和发黄的照片见证了一个时代,展示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先烈的精神风貌。此后,勒比先斯科市更名为“恰巴耶夫市”,以纪念夏伯阳。

  1938年,苏联庆祝红军成立20周年,发行一枚纪念传奇英雄夏伯阳的邮票。画面上,背景是猎猎飘扬的红旗,夏伯阳头戴羊羔皮毡帽,右手搭在一个红军战士的肩上。这个红军战士趴在重机枪的后面,向敌人倾泻弹雨。夏伯阳的左臂指向前方,似乎正在呼喊:“同志们,冲啊!”

  在萨马拉的大街中央,竖立着一尊夏伯阳的全身铜像。他口蓄八字胡须,身披黑色大氅,骑着昂首嘶鸣的白马,挥着寒光闪闪的战刀,冲锋陷阵的英武的形象栩栩如生。

  1923年,原第25师政委富尔曼诺夫把亲密战友夏伯阳的事迹写成小说《夏伯阳》。小说具有历史真实性,主人公和其他人物都是红军第25师的成员,主要情节与战斗经历相吻合。书中还引用内战时期的大量真实文献、报纸摘抄、红军官兵的书信和作者的日记,以加强作品的真实感。

  作为一部“红色经典”,《夏伯阳》最大的价值是向世人展现了一个英勇善战、富有指挥才能、个性很鲜明的英雄形象,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特征。小说通过对主人公一生经历的描写,令人信服地证明:英雄夏伯阳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夏伯阳》是一部洋溢着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作品,最大价值在于,向世人展现了俄罗斯人独特的性格:

  夏伯阳性格上的特点是剽悍和骁勇……与其说他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他过分好动,总是想变换环境。他是农民队伍里一个独特的人物,一个光彩夺目的形象!夏伯阳不仅容易相处,还相处得融洽,但他说翻脸就翻脸。嘿,他一发脾气就大吵大闹。过了一分钟,气消了,反而觉得难受。他带着沉重的心情思考刚才做过的事情……

  时至今日,《英雄恰巴耶夫走遍乌拉尔山》这首歌曲仍在俄罗斯大地传唱:

  英雄恰巴耶夫走遍乌拉尔山,他率领千军万马去作战。英雄恰巴耶夫走遍乌拉尔山,他率领千军万马去作战。

  前进,绝不能向后退,看,恰巴耶夫的英雄向来视死如归!前进,同志们,绝不能向后退!看,恰巴耶夫的英雄向来视死如归!

  刺刀闪银光,乌拉声震天响,白军吓得丢盔弃甲,四处逃亡。刺刀闪银光,乌拉声震天响,白军吓得丢盔弃甲,四处逃亡。

  正是:战伐因声罪,驰驱为息兵。

  伏龙芝英气勃勃,络腮胡子,蓝灰色的眼睛,鼻孔硕大得能塞进一枚硬币。其全名为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1885年1月21日(俄历2月2日)诞生于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一个来自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农民移民家庭,1904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学院就读,并加入布党。

  1905年,伏龙芝因参加工人运动,被沙皇政府驱逐出圣彼得堡。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派遣,伏龙芝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舒亚,组织纺织工人政治罢工与工人代表苏维埃,领导一支纺织工人战斗队,支持无产阶级十二月暴动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区街垒战。1907年3月,被沙俄政府逮捕,1907至1910年两次判处死刑,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改判为10年苦役,终身流放。1915年8月,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潜逃到赤塔,进入一家布党周报担任编辑。1916年,受布党派遣,到明斯克担任领导工作,在沙俄军队中宣传革命。

  二月革命后,伏龙芝历任明斯克民警局局长、西方面军前线委员会委员、明斯克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明斯克和维尔诺省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1917年8月担任明斯克区革命军参谋长,领导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同年9月,到莫斯科附近的纺织城舒亚,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并担任布党领导者。十月革命时,他组织一支2000人的队伍,率领舒沃、伊万诺沃纺织工人和士兵支持莫斯科十月武装暴动。1918年春季,伏龙芝历任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省军事委员。1918年夏季,参加镇压莫斯科左翼社革党叛乱和雅罗斯拉夫尔反革命叛乱。此后,担任雅罗斯拉夫尔军区政委,领导组建苏俄红军的工作。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1918年12月,伏龙芝担任红军东方面军第4集团军司令,翌年3月担任东方面军南集团军群(下辖第4集团军、土耳其斯坦集团军)司令。从4月10日起,该集团军群分散编入第1集团军与第5集团军,参加攻打高尔察克白军的布古鲁斯兰战役、别列别伊战役、乌法战役。7月,担任东方面军司令,指挥解放乌拉尔。8月担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歼灭高尔察克南集团军群,打通了与中亚的联系。1920年,当选为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俄共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委员。1920年9月,担任南方面军司令,击败弗兰格尔对顿巴斯的进攻,强渡锡瓦什湖,全歼克里米亚半岛的白军。

  1921年,伏龙芝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至1924年历任革命军委驻乌克兰特派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乌克兰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3月,担任苏联革命军委副主席、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任苏联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军事学院院长。1925年1月,接替托洛茨基,担任苏联革命军委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

  在俄共(布)中央的领导下,伏龙芝主持了苏联的军事体制改革。国内战争结束后1921年,列宁在俄共十大说:“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就像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当时国内经济很困难,工业总产值不到1913年的1/4,红军兵力达到550万人。伏龙芝提出常备军与民兵相结合的国防体制,到1925年红军人数虽减少到56.2万,整个国防力量却并未削弱。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1918年创建的一所高等军校。初名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1924年,伏龙芝出任院长,改革教学程序和组织结构、完善讲授方法、组织科研工作,在一些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使学院面目一新。1925年11月,该学院更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几十年来培养了大批军事专家,在抗击国外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屡建战功,约700人荣获“苏联英雄”的称号。在卫国战争期间,红军10个方面军的司令中有9人是该学院的毕业生。其中有:杰出的副统帅朱可夫,指挥库尔斯克会战、东普鲁士战役和柏林战役任中央方面军元帅的罗科索夫斯基,指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崔可夫元帅,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戎马生涯70年的布琼尼元帅。中国著名的刘伯承元帅、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等人,曾在该学院留学深造过,都是可圈可点的军事家。

  1925年10月29日,伏龙芝治疗胃溃疡,死于手术台上,时年40岁。

  翌年,因伏龙芝建树丰功伟绩,苏联政府把吉尔吉斯的首府比什凯克市更名为伏龙芝市,在市中心竖立了伏龙芝骑着战马威风凛凛的铜像,修建了“伏龙芝博物馆”,一条街道命名为“伏龙芝大街”。帕米尔的一座高山被命名为“伏龙芝山”,当作永远的纪念。今天,伏龙芝仍是俄罗斯荣誉的象征:陆军第二步兵师名叫“伏龙芝师”,莫斯科一座地铁站名叫“伏龙芝站”,旁边竖立伏龙芝的雕像,俄罗斯最高军事学院名叫“伏龙芝军事学院”。正是:金戈铁马开国勋,长歌共祭老将军。

  在苏俄和苏联,类似于夏伯阳的人举不胜举,有一个“变色龙”名叫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经历也具有传奇性。

  马赫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在自传里有一张1919年拍摄的照片,若用手盖住照片的下面部分,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女将军:乌黑的头发浓密而蓬松,呈球形,盖住脖子、耳朵和太阳穴,眉毛弯弯,眼睛椭圆,鼻子小,嘴唇厚,穿着军装,宽皮带上插着两支手枪,腰里挂着一柄军刀,妩媚中透露着一股凛冽之气。

  马赫诺在莫斯科的监狱里和在西伯利亚服苦役多年,1917年秋季回到故乡——乌克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县的古利亚伊—波列村。国内战争时期,这个村的居民们组织起来,从附近一些城市由布党和社革党组成的苏维埃那里得到武器。

  马赫诺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兼共产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古利亚伊—波列村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村社,农民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从事劳动。此地距离莫斯科很远,村里的人不了解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成立了一个共和国。这个民粹主义兼无政府主义小岛的孤立状态未维持多久,1918年3至4月被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占领。

  在苏俄初期,马赫诺的精锐部队有4万人,时而攻打邓尼金,时而与红军作战,出没于战线的后方,夺取弹药库,切断交通线,歼灭留守部队。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都企图把他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为了搞到武器弹药,马赫诺离开村庄,到塔甘罗格,参加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谴责犹太人与德国人合作,指望在夏末回去收割庄稼;但他并未按时返回,在沸腾的俄国到处走动,从塔甘罗格到罗斯托夫,又从罗斯托夫到察里津和萨拉托夫。后来,以“古利亚伊—波列村保卫革命区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乘坐火车来到莫斯科。马赫诺与列宁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怀着一定的意图走到克里姆林宫大门前,心想:无论如何都要见到列宁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与他们谈一谈。找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秘书,谈了关于乌克兰农民的情绪。他认为,我提供的情况宝贵,与列宁通了电话。会见时,列宁“以慈父般的态度”接待了我,一只手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肩膀,让我坐到圈椅上。列宁询问乌克兰的农民是怎样领会“全部政权归地方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我回答,这意味着“按农民的方式办事,意味着村、乡或区苏维埃……都是革命派别和经济自治的一些单位”。列宁问:“您想在莫斯科做什么呢?”“我要在7月前返回乌克兰。”“是以秘密的方式回去吗?”“是的。”“您需我们帮助吗?”“是的。”列宁吩咐斯维尔德洛夫,采取一些措施帮助我。于是,我领到了一个假的身份证,名字是伊万·雅科夫列维奇·舍佩尔,职业是教师兼军官,还领到了一套红军军官的制服。

  在后两年中,“变色龙”的活动不止一次地使列宁感到惊讶,感到痛心。

  在乌克兰,马赫诺建立了一支农民军队。1919年5月,当邓尼金进攻莫斯科时,这支军队骚扰苏维埃政权。5月7日,列宁给基辅的加米涅夫打电报:“在未拿下罗斯托夫前,应暂时敷衍马赫诺,派遣安东诺夫对付他的军队。”即在打垮邓尼金前,红军应避免与马赫诺交战。

  马赫诺军队有300辆机轮车。这种战车,在两匹马拉的带弹簧盘的敞篷车上架着机枪,火力大,风驰电掣,步兵和炮兵黯然失色。红军借鉴其优点,创造新战术加强骑兵部队,先后组建了2个骑兵集团军,每个骑兵集团军下辖7个骑兵军,每个骑兵军下辖3至4个骑兵师,每个骑兵师有8887人、9106匹战马、12门火炮和20辆机轮车,配备装甲兵而所向披靡。因此,发明机轮车的马赫诺功不可没。

  5月份,因白军进攻和格里戈里耶夫叛乱,红军损失很大,俄共(布)中央在乌克兰和顿巴斯动员两万工人,征用农民的马匹,建立骑兵。为了保住财产,地主富农纷纷投奔马赫诺。后者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得到武器装备,兵力日益增长,举着黑旗与红军厮杀。6月2日,托洛茨基在自己主办的《在路途中报》发表文章,攻击马赫诺。7月,格里戈里耶夫建议马赫诺结为联盟,反对布党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彼得留拉。马赫诺认为,格氏和彼得留拉狼狈为奸,仍坚持单干。

  在邓尼金的进攻面前,红军退却了,马赫诺的军队及时顶了上去。

  马赫诺本人拥护苏维埃政权。不过,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应是由民众自治,不需要任何政党和政府。红军退出乌克兰后,出于各种目的而反对白军的力量汇聚到了马赫诺的周围。

  到1919年3月,马赫诺的黑旗军有4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1个炮兵连和1个机枪团,有500挺机枪,共1.5万人。

  1919年9月26日,马赫诺被邓尼金包围,黑旗军高喊着“不是自由就是死亡”和“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厮杀整整一个昼夜,竟然打退了进攻。此后,黑旗军四面出击,夺回大量城市——克里沃罗格·尼科波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梅利托波尔、马里鸟波尔。喘息甫定的红军趁机调集援军反攻,迫使邓尼金撤退到国外。

  10月20日,马赫诺自恃兵强马壮,误认为损失巨大的红军不堪一击,发动突然袭击,颠覆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苏维埃政权。列宁得闻,命令红军集中兵力围剿马赫诺。红军从奥廖尔向南推进,席卷乌克兰。黑旗军一退再退,最后被全歼。马赫诺化装逃跑,躲藏到罗马尼亚。后来,反复无常的马赫诺不知所终,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过客。

  有人说,马赫诺若放弃无政府主义,忠心耿耿地献身于无产阶级事业,就会与夏伯阳和伏龙芝一样,成为红军的高级将领,建树伟业,青史留名,但毕竟命运并非事实。正是:风吹水面浪打浪,大浪淘沙始见金。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013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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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匈取波打华沙图氏折戟

  激变生祸征余粮海军倒戈

  话说马赫诺化装逃跑,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过客。

  再说1918年2月8日,苏俄红军攻入基辅,占据大半个乌克兰。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不久,因苏俄签署《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被迫把乌克兰让给德国。

  不久,一战结束,德国战败,波兰独立,成立共和国,首任总统是约瑟夫·毕苏茨基元帅。他决定要在波兰和苏俄至少建立两个缓冲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前者有4000万人口,后者有2000万人口。

  协约国给了波兰大量援助,仅美国到1920年6月初就送给毕苏茨基政府2万挺机枪、200多辆装甲车、300架飞机、300万套军服和400万双军靴。法国在1920年送给波兰军队10个师的武器装备。到1920年,波兰军队扩军达74万人。

  1920年4月,波兰在毕苏茨基的领导下,向尚处于内战中的苏俄发起扩张战争,试图恢复旧波兰王国“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辽阔版图。在这场战争中,波兰骑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4月25日,波军进攻乌克兰,5月6日占领基辅,苏俄政权面临严峻的考验。

  8月13日,苏俄红军第1骑兵军反击,攻占利沃夫,兵临华沙。

  8月17日,在危急时刻,毕苏茨基孤注一掷,把基本由骑兵组成的第4军派往红军的侧翼,袭击红军位于赤卡诺夫的司令部。8月27日,毕苏茨基指挥波兰骑兵集团军群,向苏俄红军发起猛烈攻击。

  8月29日,两支骑兵队伍在扎马尔斯科相遇。波兰枪骑兵手持长矛冲杀,苏军骑兵由于马刀长度够不着波兰骑手,在这场冷热兵器交织的混战中溃不成军。

  列宁一直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同时实现”是不可取的,只能一国一国地逐步推行,革命成功的国家要生存下去,必须有世界革命与之配合。列宁寄望于世界革命,认为只要俄国这块多米诺骨牌先倒,整个世界革命的方阵就会跟上,欧洲就会行动起来。“世界革命”是当时响彻苏俄的口号。当时,布哈林提出“红色干涉”口号;除了干涉欧洲,托洛茨基甚至设想过出兵印度的方案。列宁对德国革命满怀信心。德国发生革命的整个过程中,苏俄驻德大使越飞秉承列宁的意旨,给予具体指导。1918年秋,拉狄克和布哈林又奉命协助越飞工作。1919年1月,德国苏维埃领导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惨遭杀害,尸体扔进运河。德国革命的火焰迅速熄灭了,列宁大失所望,深感不安。他对一个问题始终迷惑不解:为何在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昙花一现,很快失败了?须知,那里的无产阶级力量很强大啊!

  1919年5月,共产党人库恩领导的匈牙利革命遭到敌人反扑。当时,苏俄正与协约国武装干涉军作战,处于困难境地,但渴望世界革命的列宁还是毅然决然派兵穿过罗马尼亚,前往支持。一支红军奉命开往匈牙利,途中受到农民游击队首领格里戈里耶夫袭击,只得退回。于是,列宁发电报给库恩,建议他与协约国和谈,在保存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的前提下妥协。

  苏维埃政府因预见到波兰将要进攻,1920年3月31日开始与立陶宛谈判,1920年6月,红军陈兵于波兰原来的边境,试图一举推倒欧洲资本主义腐朽不堪的破墙。今天,列宁想借此机会引发波兰革命,并取道波兰向匈牙利和德国进军,以推动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加速世界革命。他认为,德国和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失败是暂时的,只要大力支持,就会重新鸣响起革命的惊雷——当年,德国发生革命时,波兰和乌克兰都是德国的占领区,苏俄无法援助。

  1920年3月29日,列宁主张向波兰进军,在党内遭到强烈反对。斯大林认为,列宁不满足于前线防卫战的胜利,号召“向华沙进军”,“所表现的骄矜狂妄和盲目乐观对革命有害”;而且,红军出国作战将面临种种困难:

  要知道,我们不仅只是在与波兰人打仗,还在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一切黑暗势力和整个协约国打仗;再说,波兰人将从协约国源源不断地得到各种给养,也不会轻易投降的。

  这些话,斯大林只能在自己的心里说。托洛茨基向来热衷于“世界革命”,当时却公开地坚决反对出兵波兰,认为波兰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小。列宁铁青着脸,固执己见。斯大林违心地支持列宁,其他人则改变了初衷。

  事实上,斯大林希望的也是快速拿下波兰,而且充满了信心,只不过是要自己的亲信部队去完成这个任务。他不仅未反对过对波作战总的战略意图,而且希望这个意图迅速实现。他反对的是所侧目的旧军官、指挥西线部队的图哈切夫斯基,反对“向华沙进军”的叫喊并不是要停止向华沙进军,而是想通过这种义正词严的驳斥加速自己的部队第1骑兵军暗中向西推进。

  还有一件事情加速和深化了斯大林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对波兰作战问题上的分歧:政治局为攻占华沙决定重新划分战线,核心之点就是让斯大林专管弗兰格尔战线,不再插手西线的事务。

  8月2日,列宁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

  刚在政治局对战线进行了划分,为的是让您主要负责弗兰格尔。鉴于起义,尤其是在库班,随后是在西伯利亚,弗兰格尔的危险变得严重起来,所以在中央内部滋生了立即与资产阶级波兰缔结和约的意向。我要您很仔细地讨论弗兰格尔的状况并给出您的结论。

  斯大林立即发了一份很不客气的回电:

  您关于划分战线的函件收到了,政治局不应处理这些小事情。我在前线最多还能工作两周,我需要休息,给找个副手吧。总司令的允诺我一分钟也不会相信,他的允诺只会坏事。至于说到中央与波兰媾和的情绪,绝不能不指出,我们的外交有时在很成功地毁坏我们军事胜利的成果。

  8月3日,列宁也很不客气地给斯大林回电:

  我不完全明白,您为何对划分战线不满。请告知您的原因。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弗兰格尔的危险在增长。关于副手,您把您的候选人的意见告诉我。也请您告诉我,总司令是怎样拖延他的允诺了。我们的外交是服从中央的,它从来也未毁坏过我们的胜利……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斯大林作出让步:西南线改组为南线,由斯大林负责;所属第12军和第1骑兵军划归图哈切夫斯基的西线。

  8月4日,列宁又一次给斯大林发报:

  明晚6时将召开政治局全会。请尽量在此前把您关于布琼尼那里和弗兰格尔战线迟滞性质的结论发来。一些重要的政治决议可能根据您的结论作出。

  斯大林的回电是:“我不明白,为何您本人需要我的意见,所以我不能把所需要的结论发给您,而只限于通报单纯的事实。”

  所有这些文件都只表明一个事实:斯大林对列宁和托洛茨基进攻波兰的部署有意见,而不是对波兰的战略有分歧。

  托洛茨基之所以反对向华沙进军,是因为军队和国家已精疲力竭了。

  1919年7月,年仅27岁的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西线15万红军进入波兰,在斯摩棱斯克大平原上重创波军。高大勇猛浑身散发着贵族气息的图氏挥舞马鞭,指着前方高喊:“拿下欧洲!”红军以每天20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强渡维斯瓦河,月底逼近华沙。

  红军一边行军一边高唱歌曲《我们是红色战士》:

  我们是红色战士,为穷人去战斗,保卫田野房屋,要战斗到最后。万门火炮轰隆轰隆,机枪显示威风!强盗们狼狈逃窜,嘿,我们往前冲!

  为了土地,为了光明,战士们前进!我们要争来自由,把自由给人民。万门火炮轰隆轰隆,机枪显示威风!强盗们狼狈逃窜,嘿,我们往前冲!

  我们作最后的战斗,不获全胜不罢休!这面鲜艳的红旗,我们绝不脱手。万门火炮轰隆轰隆,机枪显示威风!强盗们狼狈逃窜,嘿,我们往前冲!

  在第1骑兵军的支持下,叶戈罗夫集团军向西南即东加里西亚攻击,但敌人抢先下手了,罗马尼亚以重兵扶持匈牙利社民党右翼佩德尔·久拉上台。

  8月1日,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被内外敌人推翻了,仅生存133天。不久,佩德尔政府垮台,霍尔蒂军政府统治匈牙利,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屠宰场:库恩的苏维埃红军牺牲5000多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者达5万人,逃亡国外者4万人。列宁闻讯,再次因失望而痛苦。

  波兰政府利用休战之机,向前线增派军队和赶运武器弹药。与此同时,在英国人的调解下,波兰政府派出代表与苏俄订立了停战协议。

  8月初,苏俄红军列阵于华沙城下,列宁盼望的波兰革命未发生。波兰的工人、农民和其他民众不是举着鲜花束,摇着小红旗,带着面包和牛奶,绽开着笑脸,列队夹道欢迎苏俄红军,而是全副武装地踞守战壕,把密集的枪炮子弹暴风雨般射向苏俄红军。消息传来,列宁终于明白,进兵华沙是一个错误——波兰人世代遭受沙俄欺压,对俄国人怀有深仇大恨,红军不仅未能把波兰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革命热情激发出来,反而加剧了波兰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图哈切夫斯基站在维斯瓦河上,准备切断这条最后防线,拿下华沙时,波兰人停止退却,开始组织防御。图氏指挥红军多次进攻都未得手,损失惨重,连连电告国内速发援兵。列宁命令叶戈罗夫和布琼尼停止在西南战线的军事行动,北上支持图氏,但斯大林想拿下利沃夫并向奥地利和德国突击,胡乱编了一个理由拒绝列宁。为此,托洛茨基指名道姓,愤怒地谴责斯大林。图氏前进得过快了,迂回得太远了,众寡不敌,粮尽援绝,只得率领红军撤退。在回国的途中,红军受到为爱国热情鼓舞的波兰军民穷追猛打,弃尸遍野。向波兰人征购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得到的却是充满仇恨的目光,又饿死了不少红军官兵。七零八落的红军残部回到国内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形象是:肩上扛着布满弹洞的红色军旗,头上戴着缀有红五星的皱巴巴的帽子,身上穿着破烂肮脏的制服,脚上蹬着绳底鞋或破皮靴,军官满脸沮丧,伤兵互相搀扶,缺肢断臂,

  骨嶙峋,疲惫不堪。

  图氏说:“造成战争失败的原因,不是政策而是战略。”即,战略上的一个大错误来自西南战线,叶戈罗夫和布琼尼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行动。

  西线红军无功而返,列宁迁怒于斯大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除斯大林西南战线政委之职——此事埋下了日后斯大林残酷报复图氏的定时炸弹。于是,列宁想燃起欧洲革命之火的计划以失败告终。

  10月,波军乘胜反攻,红军士气低落,节节败退。苏俄内外交困,只得与波兰谈判,被迫接受了比布列斯特和约还要苛刻的条件。

  1920年夏季,弗兰格尔逼近全国最重要的煤矿区顿巴斯。8月7日,苏俄红军强渡第聂伯河,占领左岸的卡霍夫卡地区。10月底,迫使弗兰格尔败退克里米亚。11月7日,十月革命3周年之夜,伏龙芝率领红军通过沼泽地带前进,占领阵地。11月8日,布留赫尔指挥第51步兵师为突击队,拿下一系列堡垒。红军前赴后继,以伤亡1万多人的代价攻占克里米亚半岛。弗兰格尔与残部14.5万人及其家属乘坐英国人法国人的军舰逃跑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从此一蹶不振。

  1922年底,侵占远东地区的日本军队也被赶走了。

  至此,协约国第三次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苏俄国内战争也基本结束。

  在庆功会上,红军官兵高唱苏联军歌《资本主义的安魂曲》:

  红军胜利的欢呼声,如旌旗猎猎震长空,我们用歌声赞颂你,充满战斗的光荣里程。

  你诞生在鲜艳的红旗下,在1918年残酷的岁月中,你打败了所有敌寇,战胜了法西斯匪帮,祖国骄傲的旗帜,激励我们建立功勋。

  阳光照耀着我们,照耀着伟大的苏维埃祖国。红军是坚不可摧的天下奇兵,深知胜利的欢乐最宝贵,

  祖国用歌声向你问候,可爱的人民军队,我们的祖国在向你问候!

  正是: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1918至1921年的整个国内战争时期,苏俄实行的是军事共产主义。即,使用政权的强制手段,颁布一系列临时性的措施,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全部用于战争。

  1919年初,苏俄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为军营,全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纳入战时体制。所有军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都在饥肠辘辘中加班加点生产军需品。伊热夫厂在1月份日产1000挺机枪,3月底达到1200挺。辛比尔斯克子弹厂在3至6月达到月产900万夹,增加一倍。彼得格勒264个工厂有90%以上超额完成任务,生产661门火炮、10万发炮弹、25万支步枪。普梯洛夫的工人为尽快修理好前线送来的打坏了的武器和车辆,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

  4月,为了战胜高尔察克,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发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即,每周星期六下班后都不回家,加班加点工作,修理损坏的机车,不领取任何报酬。列宁从《真理报》上看到这则消息,认为其中含有共产主义因素,连连称道:“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号召全国学习,并带头在星期六与大家一起扛木料、搬运石头和垃圾。于是,在全国城乡的工厂、机关、学校等迅速掀起了高潮,形成普遍劳动义务制度。

  1918年是一个没粮食的年份,一个饥荒年。当时,因德国军队侵占乌克兰、顿河和库班的产粮区,苏俄面临严重的饥荒,饿殍遍地。

  1918年1月26日,列宁给乌克兰区委员奥尔忠尼启则打电报:

  奥廖尔和库尔斯克交通阻塞,妨碍运送煤和粮食的列车运行。铁路运输稍有停顿,都有引起饥荒和工业停产的危险。我们怀疑这是该地铁路员工怠工……务请采取最无情的革命措施。请派一队绝对可靠的人去……每辆机车都要派去几个水兵或赤卫队员。切记:拯救彼得格勒免受饥饿就靠你们了。列宁

  2月21日,苏俄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法令。不久,散发一份《给产粮区和省份全体农民的呼吁书》,其中写道:“我们决定性战斗的最后钟声已敲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时刻了:目的是保证土地、工厂和银行交给劳动人民。给我们粮食吧,我们就不会被饥饿整垮而且我们就有可能把反对强盗的步枪紧紧地握在手中。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粮食!粮食!粮食!”

  为了保住城市,为了维持政府机关人员、军队和工人的生存,列宁决定紧急征粮。他说:“粮食是有的,只是被富农和投机者藏起来了”,“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粮食,不肯救济城里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不是资产阶级吗?”

  4月,苏俄政府开始在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最初是按规定的价格强制征收,因货币大贬值,实际上是无偿征收。即使如此,基层政权仍不能完成任务。

  5月26日,列宁决定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下令建立由“几万精干、先进、忠于社会主义的工人”组成征粮队。城市工人是粮食垄断政策的受益者,自然积极响应号召,参加征粮队。于是,原本各地各组织各自实施的垄断政策——单独收购粮食的政策,变成由武装征粮队统一进行的“国家垄断收购”。

  工人武装征粮队深入农村征粮,所贯彻的阶级原则为:贫农不征,中农酌征,富农多征。他们在农村建立贫农委员会,发给20至50支枪,挨门逐户地收缴粮食。凡是销毁或隐藏不交者、武装抵抗者,一律以叛国罪论处,就地枪决。贫农最了解情况,按他们提供的线索征收的粮食,一部分归他们所有,提高了积极性。

  在一次演说中,列宁抨击农民抗拒工人征粮队的行动:“一个农民有粮食,旁边有一个人在挨饿,他总想以1000卢布把粮食卖给这个挨饿的人而不愿意贷给工人政权。”对于农民坚持私有制立场的原因,列宁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对农民的腐蚀,苏维埃政权应战胜资本主义的旧传统,但1919年的现实说明,苏维埃政权无法战胜私有制传统,必须尊重农民自由贸易的权利。

  8月2日,列宁采取紧急措施:制定国家规定的粮价,刺激粮食的收集。此后,立即把价格降下来,同时提高工业品的价格,提价要大于粮价提高的幅度;粮食成为唯一的“流通货币”和“交换手段”,没粮食就没任何物品供应,得不到任何商品;农民有超过自己消费所需一倍或一倍以上粮食者,即为富裕农民,对他们要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要计累进税。

  12月4日,为了促使粮食人民委员部在短期内收购更多的粮食,列宁又下令使用军队直接征粮,说:“责成一些地方军事当局给粮食部门调派一些军队做征粮队所做的工作。”

  列宁决定,按红军的标准向军工厂工人供应粮食。至此,苏维埃俄国的粮食政策除了严格的阶级标准外,还有了差异森严的等级标准。全国的粮食重点供应军队,在居民中是城市工人优先,在工人中是军工厂、国防工业的工人为首位。

  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员会正式通过《余粮征集制法令》。其核心为,农民必须上交全部余粮,余粮额的确定是硬性的。农民留粮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生存最低限度的需要量,在实际执行中还常低于这个标准。

  征粮队需要在农村找到同盟者。贫农被组织在贫农委员会里,出于各种原因,如出于嫉妒、贪权或是害怕城里人等原因,进行没收食品的活动,在所谓富农和中农的粮仓、板棚和地窖里找到了食品。

  因武装征粮也损害了中农的利益,愤怒的中农和富农联合起来,袭击贫农和征粮队,在农村引发暴力事件。1919年6月6日,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十月革命后允许出版的两种报纸之一,还有一种是《真理报》——载:在北方的叶舍姆尔车站,近300个农民横卧在铁轨上,阻止开往彼得格勒的119号运粮列车,要求发还被抢去的粮食,结果他们几乎全部被列车上的警卫队开枪打死和用刺刀捅死了。

  社革党认为“贫农委员会”是“痞子委员会”,严厉指责说:“列宁把阶级战争的火苗抛向了农村,结果将不是为城市弄到粮食,而是农村的破产、内讧和农业的歉收。”后来的情况为社革党不幸而言中,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动用国库内有限的黄金储备,向外国高价购买粮食救急。因征粮任务艰巨,征粮队强行没收包括贫农在内的所有农民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肉类、马铃薯、鱼、各种植物油,等等。结果,几乎全部农民都参加叛乱,政府的威信严重下降,党员大批退党。苏维埃政权面临被推翻的危险,列宁命令给每个共产党员都发放武器弹药和军装,于是,党组织也军事化了。

  1920年1月3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因红军骑兵部队需要饲料,准许采购部门在按政府定价买不到饲料的情况下可以按自由价格购买饲料。因采购员们奉命必须完成任务,结果是政府的饲料采购转变为市场行为,从而“战时共产主义”被市场经济打开了缺口。当有人提出异议时,列宁维护这个决定。一个月后托洛茨基在研究全国经济形势后要求布党中央全面废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因为强行征粮制度不仅不能鼓励生产,反而是以没收余粮的行为对勤劳的农民惩罚。为此,托洛茨基建议恢复农业的自由市场,以税收取代没收余粮的方式。这项提案以4票对11票的差距被布党中央否决,但列宁坚定地站在托洛茨基一边,严厉地批评这个决定。

  1920年秋季,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把征粮队和各级政权的官员几乎杀光。于是,列宁给奔萨苏维埃发电报:

  对富农、教士和白军要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把可疑分子都关进城外的集中营。

  愈是弹压反抗愈是猛烈,农民暴动波及到沃洛涅日、萨拉托夫和坦波夫省。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坦波夫省,农民武装达3万人之多,其中不少是久经战阵的前沙俄退伍军人,为首者名叫安东诺夫,故史称“安东诺夫叛乱”。

  坦波夫省农民暴动实际始于1918年初,即从苏俄政府开始在坦波夫省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推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起。为了强行把粮食收缴上来,苏俄政府组织一支支“征粮队”挺进坦波夫省境内。农民游击队与“武装征粮队”发生武装冲突,有时把“征粮队”打得溃不成军,有时则将其全歼。于是,“征粮队”改在县城附近或火车站附近执行征粮任务,这些地区红军的力量比较强大,农民游击队很少在这一带活动。

  1920年夏季,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组建为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还组建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出版暴动者的报刊,印刷《告红军战士书》,呼吁前来镇压暴动的红军官兵站到农民一边:

  亲爱的弟兄们,请醒醒吧!俄罗斯人民,而不是当权者和什么政委的声音,在呼唤着你们!这里没任何匪徒,没任何强盗,有的是受难者——俄罗斯人民,他们饥寒交迫,受尽折磨,穷困潦倒……

  1920年末至1921年初,是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鼎盛时期,组建了30多个团,武器精良,子弹充足,还有火炮。与此同时,苏俄的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等地区都发生农民暴动,高潮是1921年2至3月,暴动波及全国,仅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就有6万多人与苏俄政府为敌。

  为了平息叛乱,苏俄红军组建“坦波夫剿匪集团军”,由原第7集团军司令图哈切夫斯基指挥。列宁的手令是:

  无情地镇压富农暴动,要搞一个示范——至少绞死100个顽固不化的富农(一定要使用绞刑,让人们都看得见);公布被绞死者的名单;没收被绞死者的全部粮食;要有若干人质,使方圆上千里的人受到震动;武装抵抗者一律枪决,房屋烧光!

  图氏指挥的红军有4.5万官兵、706挺机枪、5辆装甲车和18架飞机等,还有250罐毒瓦斯。

  1921年5月19日,图司令发表《告前线红军将士书》,号召红军对“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实施“勇敢而坚决的打击”。他的部队多次动用化学武器,一个炮兵旅旅长报告说:“1921年8月22日,我部在与匪徒的战斗中消耗160枚榴霰弹、75枚爆破弹和85枚毒气弹。”别尔哥罗德炮兵训练班大队长涅恰耶夫在报告中说:“我炮兵营在基贝茨村占据有利地形,于16时向基贝茨村西北1.5俄里的湖中岛屿开火,向湖中岛屿发射65枚榴霰弹、49枚爆破弹和50枚毒气弹。完成任务后,于20时从阵地撤下来并于夜里返回因扎斯诺村。”

  历时5个月,在强大的剿匪部队进攻下,有组织的暴动队伍瓦解溃败了,大量村庄毁于大火,被俘的暴动农民关进了集中营,为首者统统枪毙。所有学龄儿童和学前儿童都与自己的母亲分开关押,留在母亲们身边的只有正在吃奶的孩子。

  安东诺夫带着少数人马逃入密林,企图死灰复燃。剿匪军把密林团团围困,逐渐缩小包围圈,然后喷射毒瓦斯,安东诺夫等人全部中毒倒毙。经过这次清剿,坦波夫省的大部分村庄和森林都被大火和毒瓦斯毁坏,此后很长时间都未能恢复原貌。

  1921年2月4日,列宁在莫斯科区五金工人扩大的非党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他面对情绪激烈的工人,认识到其中一半是农民,有的迁入城市才经过一两代人,有的至今不是本人就是亲戚在农村还有土地方面的利益。

  农民暴动被镇压下去后,列宁采取善后措施:命令暂停征粮,召回征粮队,贫农委员会停止活动,安抚农民,发放种子,鼓励恢复生产。

  列宁一直认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是对立的。1919年,在农村开始强制推行集体化,但农民在集体农庄里没生产积极性,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1920年比1917年减少了2100万俄亩,总产量从330亿普特下降到170亿普特,隐瞒私分的粮食高达1/3。大小牲畜头数也急剧减少,肉类供应紧张。农业影响工业,因饥饿成千上万的工厂停工,1920年工工业品产量只相当于1913年的1/7,总的生产水平倒退了几十年。

  列宁开始酝酿调整现行经济政策。大批农民和农村基层官员给俄共中央写信反映情况,有些地方还选派代表到首都上访。列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阅读大量农民的来信和申诉书,接见各地来的农民代表,向他们调查,要求实话实说。在1921年1至2月,列宁接见特维尔省、坦波夫省、弗拉基米尔省、西伯利亚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民。这些农民坚定地说,只有取消余粮收集制,才能增强发展经济的信心。他们愤慨地说:“我们未从集体经济中得到任何利益”,“实行余粮收集制,游手好闲者少征或不征,勤勤恳恳者却被多征,不公平。”

  “怎样使农民看到好处呢?”列宁问。基层官员们回答:“很简单,按百分比收集余粮。”

  对农民和农村官员坦率的意见,列宁很重视,亲自记录,通知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研究。他推心置腹地说:“我知道,农民的确得不偿失,生活艰辛。我了解农民,热爱农民,尊敬农民。今天,我们的国家困难,请求农民再忍耐一下,帮助自己的政权渡过难关。”

  从1921年1月起,粮食供应状况迅速恶化,城市居民的口粮供应量不断被削减,工人不断罢工,不少人背着口袋跑到乡下贩运粮食,搞粮食投机。

  2月28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3万水兵和1.3万海军工厂工人暴动。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家庭,对农村的情况了如指掌。说起来是军人暴动,实质上仍是农民暴动,因为暴动的参加者大多是新入伍的农民。这次暴动,是苏俄民众对当时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及政府所推行政策不满的又一次集中爆发。全俄契卡特派员阿格拉诺夫汇报:

  他们已被余粮征集、禁止自由贸易和征集队的行动搞得快要发疯了……类似的情形和情绪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前夕也同样存在……对一些暴动参加者的审讯表明:海军和红军中的不满情绪几乎与农民一样激烈,难以控制的不满情绪主要因从家乡农村传来的消息郁积起来的,这些人一直与农村保持密切的联系,家乡农村常捎来关于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余粮征集的不堪重负等等的坏消息……

  叛乱者坚决反对余粮收集制,发誓要摆脱新政权的统治。他们举行大会,一个水兵呼喊道:“同志们,把我们推进这个泥坑的就是共产党。他们今天正戴着共产主义的假面具,高踞于我们的共和国之上……让我们把那些使工人反对农民、农民反对工人的共产党员赶走,因为我们已自相残杀得够了……”这些人宣布:“要建立一个没共产党的苏维埃共和国。”他们高呼口号:“打倒布尔什维克党暴政!”“我们要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在这些叛乱者中,有1/3是俄共党员,40%的党员宣布中立。

  列宁闻讯,大为震惊: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是十月革命的“红色要塞”,是“革命的骄傲和光荣”啊!今天那里的水兵和工人们却反戈一击,竟然发誓要与布党决一死战,真是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啊!列宁最初不想动武,担心可能会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红军大规模反叛,推翻自己的党历尽千辛万苦建立的新政权,但叛乱者拒不投降,列宁只得冒着风险,以武力解决问题。

  3月8日,俄共召开十大。3月12日,大会责成托洛茨基平息叛乱,动员与会的990个代表中的300人参战。首先,托洛茨基命令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封锁波罗的海,从海上和陆上包围易守难攻的基地。接着,选调最可靠的契卡部队和最坚定的共产党员,共7万人,配备最好的武器,组成三支主攻的特种部队。托洛茨基亲自督战,用火炮轰,用飞机炸,驱使官兵越过冰封的芬兰湾海面轮番冲锋。叛乱者依托要塞炮台强大的火力顽抗,使平叛部队伤亡惨重,不少人淹死在海水里。在付出了伤亡4万多官兵的高昂代价后,直到3月18日才完全攻占基地。小部分叛乱者冲破重围逃到了芬兰,大部分被打死和被俘。此后,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成为集中营,关闭了很长时间。

  这一系列反对俄共和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和叛乱,除喀琅施塔得海军之外,都有孟党、社革党和其他反对派政党、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不少人在武装冲突中被打死或被俘。因此,在平定暴乱的同时也镇压这些反对势力,其主要领导者大都被捕枪决,骨干分子则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后来,有的人被终生流放到西伯利亚,有的人则被驱逐出国门,流亡到国外。到1921年4月,这些反对势力全部转入地下,从苏俄政治舞台消失了。

  因不少共产党员也加入了暴乱队伍,列宁决定开展清党运动。1921年8月至1922年初,有3.6万人被开除出党,占全部党员的1/5。为了加强秘密警察的力量,1922年2月,契卡更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仍由捷尔任斯基负责。

  1922年2月28日,保卫局决定对社革党进行毁灭性打击,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当天,逮捕了社革党的47个中央委员和大批积极分子,罪名是颠覆苏维埃政权。

  从4月29日起,在莫斯科,开始审讯218个社革党。列宁指示:要把主要被告处以死刑。为了使红色恐怖合法化,列宁亲自为《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起草了其中的第58条。

  1922年6月8日至7月25日,俄共在俄罗斯的30个城市中号召检举社革党,该党的47个领袖被起诉。经过50天的审判,15人被处决,6人处以苦役。

  列宁遇到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知识界精英的问题。

  十月革命后孟党和左翼社革党的一些领袖曾对布党给予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因此,党中央曾允许他们参加全俄中执行委员会和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但当内战即将取得胜利时,列宁开始清除这些临时盟友,准备搞一党专政了。

  苏俄在城市控制、镇压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把一大批对新生政权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逮捕起来,不仅普通知识分子不满,一向特立独行的著名作家高尔基也很愤懑。后者多次给列宁等领导者写信反映情况,主张应把“是否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效力”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对待。

  1919年9月,高尔基再次给列宁去信,希望优待知识分子中的业界精英、行内翘楚,列宁很快于9月15日回信:“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已接见通科夫(著名解剖学家,军医学院院长),早在接见他和收到您的来信前,我们中央委员会就已决定委派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去审查亲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捕案并释放了可以释放者,因为我们清楚这方面也曾发生过一些错误。同样很明显的是,总的说来,逮捕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分子)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亲立宪民主党的教授援助阴谋分子。这是事实”。

  10月6日,高尔基就逮捕科研人员一事,给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写了一封信:“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苏维埃政权正在激起我的反感。”在同月写给列宁的一封信中,高尔基呼吁:“请别把政客化的知识分子与具有学术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混为一谈”,在白卫军那一方“几乎没什么正派人,没一个学术界巨匠,他们都还站在我们这边,并非为搞阴谋,而是真诚地希望新制度能为他们提供广阔的天地。他们在工作,是在凭良知工作!”“今天,有学问者比任何时候都宝贵,正是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才能用智力使国家富裕和发达。”

  列宁有一个偏见:重视自然科学家而轻视社会科学家,认为自然科学家是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必不可少的人才,要采取照顾和控制使用的政策,对不积极支持甚至反对新政权的社会科学家,则逮捕或放逐他们。

  1922年2月,当列宁得知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教授罢课后,致信加米涅夫和斯大林:

  若情况属实,一定要解聘20至40个教授。他们是在愚弄我们。应周密考虑,做好准备,狠狠地打击。

  5月19日,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

  谈谈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此事要准备得周密一些。责成政治局委员每周抽出两三个小时阅读一些报刊和书籍,同时检查执行情况,要求提出书面意见……搜集关于教授和作家们的政治经历、工作和写作活动的系统材料。把所有这些工作委托给国家政治保卫局中一个精明能干、有学识、办事认真者完成……

  7月16日,列宁致函斯大林:

  驱逐“文学之家”,彼得格勒的《思想》杂志的所有作者……应迅速清洗,不要迟于对社会革命党审判结束。

  8月,契卡查封300多家报刊杂志,把“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和仆从、特工和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从彼得格勒、莫斯科、基辅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中驱逐出国。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苏维埃政府把包括尼·别尔嘉耶夫在内的160位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教授、诗人驱逐出境。因不肯低头屈从,250多万知识分子被迫流亡国外。

  1923年初,苏俄围剿孟党,逮捕上万人,枪决了其中的3000多人,其余放逐到一年中有9个月结冰期的梭罗威茨基荒岛上。

  1924年1月14日,全苏中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研究,决定对社革党的12个领袖剥夺自由5年,其他人剥夺自由的期限减半。此后,这些社革党的领袖及其骨干都被消灭了。

  因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红海军叛乱和在野党公开作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严重的威胁,列宁及其政党深感震惊:当初支持拥护布党的工农兵和知识阶层之所以翻脸,是因为包括生存权在内的根本利益受到破坏。为了维持政权和巩固政权,必须正视事实,总结教训,下决心大力调整包括农业在内的全部政策。正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1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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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市场经济实行新政策

  大河归海苏俄膨胀成苏联

  话说为了维持政权和巩固政权,列宁决心调整包括农业在内的全部政策。

  当时,他回顾了夺权建国以来的经济政策。

  1917年10月列宁主政后,领导苏俄进入战时共产主义。其主要内容是:(1)把有机械动力,工人在5人以上的,或无机械动力,工人超过10人的私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有;(2)一切食品及日用物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3)在全国各地实行谷物和饲料的余粮收集制;(4)一切非农业人口都由合作社按工种定量配给食品及日用品;(5)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并强迫剥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会工作。

  战时共产主义基本上满足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集体劳动,集中分配,基本无流通的社会形态。因遭到强烈反对,列宁大开杀戒:

  任何工厂、任何经济单位、任何事情,凡是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是造成饥荒和失业痛苦的罪人;应善于查出这种罪人,交付审判,严厉惩办。凡贻误工作和玩忽职守的犯罪分子,交由革命法庭制裁。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

  对富人、骗子和懒汉实行实际计算和监督的数千种方式和方法,应由公社本身和城乡基层组织制定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在一定地方捉十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特别是党的印刷所,有许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这也是流氓行为)坐牢。在另一个地方叫他们打扫厕所。在第三个地方,一旦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使全体人民在他们悔过前把他们当作危害分子监视。在第四个地方,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就地枪决。

  虽如此,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水兵叛乱却愈演愈烈,列宁不得不于1921年初开始执行退却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废除余粮收集政策;(2)停止配给制度;(3)鼓励外资企业投资;(4)停止以没收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列宁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这种体制是一次探索,绕过了中间环节,采取最激烈的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城市经济从工业到商业一律国有化;流通和分配方面,商品货币关系基本被取消,按阶级原则实行实物配给制。居民凭购物证免费供应食品和其他生活日用品,邮电、水电、住房、交通等也一律免费。实行普及于一切阶级的劳动义务制,《劳动法典》规定: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16至50岁者都必须参加劳动,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的人不劳动就只有饿死;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按时按量交纳余粮,违者将被没收财产或逮捕入狱。

  列宁认为,既然按马克思所说,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要剥夺剥削者,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取消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快捷方式,但直接过渡的思想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实践上行不通。在建国初期和进行战争的特殊时期,可以还只能这样进行,一旦转入正常经济建设时,弊端自然就暴露无遗了。

  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以大工业为基础,全国2000多万户个体农民的自发势力是其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夺权后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是“汪洋大海”,“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甚至说小农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要与其斗争到社会主义完全实现的那一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俄共(布)1918年的七大和1919年的八大,都对实现农业集体化作出规定,认为“摆脱小农经济的唯一出路”是推行共耕制,开办集体农庄。

  集体农庄的主要特点为:土地、农具和牲畜公有化,共同耕作,集中经营,统一分配。它分三种形式:农业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农业公社是公有化的最高形式,是按共产主义原则建立的,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包括社员的家产都属公有,产品按人平均分配,男女老少都在公共食堂里吃饭。劳动组合是土地和生产资料共有,集中劳动,按劳计酬,允许农民有少量副业。共耕社是共同使用土地,集中劳动,工具和牲畜属于私有,只有一部分产品集中分配。

  列宁认真反思:农民未从集体经济中看到优越性,对集体化的抵制导致了农村的动乱和粮食危机,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教训:

  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经营细小的个体经济,我们把共产主义社会纲领中要实现的目标提前了,脱离了广大农民的常规,我们直接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安排生产和分配产品,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新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解决粮食问题,因为“民以食为天”。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后来又改粮食税为以农产品或货币纳税。列宁回忆起1920年初,他委派托洛茨基主管经济工作,托洛茨基曾建议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恢复商品交换制度,在中央讨论时却以4票对11票被否决了。看来,农村官员所主张的“按比例征粮”或许就是粮食税?列宁体察农民的疾苦,认识到开办集体农庄是“做蠢事”,默许1920年底悄然兴起的农民退出集体农庄的自发行动。

  1921年3月8日,俄共(布)召开十大,讨论列宁提交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此时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叛乱。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取消余粮收集制,实行实物税;实物税额应低于到今天为止实行余粮收集制方法征收的税额;政府将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公布实物税额,使农民在春耕前知道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交完税后剩余的产品由农民自行支配;剩余的农产品可以通过合作组织在市场上买卖。几天后又颁布法令,规定1921至1922年的实物税的总额为2.4亿普特,比原定余粮收集额少征购近2亿普特。

  实行粮食税后农民交足了粮食,多余的农产品就成为涌入市场的商品,不仅促进了整个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也缓和了农村中贫农与中农、富农的矛盾,缓和了政府与农民的矛盾。从反对小农生产到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支持小农生产的发展,以适应中农经济来建设国家,这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核心。从此,再也看不到列宁对小农经济的憎恶和批判了。

  粮食税实行了3年,1923年准许农民按意愿用农产品或货币纳税。1924年改为向农民全征货币税,国家所需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一律通过市场采购。

  二、改国家垄断贸易为自由贸易。以往,列宁曾设想排除货币和市场经济关系,由国家用工业品向农民实行以物易物的办法,取得农民交税后“自由处理”的那部分余粮,并逐渐过渡到完全的物物交换。这个思想体现在1921年5月24日颁布的法令中,对自由贸易做了严格的规定:只限于“地方流转”,即在一定的地域内买卖,不得长途贩运;产品交换,即以货易货当作交换的基本形式;交换主要由政府组织或在政府监督下进行。但实践很快就冲破这些限制,1921年春季精心组织的强制性商品交换活动在秋季失败了,人们不喜欢政府行为,热衷于市场自由贸易。

  面对挑战,列宁未走回头路,坚定地说,“我们所作的退却不够,必须再退却、再退却,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通过商业这条更加迂回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1921年8月,人民委员会发布政令,取消商品流转的地区限制,准备向货币交换形式过渡。9月,正式决定把商品买卖当作交换形式。10月,取消了不用货币的商品交换和固定等价物。

  农产品自由贸易的开禁,引起连锁反应。列宁曾把通过合作社的交换叫作国家资本主义。今天,合作社从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必需品分配的机构变成纯粹的商业组织,小工业、手工业的产品成为城乡居民自由选购的物资,私人商业资本获得合法性,法律允许私人经营零售批发业务。后来,国营大企业也加入市场竞争——可以自由销售部分非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部分产品还可以自由议价;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自负盈亏,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利润挂钩。

  列宁大声疾呼,共产党人要学会做生意:

  我们若不能像商人那样精打细算,充分地保证国家的利益,就是大傻瓜。

  列宁对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已把商品与货币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

  三、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和发展。实践证明,允许小商品经济独立发展,可以发挥它们所需资金少、周转快、设备和原料需求简单的优点,以补充国营经济的不足,特别是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开放,急需用农具、日用品与农民交换,国营大企业无能为力。

  1921年8月9日颁布的《关于贯彻新经济政策的原则》中指出:“必须首先给大工业需要服务的,和按国家任务或为消费合作社进行生产的那些小工业部门,创造最优惠的条件。”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在采购原料、燃料和推销产品方面有一定的独立性。12月10日又规定:小型企业一律解除国有化;解除国有化的企业,可以归还原主或出售给个人和集体;一些较大的企业也可以租给私人;鼓励私人投资开设企业。实行这些措施,使个体经营的私人投资开设的小工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出现了几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租让制。苏俄与外国资本家签订协议,把一部分企业或资源(森林、矿山、油田等)租让给他们,规定期限和条件,让他们投资开发和经营。租让期限大多在20年以上,有的长达99年。其原则是互惠互利——资本家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苏俄政权则发展生产力,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加了产品的数量。一般条件是:由资本家进口设备,出资经营,产品的一部分交给苏俄,一部分由资本家支配,企业和资源的所有权归苏俄。

  租赁制。苏俄把国有的中小企业出租给本国资本家或合作社,承租人与国家签署合同,按规定的条件组织生产、交纳租金、维修厂房和设备。租期一般为1至3年,最长为6年,可以续订,期满后承租人应把企业完整无缺地归还国家。租借企业的经营活动,要接受地方政府的监督。租赁制发展比较顺利,租借给私人的大多是因管理差而停工或国家无力维持的企业。

  合营制。苏俄与外国或本国的资本家合资经营企业,资本家按投资的比重和规定的标准分得利润,并有权利抽回资本。列宁要求共产党人向资本家学习管理经验,在实际行动中做得更好。

  列宁对租让制和租赁制特别重视,在党的十大闭幕词中说:“我们若能把格罗内兹和和巴库1/4的油田租让出去,就可以使其余的3/4在技术方面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亲自指导和参加了这项工作,给驻外商贸机构发电报、写批示,会见西方前来谈判的资本家。

  四、准许出租土地和雇用劳动力。1922年5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法令,准许出租土地和雇用劳动力,租期可以长达12年。1923年仅苏俄欧洲部分出租土地的总数就有325万公顷,到1926年猛增至1090万公顷,农村雇工达227万人之多。

  五、恢复工资制度。从1921年起,取消普遍义务劳动制,取消对居民的所有免费服务,改实物劳动报酬为现金劳动报酬。1922年首次发行国家公债和银行劵,全面稳定币值。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苏俄建立了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经济多元化,迅速地改变了落后的苏俄经济濒于崩溃的局面,农业和工业生产恢复生机,饥荒消除了,物资供应充分,工农业产值到1925年超过一战前的水平。

  新经济政策允许有限度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剥削,使苏俄摆脱可怕的危机,稳定了人心。列宁的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1922年11月,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演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新经济政策将使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新经济政策,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中引入私有制和市场机制,是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列宁说:

  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不仅使经济激增,而且精神产品的生产开始解冻。仅从媒体产业看,在莫斯科有200多家私人报刊注册登记,而在彼得堡也有近百家。

  苏俄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政权,是否也会像其他政权一样,各级党政官员变成官僚主义者、贪污受贿者和腐败堕落者?触目惊心的现实回答了列宁最为担忧的问题。1921年3月党的十大时,俄共党员约75万人,8月到1922年初清党,开除3.6万党员。其中,“表现消极者”即官僚主义者占34%,钻营之徒、酗酒者、喜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者占25%,贪污受贿和敲诈勒索者占9%。列宁称:“贪污受贿”是共产党员“面前的三大敌人”之一。列宁从契卡得知,腐败状况普遍,相当严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须知,新政权才建立几年啊!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但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很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一个秘密”。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与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到国外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列宁忧心忡忡,对现实很不满意:

  共产党员、工人、负责管理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你们的意志行动。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这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是否按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未按我们的意志行动。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但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甚至常完全不按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这就是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

  当年,在俄国居住的中共党员瞿秋白写道:

  新经济政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小商人、市侩、妓女、富农、大批发商、资本家纷纷出现,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失业、物价不稳,商业投机也屡屡发生。并且随着市场逐步繁荣,有了经济地位的资产阶级开始寻求政治地位乃至政权。

  列宁为防止执政党共产党蜕化变质,采取了一些措施——

  党内建立集体领导体制。列宁认为,实行集体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工农国家事务的最高原则。他在世时,俄共(布)每年按时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重大的问题。平时则由中央委员会执行其决议。列宁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认为党的领袖是一个集体。因此,党的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保证实行集体领导和防止个人专横跋扈。

  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制度。权力不受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早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党的六大,列宁就建立了党的检查委员会。1920年9月,党的九大决定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1921年3月党的十大又决定建立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监委会与党委会平级,两委的委员不能互相兼任,也不能兼任行政职务。

  党的十二大时,列宁病重弥留之际,以书面形式建议——

  一、扩大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至100人,从普通工农中吸收的中央委员应多于职业革命家。如此,党中央成为一个小型代表会议,打破由几个领袖制定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格局,不仅可以加强民众对党的监督,还能有效地防止党的分裂。

  二、工人农民出身的中央委员与工农检察院中的工农检察员结合,共同监督中央机关和领袖人物。工农检察员在400人以上,工农委员要在专家的帮助下学习管理国家的课程。

  三、把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察院结合起来,以强化监督权。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是平行的,委员的资格都要经过审查。列宁强调,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权参加党中央政治局的一切会议,有权审查一切文件和决定,有权监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者。

  四、列宁认为,要使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功能,发挥专家在最高决策中的作用。他说,手握大权的共产党人妄自尊大,蔑视科学,鄙薄知识分子,这是可耻的行为!

  五、改造工农检察院和整个国家机关。列宁提出,要依靠民众的监督改善国家机关,改造措施为:精简尸位素餐者,提高工作效率;学习和借鉴欧美国家行政管理的先进经验;贯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原则。列宁提议工农检察院由今天的8000人减少到400至500人,留下的人要经过严格的考试鉴别挑选。

  十月革命胜利后,所有企业都由无文化的工人管理,往往造成生产混乱的局面。列宁及时发现问题,采纳托洛茨基的建议——扩大国家计委的职能,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由党和政府任命的官员和专家管理企业。列宁说:

  共产党员变成官僚主义者,将要毁灭我们的政权,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乱下指示的境地,使生动活泼的工作淹没在了浩如烟海的公文中,各部门已陷入官僚主义的臭泥坑,各部门是一堆粪土,法令也是一堆粪土。

  他给自己的两位助手——瞿鲁巴和李可夫规定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他们要把工作重心放在选拔人才和检查执行情况方面,时间要占9/10。

  在苏俄,因一党执政,苏维埃政府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已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党内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党员要对党组织负责任。在政府各级机关和各级权力机关中负责的党员要接受双重领导,即除了服从上级行政机关的领导之外,还要服从上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者的指挥,后者还是主要的方面。党政合一,必然机构重叠,表面上事事都有人管,实际上互相“踢皮球”,无人负责。表面上由党组织通过决议,交给政府机构执行,实际上却是决策者与执行者脱节,决策缺乏科学性,执行缺乏积极性。列宁曾坦诚地说:“在这一点上,我有很大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都通过我个人联系。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就不转动了。”

  在廉洁自律方面,列宁本人也身体力行,防微杜渐。为了不使脚冻伤,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他的办公桌下放了一块毡,后来工作人员换成了一张白熊皮。列宁坚持要把白熊皮拿走,铺原来的毡。他反对搞领袖的个人迷信,不准在机关团体和其他公共场所张挂领导者的照片,一旦发现,就愤怒地命令立即取掉。只要条件允许,列宁都是亲自写公文,不依赖秘书班子。他常收到大捆大捆的书面报告,却极少逐字逐句地从头看到尾,而是一目十行地选择所需要的内容看,避开套话和废话,看实际的建议和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在公职人员的工资问题上,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应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不能在金钱上搞特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成为执政党和新国家的领导者,开始着手实现马克思关于公职人员是人民公仆和把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的设想,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列宁规定:人民委员每月最高薪金,无未成年子女者为500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另增100卢布;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1间。

  1919年6月28日,列宁指出,革命成功后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趁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动员党员上前线作战帮助了清党,胆小鬼和坏蛋逃走了;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清党。清党后党员的数量虽有所减少,党的力量和作用却增加了。

  1921年7月27日,中央委员会发表公开信,阐明清党的任务和方法,提出清党方针:对于工人,应放宽一些;对于农民,应严格区分富农和诚实的劳动农民;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享有特权职务者,应从严;对于旧官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者,应特别注意审查;对于原属其他政党者,应最细致地审查。从1921年8月15日开始,至1922年3月结束,共有15.9355万人被清除出党。据统计,1917至1939年,苏共进行了4次清党,有260多万人失去党籍。

  列宁对贪污受贿现象深恶痛绝,历来主张严惩贪污受贿者:

  受贿是沙皇制度可诅咒的遗产。受贿、行贿和串通贿赂等犯罪分子,至少要被监禁15年,同时还至少要接受10年强制性劳动。

  列宁坚决反对吹捧颂扬自己,很欣赏马克思的一段话:

  因厌恶一切个人迷信,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些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

  他常说,共产党员不过是沧海一粟,不过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而已。

  十月革命后苏俄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出现腐败现象,特别是一些经济管理官员肆无忌惮地以钱谋私,情况严重。如,公交车私用、公款吃喝、公款赌博、大吃回扣、贪污受贿、铺张浪费、追求特权,等等。列宁认为,腐败现象是一个大祸害,“若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就是这个”。正是:世易时移,变法宜矣。

  话说列宁反腐倡廉,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苏维埃政权不变颜色。

  列宁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症,后来高血压发展为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常头痛,不得不多次停止工作,到距离莫斯科40公里的哥尔克村度假疗养。

  1922年3月以来,列宁忍着病痛,解决三个棘手的问题——

  一是坚持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早在1918年4月22日,苏俄中央就颁布了关于外贸国有化的法令,确立外贸的垄断体制。

  二是如何把分裂出去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重新联合在一起。列宁认为,各民族共和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同于俄罗斯联邦,更是农民的国家,对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温和一点,谨慎一点和通融一点,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要更加缓慢、更加谨慎和更加有步骤。同时在各民族共和国进行经济建设时,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地区优势,这样就可以较快、较容易地与资本主义的西方搞好“共处”关系,可以广泛实行租让制和开展对外贸易,可以开发边疆的资源、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提高其生产力。因此,列宁主张各民族共和国独立。

  三是谁能代替自己做接班人。早在内战时期,列宁就与第二号领导者托洛茨基交换过意见。他所确定的人选为:托洛茨基、布哈林、斯维尔德洛夫。后来,他认为斯氏能文能武、才华横溢,是最佳人选。斯氏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党中央书记,善与群处,受人拥戴,却在1919年3月身患西班牙大流感故世,时年34岁。列宁悲痛地说:“五六十个人加在一起,也不能替代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啊!”

  1919至1922年初,加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已有鞑靼、吉尔吉斯等19个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和自治省。1922年夏季,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成立统一的联盟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建立苏联的核心问题是采取何种国家结构,以便正确地处理各共和国的相互关系。列宁建议,所有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都应在自愿联合并保留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加入苏联,同时选出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政权机关。他认为,联盟的中央政府应只管军事和外交事务,其他可以各自为政,即他主张的苏联是一个各民族高度自治的联邦式国家。

  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举行苏联成立大会,成员有俄罗斯、外高加索、乌克兰和白俄罗斯4个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最高立法机关——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列宁当选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当选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由联盟院和民族院这两个平等的院组成,前者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产生,后者由各共和国和民族州的代表选举产生。民族院的组成为:每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州各选出5个代表,每个民族自治区域选出一个代表。

  1924年苏联首部宪法诞生,确认各民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条件地承认各族人民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各平等民族自愿联合的原则和各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

  1922年12月13日,列宁第二次发病,右臂和右腿完全瘫痪。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要抓紧时间解决迫在眉睫的接班人问题。当时,中央全会决定,允许列宁每天口授5至10分钟,不准任何人向列宁透露外界的信息。后来,列宁与外界联系的“直接责任”,由斯大林一个人垄断了。

  列宁坐在轮椅里,以口授的方式表达意见,让秘书把自己含糊不清的话语记录下来。1922年12月24日至1923年1月4日,列宁口授的内容经过整理,形成《给代表大会的信》。当时,没有谁具有列宁的非凡能力和崇高威望,领导者必须是一个集体。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6个俄共(布)中央委员各有长短,目的就在于此。正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列宁认为,俄共(布)中央最大的危险来自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列宁以往信任斯大林,后来发觉此人并不可靠,打算把他撤换下来。

  托洛茨基与列宁长期合作,关系密切。为了使红军具有战斗力,列宁支持托洛茨基实行铁的纪律。有一次,一个团长和政委擅自改换阵地,被托洛茨基按军法枪决了。于是,在中央开会,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攻击托洛茨基“残酷”,列宁却在一张公文纸上写道:“托洛茨基的命令是严厉的,同时也是完全正确的、适当的和必要的,我无条件地支持他!”并在后面盖上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印章,亲手交给托洛茨基:“若需要,这样的证明想开多少就可以开多少。”列宁赞赏托洛茨基,给了斯、季二人一记闷棍。

  斯大林城府深,绞尽脑汁独揽大权。在列宁生病前,他一味迎合,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党的总书记这三个要职。

  1922年4月,为了加强领导,斯大林被推举为总书记,卸去民族事务委员和工农检察委员的职务。本来这是一个普通的任命,经过斯大林耕云播雨一番劳作后书记处不仅人数增加,职能变多,还逐渐由一个秘书机构变成掌握实权的机构。书记处下属登记分配局和组织指导部,前者负责审查党的高级官员,提出升迁调动的意见,后者负责保持中央与地方党委的联系。斯大林利用这个人事组织部门控制全党,营造了一个层层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系统。于是,斯大林集团正式形成。

  斯、托二人矛盾冲突由来已久,列宁曾一度搞平衡术以图调和。1918年10月8日,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指挥察里津战役无能,红军损失太大,坚决要求换人。于是,斯大林调到乌克兰前线。1919年6月,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命令政委服从司令的指挥,是以军事压政治,是枪指挥党,要求撤销托洛茨基军委主席之职。中央表决时,列宁支持托洛茨基,别的人看列宁的脸色,斯大林再次受挫。

  为了排挤托洛茨基,加、斯、季三人结为同盟,人称“铁箍”。因“铁箍”架空列宁,形势对托洛茨基不利。加米涅夫虽说是托洛茨基的妹夫,却不看重亲戚关系。

  1922年12月21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写信,“建议与您结成同盟”。二人惺惺相惜,同心协力,维护了外贸垄断制,并准备向斯大林集团进攻。12月22日,斯大林大骂托洛茨基,并打电话责骂克鲁普斯卡娅,说她不应违反规定,给病中的领袖透露政治信息,并扬言要处罚她。1923年1月4日,列宁知道此事,后悔莫及:是我看走了眼,斯大林并非善类,口授下面的内容——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挑选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即比较耐心、比较谦逊、比较有礼貌、比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个点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却不是小事情,或说,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情。

  列宁自知来日不多,必须抓紧时间,尽快撤换斯大林。他也知道,此人羽翼丰满,已形成气候,不肯轻易就范。1923年3月5日,列宁口授给托洛茨基的信,再次要求与后者结盟,对付斯大林集团。后者拒绝了,决定前往第比利斯的苏呼米疗养,离开是非之地。

  列宁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而且辱骂了她。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因此,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而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的关系?请您斟酌。致敬。列宁

  列宁的思维如此清晰,斯大林大惊,急忙回信道歉。殊不知,这是生命结束前的回光返照。

  1923年3月9日夜里,列宁第三次中风,体温高,右手右脚完全瘫痪,意识模糊,只能突然说几个单词,不成语句。

  紧接着,发生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列宁想安乐死,索取毒药氰化钾!斯大林畏惧流言,写信给政治局:“3月17日,克鲁普斯卡娅以绝密的方式……把伊里奇的请求转告给我:给他弄一份氰化钾……她说伊里奇经受着无法形容的痛苦……应说明我没有勇气履行这个请求。”当时,列宁的保镖之一——药剂师出身的亚戈达看透了斯大林急于夺权的心事,悄悄地说:“毒药有一个特征:量小治病,量大杀人。”后者点了点头。危难见真伪,生死显忠逆。因剂量逐渐增加,累积效应终于将列宁置于死地。因此,斯大林扮演了谋害列宁凶手的角色。

  5月,列宁乘坐一辆四轮马车,被送到哥尔克村疗养。9月,列宁可以拄着拐杖在房间踱步。10月,开始浏览报纸和练习用左手写字。

  为了使丈夫坚定战胜病魔的决心,克鲁普斯卡娅诵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

  一个快要饿死者在荒无人烟的雪原上爬行,碰上一只因饥饿奄奄待毙的狼。人和狼都需要牺牲对方以维持生存,同时咬住了对方的喉管。人想,我是万物之灵,一定要战胜狼!他紧紧地咬住不放,从虚弱的躯体里面挤出能量。狼未能坚持到底,松开了牙齿。人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咬断了狼的喉管,鲜红的狼血像细小的泉水流进了自己的身体,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人得救了,带着狼肉,边吃边走,艰难缓慢地走出了雪原。

  因丈夫眼神呆滞,表情木然,似懂非懂地听,夫人克氏眉宇凝重、神情寥落。

  列宁的病时犯时愈,不能坚持工作。正是:美人迟暮,英雄末路。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15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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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雪无情分炊告别国事犯

  专政有理著书批判考茨基

  话说列宁因生病不能坚持工作。

  再说列宁患病期间,总书记斯大林成为俄共(布)的领袖。

  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平地青云,成为掌控俄共(布)的领袖人物?原来,斯大林就是柯巴。这里,暂且回到1907年。

  1907年11月25日,南高加索布党负责人柯巴的妻子卡桃病故了。

  柯巴是怎么成为南高加索布党负责人的?说来话长。

  1899年5月,柯巴离开第比利斯神学院,回到哥里镇。儿子当不成神甫了,母亲难过。12月初,柯巴应聘,在第比利斯地球物理观测站工作,月工资20卢布。不久,他改行做小学教师。当年,柯巴加入俄工党。

  1900年1月初,俄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成立五人领导小组,柯巴为成员之一。

  9月10日,柯巴创办《斗争报》,宣传列宁《火星报》的思想。此后,他到巴统,在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12月31日,巴统成立俄工党委员会,会议在凌晨时结束,柯巴站起来说:“看,天已亮了,太阳很快就会升起来!它将为我们射出灿烂的光辉。”

  1902年2月,柯巴在各大工厂发展11个支部,随即领导了6000多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

  此后,柯巴开始了颠沛流离和充满传奇色彩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02年4月5日,柯巴被捕入狱,1903年11月27日被流放到巴拉甘县新乌达村。在狱中,沙俄警察局给他建立了档案,编号为“13”,附有照片和具体的文字说明:

  朱加什维利面容清瘦,头发又浓又黑,无络腮胡子,有稀疏的小胡子,麻脸,有瘢痕,头形长圆,前额直而狭,眉呈弓形,眼睛塌陷,褐黄色,鼻梁直,身高2俄尺4俄寸(约合163厘米),矮个子,下巴尖形,说话声音轻,左耳有颗痣,左臂干瘦,左脚第二趾和第三趾是联趾,常穿一件钭领衬衣,头上扣着一顶土耳其圆帽。此外,还有一二十种特征。

  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10年,柯巴8次被捕,7次流放,6次逃脱。其生活轨迹为:地下活动—被捕—坐牢—流放—逃跑。其中,1902至1904年,柯巴被捕6次,流放4次,从流放中逃跑回来3次。

  1904年1月5日,柯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来,经地下党员斯瓦尼泽介绍,认识了他的妹妹卡桃。斯瓦尼泽在第比利斯神学院读书时,是柯巴的好朋友。当时,追求卡桃的男子不少,其中有一个教会中学的学生,也是革命者,名叫戴维·苏利阿什维利,身高182厘米,年轻英俊,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大姑娘小媳妇无不艳羡,争相投怀送抱。戴维自诩为“上帝的杰作”,到处宣扬“我与卡桃郎才女貌,是天作之合”,甚至还以“卡桃未婚夫”自居,但他失算了,卡桃偏偏钟情于柯巴。或许是卡桃慧眼独具,认为“男儿无丑相”,柯巴身上藏有领袖特质。于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戴维自我安慰道:“美娇娘嫁给丑夫,癞汉子娶走花魁。”

  1904年5月4日,26岁的柯巴与18岁的卡桃在第比利斯东正教堂举行婚礼,婚礼由柯巴神学院的同学格欣沃列斯夫主持。柯巴的母亲喜欢卡桃,逢人就称赞她“是我的好媳妇”。

  12月,巴库工人罢工,《无产阶级战斗报》负责人之一的柯巴参与领导。

  1905年12月12至17日,柯巴在芬兰塔默尔福斯参加布党会议,见到列宁。后者欣赏前者实干苦干和勇敢无畏的职业革命家精神,交给一项特殊任务:组织战斗小组,筹集党的活动经费。散会后柯巴不负厚望,回到第比利斯立即指挥卡莫游击队抢劫,把大批金钱送往国外供列宁使用。

  1907年4月30日,柯巴在伦敦参加俄国社工党五大,再次见到列宁。因卡莫游击队的抢劫活动直接危害社会的安全,受到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等人的指责。因此,五大作决议:“……禁止党员参加或协助采取任何抢劫或游击行动‘剥夺剥夺者’。”列宁认为只要符合革命利益就是道德的,在表决时弃权,并嘱咐柯巴别发言而暴露自己。

  6月上半月,柯巴被派往巴库和第比利斯工作。

  7月,柯巴按布党的指示,到高加索发动大罢工做准备工作。在巴库油田附近,柯巴夫妇租了一间低矮的小土房。卡桃把室内收拾得窗明几净,到处都铺着她的作品——刺绣和钩花。房东是土耳其人乌兹·别克加太太,卡桃与她关系融洽。

  卡桃信仰东正教,擅长裁缝手艺,为油田工人及其家属制作衣服,维持一家生计。她脸蛋漂亮,性情温顺,朴实无华,从小受格鲁吉亚传统的熏陶,以侍奉丈夫为天职,多次苦苦哀求丈夫:“别去冒杀头的危险干什么革命啦,好好养家过日子吧!”

  柯巴有时忙于工作,很长时间都不回家,卡桃就整天整夜地做祈祷,望眼欲穿地盼望心中的上帝平安归来。每天夜晚,她都焦急不安地等待忙于地下工作的丈夫,做好的饭菜总是热了一遍又一遍。每当柯巴不顾劝阻离家出走后,卡桃总是提心吊胆,泪水涟涟。

  红颜薄命。美貌如花的卡桃与形容较为丑陋的柯巴结为夫妻,不仅担惊受怕,还得忍受贫穷无助的折磨。不过,她对柯巴钟情,珍惜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只要柯巴在家,她就穿上出嫁时的衣服鞋袜,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同时,她想方设法为柯巴做可口的饭菜,让他尽情享受家庭的温暖和快乐,但柯巴与卡桃相聚时间少而又少,回家像蜻蜓点水。有时半夜归家,吃饱喝足后就疲惫不堪地躺倒在床上,

  声如雷。突然警笛声大作,柯巴立即惊醒,翻身下床,抓起一件衣服就逃跑了。为此,与丈夫聚少离多的卡桃一直在期盼和惶恐中苦度岁月。

  此后,她每天要做的首件事情,就是照着一面小方镜子——柯巴所送唯一礼物梳洗,想给突然出现的丈夫一个干净整洁的形象。她常倚门观望,希望能尽早看到丈夫回家的身影。

  柯巴爱卡桃,更爱革命。他沉迷于革命的刺激性,欲罢不能。不过,每当忙完工作,他就直奔家里,有时还暗自下定决心:多在家里待几天,但他常被捕流放,工作总是忙碌。

  柯巴出生入死,为革命筹集的金钱都如数交给列宁,从来未私吞过一分一毫。他忙于革命,顾不上家,心中常念叨:“我愧对妻儿老小啊!”列宁称赞柯巴:“真是一位对党忠诚的人啊!”

  1907年秋季,卡桃生了一个男孩。因产后护理不当,落下病根。孩子嗷嗷待哺,母亲却缺少奶水。家里缺钱缺粮。卡桃怀抱着饥啼号寒的婴儿,满脸愁苦,终于病倒了。柯巴闻讯,赶回家去,把奄奄一息的妻子和瘦弱不堪的儿子送回哥里镇,由老母亲照料。即使如此,柯巴仍清廉自守,不肯动用公款一文一毫。

  11月25日,卡桃被上帝召唤走了,年仅21岁,留下两个月的儿子雅科夫。柯巴急忙从巴库赶回哥里镇,紧紧抱着妻子逐渐冷却的身体,大放悲声。卡桃下葬后柯巴伫立墓前,头发蓬乱,泪如雨下,自言自语:“我感到内心空虚,一种无法言喻的空虚。你这个妖娆的精灵,曾融化过我的铁石心肠。今天,你竟然忍心离我而去,使我对人世的最后一点温情也消失了。”

  柯巴在巴库待了两年,在工人中建立了几个布党组织。不过,他的主要任务仍是筹集大宗款项,因为在国外的列宁等人急需活动经费。

  柯巴向石油大亨们提出“借钱”的要求,遭到冷遇,一气之下,发动大罢工。虽罢工使石油产量减少了,却引起油价飙升,大亨们伸出拇指,夸奖柯巴帮助自己发财。柯巴见状,气恼不已,立即釜底抽薪,放火烧毁几处油田。在巴库上空,橘红色的熊熊大火和团团浓烟经久不息。大亨们说:“这是一伙谋财害命的魔鬼。”惧怕隔断财路,只得答应如数“借款”。

  1908年1至2月,柯巴参与领导巴库工人的罢工活动,3月25日被捕。11月9日流放沃洛格达省,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为3年。

  1909年6月24日,柯巴从流放地逃跑出来,9月秘密到达第比利斯,11月返回巴库。翌年3月23日被捕,10月29日被解到索利维切戈茨克。此后,他多次逃跑、被捕。

  1913年1月下半月,柯巴在维也纳认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2月23日,彼得格勒布党组织在加拉施尼可夫交易所会场举行晚间演奏会,为《真理报》募捐。前来观看这次演奏会的多数是工人,捐助资金,支持自己的报纸。柯巴利用这次晚会,与联络员接头,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不料,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向警署告密,柯巴被捕入狱,6月判处流放。

  1913年是罗曼诺夫王朝建立300周年,为了庆祝节日,首都的监狱必须腾空。于是,1913年7月2日,柯巴被押送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图鲁汉斯克边区流放地的库莱卡村。库莱卡村位于北极圈内,半年白昼半年黑夜,方圆千里渺无人烟。这里夏季短暂,蚊虫咬得人浑身红肿;冬季漫长,狂风掀起暴雪掩埋村庄。流放者生活单调乏味,不少人发疯自杀。

  革命家斯维尔德洛夫14次被捕,12年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孤独无助之际就唱歌排解郁闷: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

  1913年2月,斯维尔德洛夫最后一次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库莱卡村。他与柯巴同居一室,每月每人生活费8卢布,由沙俄政府按时发放。两个国事犯轮流做饭洗碗,前者总是老老实实地准备饭菜,把锅碗盘勺洗得干干净净。后者轮值时,却胡乱地做饭洗刷,有时还把盛有剩饭的盘碗撂在地上,嘴角挂着冷笑,欣赏猎狗雅什卡是怎么样舔干净的。

  斯维尔德洛夫实在难以忍受,就搬到隔壁,与柯巴分手了。于是,柯巴与雅什卡相依为命。在与世隔绝的北极圈里,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说此生看不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只有雅什卡在雪地里撒欢打滚,才觉得人生有一点乐趣。他常与其他流放者——大多是刑事犯——聚会喝酒,这些人只要兜里有几卢布就要一醉方休。进了酒馆大门,先把钱用口水贴在窗户的玻璃上,向老板表示绝不欠账。一边喝酒吃肉,一边回味谋财害命的往事,交流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之类的经验,或说下流话,开低级玩笑,淫邪的目光在老板娘凸起的胸部和翘起的臀部转悠。今天我出钱,明天你做东,吃饱喝足后就腆着肚子打着饱嗝摇晃着身子回去蒙头大睡。若家人或同伙寄来较多的钱,他们就去找暗娼销魂,尽一夜风流。柯巴革命意志消沉,自甘堕落,布党政治犯们痛心,曾私设“同志法庭”,审判他的不轨行为,气愤难抑时还揍他几拳,扇他几耳光。柯巴当时认错,过后则故态复萌,在醉生梦死中打发日子。久而久之,一些政治犯认为此人不可救药,就不再多管闲事了。

  严冬降临,存粮逐渐告罄,暴风雪封锁道路,出门捞鱼打猎非常艰难。柯巴陷入困境,一副失魂落魄的穷酸相,写信四处求助:

  天气越来越冷,已零下37度。我猛烈地咳嗽,身无分文,没粮食、面包、糖、牛奶和柴草。这里什么都贵,我没阔亲戚和朋友,无处求告。请你们立即寄一点钱来,即使60卢布也好,这是救命钱啊!

  信寄走了很久都无回音,柯巴饥饿难忍,只得冒着危险出门捕鱼。

  北极圈夜晚漫长,月光照映下的积雪浮冰一片蓝色。鬼使神差一般,他沿着叶尼塞河岸行走,竟然捕获了大量的鱼,内心欢喜:“够吃几天了。”在返回的路上,暴风雪突然袭来,气温骤然下降。飞舞的雪粒击打着脸面,柯巴全身罩上一层冰甲,呼吸困难,知觉迟钝。“不能倒下,要活着回去!”柯巴鼓励自己。柯巴拖着沉甸甸的鱼袋,凭借意志和感觉往前迈步,努力睁开眼睛辨别方向。黎明,他遇到两个捕鱼的农民,立即兴奋起来,大声喊叫“救命……救命!”但两个农民见他脸上沾满冰雪,完全没人样,以为遇到恶鬼。对视片刻,“啊……啊!”他们也大声喊叫着,飞快地跑开了。柯巴艰难地挪动着脚步,直到中午才返回村里,病倒在床上。过了十几天,他才慢慢恢复元气。于是,柯巴依靠所捕之鱼当作“唯一的口粮”,熬过了严冬。

  这种经历,在柯巴心中留下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后来,柯巴即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回忆说,父亲有时谈起西伯利亚,怀念那里“严峻的美和粗犷沉默的人民”。她说,父亲与当地村民相处得很好,学会如何在叶尼塞河捕鱼,但父亲不像他们那样总是固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转来转去,直至找到一个鱼多的地方为止。她说,父亲常捕到大量的鱼,以至于他们以为父亲一定有什么魔力,夸奖说:“奥西普(他们给柯巴起的名字),你最懂得鱼的语言!”正是:豪杰命途多舛,吉人自有天相。

  在流放地,一些布党政治犯继续苦口婆心地教育柯巴,给他看从圣彼得堡寄来的报纸杂志,让他了解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趋势。柯巴政治敏感性强,对未来有所希冀,决心重新做人。他有所进步,常主动参加布党政治犯们举行的活动。当时,革命者四处漂泊流浪,随时有被捕或被杀的危险,存亡未卜,无以为家。他们对于婚姻问题,好比喝水一样,随时喝随时倒掉,性生活极不严肃,当时称之为“一杯水主义”。

  1913年,34岁的柯巴结识14岁的纯情少女莉迪娅·佩蕾利金娜。她的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了,在母亲的鼓励下,她读书识字,成为当地少数有文化的女人,这也是被柯巴喜欢的原因。

  1915年,16岁的佩蕾利金娜怀了柯巴的孩子,因年幼无知,两个多月了还误认为身患感冒。直到其母逼问才说出真相,考虑到柯巴是一个浪迹天涯的政治犯,无任何经济基础,“怎么过日子啊?”于是,他强迫女儿嫁给了跛左脚眇右目的40岁的老光棍雅可夫·戴维多夫·亚历山大——一个有土地房屋牲畜的富裕农民。不久,她生了一个健壮的男孩,取名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长大成人后加入苏联红军,参加过卫国战争和朝鲜战争。此后,他转业到西伯利亚矿业城市工作,然后结婚成家,生育了三个孩子,直到1987年去世。他生前虽从母亲嘴里知道自己的身世,却对生父斯大林与母亲的恋情始终守口如瓶。其实,同事和左邻右舍早已看出来,他的长相虽与斯大林酷似,性格却完全不同——斯大林冷峻残忍,亚历山大心地善良。

  1956年6月,克格勃主席伊戈尔·谢罗夫风闻此事,特地派人向亚历山大调查询问有关情况,然后把该档案定为“国家机密”,严禁外传。

  柯巴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婚姻。

  1917年初,柯巴离开西伯利亚前夕,与寡妇玛丽亚·普罗科皮耶夫娜·库扎科娃同居。几番云雨,已使寡妇暗结珠胎,柯巴却浑然不觉。年底,寡妇生下一个男孩。若干年后,寡妇病故,死前告诉儿子生父是谁。这个儿子拿着柯巴与母亲的合影,来到莫斯科,到处打听“柯巴”的下落。已是“党和国家伟大领袖”的柯巴——斯大林,从克格勃特工那里了解情况后让他们秘密带来相见。斯大林回想起库扎科娃的可人之处,今非昔比,不禁感慨万千;再仔细观察此人的相貌:“是我的儿子,千真万确。”于是,暗中认领了这个儿子,条件是三缄其口,忘记过去。斯大林给他更名为加里·库扎科夫,让他读书成才,在一个党政机关供职。斯大林不放心,常让克格勃特工提醒加里“嘴巴闭紧”。此人乖巧,自然保持沉默,终生未曾泄露实情。所在机关有人眼明心细,对照到处悬挂的领袖画像,怀疑此人来历非同寻常。他们曾跃跃欲试,想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发现”,转眼一想:“不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于是,大家都一直闭紧嘴巴。

  列宁缺钱的时候,常念叨:“柯巴为何不逃出来呢?他不是曾逃出来过好几次吗?既然痛苦不堪,为何要老老实实地待在地狱里呢?”

  1916年10月,沙俄军队在一战中伤亡惨重,兵源枯竭,只得从流放的犯人中征兵。12月14日,柯巴虽前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体检,却因左臂残疾免除了兵役。于是,他继续待在流放地,直到1917年3月才结束刑期。这是柯巴最为消极颓废的4年,被称为“在革命洪流里打瞌睡者”。

  1917年3月8日,柯巴与奥尔忠尼启则、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登上西行的火车,离开流放地。在车厢里,柯巴用破布包着脚,冻得难受。加米涅夫拿出一双厚袜子:“送给你,柯巴,我的好兄弟。”柯巴感激涕零:“患难见真情,我会加倍报答恩德!”

  3月12日,他们到了彼得格勒。列宁器重具有诗人气质的柯巴,让他与加米涅夫一起从莫洛托夫手中接管了《真理报》编辑部。柯巴在报上发表文章,开始使用新的化名“斯大林”——在俄语里意即“钢铁”。

  4月29日,斯大林被选为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柯巴变成斯大林后重新振作起来,以钢铁般的意志痛改前非,抛弃种种恶习,恢复了往日对革命的狂热。他参加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进入苏维埃最高权力阶层。

  命运之神向着斯大林颔首微笑。从此,他的个人政治生涯发生根本的转变。

  若说,马克思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处于上流社会的恩格斯慷慨解囊,那么,列宁等职业革命者能生存和发展,则是曾得益于处于社会低层的斯大林舍生忘死地公开抢劫钱财。同样是贵人相助,马克思无从回报,斯大林则无本万利——这是当事人所始料未及的。

  斯大林深沉练达,高瞻远瞩,紧跟列宁,亦步亦趋,在列宁逝世后成为苏俄和苏共的一号领袖。后来,他主宰苏联命运长达30年之久,其间插手国际事务,尤其是东西方争端,影响至为深远,在现代史上写下灿烂辉煌的篇章。对于他来说,昨天不堪回首,今天值得珍惜,明天充满机会。正是: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列宁曾与考茨基作过斗争。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俄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对于这个新出现的政权,众说纷纭。其中,考茨基的言词最为激烈。

  卡尔·考茨基,1854年10月16日生于布拉格。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历史、经济学和哲学时,就开始给社会主义报刊撰稿。1875年,他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1880年迁往苏黎世,结识伯恩施坦。1885至1890年,考茨基在伦敦居住,与恩格斯密切合作。不久,他回到德国,树立了作为社民党杰出理论家的地位。1934年移居布拉格,后来流亡到阿姆斯特丹,1938年10月17日逝世,享年84岁。

  1889至1914年,考茨基是第二共产国际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把马克思主义建成一门严肃的思想学科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918年8月,考茨基撰写《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攻击布党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非是一种想超越或用法令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试验而已”,就像“一个怀孕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自己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而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他说:“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攻击苏俄的专政是历史上“最血腥的独裁”。

  为了捍卫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同时也为了彻底与第二共产国际决裂,列宁建立了新的第三共产国际,并在1918年10至11月撰写《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这部著作,着重论述了以下问题:

  一是关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应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什么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列宁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当然,这个解释不够准确。因为暴力只是作为基础,不是必用手段,而且一般的统治都是以暴力为后盾的。“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也不准确,因为还有道德的、宗教的、情感的约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与考茨基论战,为了凸显“暴力”的因素。

  列宁说,专政虽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却一定意味着消灭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他批判考茨基对“专政”概念的曲解,指出专政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革命暴力。这是隐瞒不了的,正像“口袋里藏不住锥子”一样。他引用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的话: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火炮,即用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武器对反动派造成恐惧,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巴黎公社不依靠武力对付资产阶级,能存在一天吗?因巴黎公社使用暴力消灭资产阶级军队和官吏制度、消灭议会制、破坏寄生赘瘤——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才高度赞扬巴黎公社的功绩在于“摧毁现成国家机器的尝试”。

  列宁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必须使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会永远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按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某个个人的专政,而是一个阶级的专政,即无产阶级强有力的统治,采取的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形式。无产阶级的专政必须有无限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应建立在暴力而不是法律的基础上面。随着对其他阶级和所有制的改造的完成,全社会所有成员都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同时消失了,因为阶级对抗不存在了;专政作为“过渡性的政治”消失了,因为没专政的任务;民主发展到它自身的最高阶段后逐渐消失了,作为暴力机器的国家也消亡了。

  列宁提出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观点,在初级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而在高级阶段,因确立了新的普遍的经济条件,社会成员都富足安乐,国家将会完全消亡。

  二是关于民主。列宁认为,民主有阶级性,是阶级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民主是有条件的民主,即只是保护资产阶级少数人。资产阶级民主对无产阶级来说,则是虚伪的骗人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而不是对富人的民主。在阶级社会中,根本没超阶级的民主。

  列宁说,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虽然资产阶级民主对于中世纪封建制度是一种进步,却始终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因为它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则是陷阱和骗局。资产阶级民主是有条件的民主,只是保护占人口总数很少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民主有历史局限性,即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限制和诡计。马克思主义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认为既然有国家就不会有纯粹民主,因为国家只是在革命斗争中对敌人进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机关,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国家都是如此。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是为镇压人民公敌,保障人民的民主,同时也是为利用国家政权组织和领导经济文化建设。无产阶级民主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是对绝大多数居民即被剥削者的民主。因此,列宁说,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而不是对富人的民主,任何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都是对富人的民主。也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根本没超阶级的民主。

  三是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由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状况决定的。列宁认为,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保持巨大的事实上占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顽强的反抗。剥削者未在最后的拼命战斗中,较量自己的优势前决不会甘心失败。因此,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用暴力镇压剥削阶级反抗。

  恩格斯在1891年《法兰西内战》单行本“导言”末尾写道:近来,社民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从中可以知道以下几点:1.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2.社会主义时期是不断革命的时期。不断革命就是消灭阶级差别、资本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思想观念。3.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一种“暂时的形式”。4.无产阶级专政首先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5.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工人阶级的统治。6.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样板。

  从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和列宁《国家与革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而且是更彻底的民主!当然,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消灭私有制!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这种民主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对于其他阶级应是什么态度呢?凡是敌人就采取暴力消灭的方式吗?不,要看是什么状况!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外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统治,要根据矛盾的激烈程度确定具体采取什么手段,无产阶级从来不偏好暴力方式。当敌人凶猛地反扑的时候,无产阶级难道不需要暴力镇压吗?当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改造,无产阶级还要用暴力消灭其肉体吗?为此,列宁赞同马克思所说:“(巴黎)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但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其几个不同阶段。”

  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考茨基写文章《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反对列宁的政策,批判十月革命,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无民主就无社会主义”,“俄国革命的真正遗产”将导致农民与产业工人矛盾尖锐化。他说:

  维护人权,弘扬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他从分析时代特点的角度看布党,指出:

  我们看到一个世界正沉沦于经济破产和自相残杀中,布尔什维克迷信暴力,把单纯的权力看作是世界上决定一切的因素,无产阶级中最缺少修养的分子站到运动的前列;布尔什维克不懂什么是社会化政策,不懂消灭剥削不能依靠简单地剥夺资产者的资产完成,只能在社会经济按自身规律的充分发展中实现。他们发动贫农没收地主的土地,征用富农的粮食,走的是劫富济贫的侠客式道路,听任民众自由行动的结果,是把剥夺的过程从剥夺生产资料扩展到剥夺消费资料,实际上完全是一次政府组织的、遍及城乡的公开抢劫。所谓苏维埃,不过是独裁和专制的一种组织形式,苏维埃制度表现出来的革命黩武性质,使俄国成为兵营社会主义;枪决——是苏维埃政府的全部聪明;在“反革命”这个名词下,把所有不顺从者和看不顺眼者都包括进去,加以枪决或监禁;苏维埃政权面临经济破产施行的强迫劳动的政策。不仅把原有的资产者变成了新的奴隶阶级,还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决心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以及一切军事和官僚机构,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最后终于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来同样的机构;他们成为把一切控制权都抓在自己手里的新官僚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个新官僚阶级比旧的统治者更加暴虐和有害,暴虐和迅速泛滥的贪污腐化,正在使他们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1919年2月,考茨基参加复活的第二共产国际——伯尔尼国际大会,在民主与专政的问题上,严厉地谴责布党,同时反对西方军事干涉苏俄新生政权。

  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考茨基应孟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邀请访问格鲁吉亚,回国后高度评价孟党控制的苏维埃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这个政权被布党残酷地铲除后,考茨基惋惜地说:“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尚未结出果实时就被粗暴地折断了。”

  列宁在1917至1918年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革命和夺取政权,必须打碎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1921年,他强调必须与资产阶级合作,是为了在已取得政权的基础上巩固政权,为了巩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就不能继续使用暴力、专政、所谓“不断革命”的办法。

  列宁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治实践上看,无产阶级放弃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举妄动,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让步,一到紧要关头,就会用暴力保卫特权,这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那时候,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别无出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与新的生产关系矛盾而到一定时机就瓦解的上层建筑。”

  伯恩斯坦说专政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考茨基说“专政就意味着个人独裁”。实际上,“专政”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狄克推多”,原意指古罗马共和国处于危机时,把权力集中于两个执政官中的一人,可以独自裁决,称之为“专政者”。由“狄克推多”演变出的“专政”,到了近代则指国家的阶级实质,即一个阶级的统治;也指对敌人的统治方法。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的统治,都有对敌人的专政。区别仅在于阶级内涵不同。可见,把阶级专政与“个人独裁”混为一谈,不过是机会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伎俩。

  1930年,考茨基发表《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指出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和社会变革犯了错误,号召苏联人民与“苏维埃专制政权”决裂,从而走上了反苏反共的道路。

  在列宁的战友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者不乏其人,比较而言,斯大林最为坚决。他执掌苏共大权以来,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列宁主义”,在《列宁主义问题》一书中说:“要推翻资本主义,不仅必须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权,不仅必须剥夺资本家,还必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粉碎旧军队,粉碎官僚机关,粉碎警察机关,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有所需求,他就会祭起“无产阶级专政”这根“打神鞭”,横扫所认定的一切“人民公敌”,在苏联强而有力地实现自己的意志。正是:今日长缨在手,定将缚住苍龙。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16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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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悔且急列宁抱憾留遗嘱

  或拉或压斯君运筹主克宫

  话说斯大林执政后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武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再说列宁在生命的倒计时阶段,与斯大林的矛盾日渐加剧,权力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1921年3月8至16日,俄共(布)召开十大,根据列宁提议通过的决议,禁止任何派别在党内活动,开启了“党内无派”的历史。

  翌年4月3日,俄共(布)召开十一大,斯大林当选为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

  8月4至7日,俄共(布)召开第12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镇压最大的在野党社革党和孟党,于是,在野党消失殆尽,俄共(布)成为唯一的政党,实现了“党外无党”的局面。

  9月2日,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志们,我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40来岁的人。我们应培养接班人,培养30来岁和20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领导工作。”

  翌年4月,俄共(布)十二大即将召开,列宁因身染沉疴,原定由他作政治工作报告的议程只得改变。按惯例,谁代替列宁作这个报告谁就会被视为接班人。当时,按不同的标准,就有不同的人选:若按在国内的名望决定就应是托洛茨基,人们一直认为他是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领袖;若按法律上的表征决定,就应是政治局临时主席加米涅夫或总书记斯大林;若按国际地位决定,就应是第三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列宁生病期间他常出席国际会议。为此,政治局讨论了几次都未确定下来。

  最初,出于力量对比试探性的考虑,斯大林说:“我建议由托洛茨基同志作政治工作报告。”话音刚落,加里宁、李可夫和加米涅夫立即同意。托洛茨基看出他们所言都是违心之语,说:“若我们中间有谁企图单独取代患病的列宁,全党就会不愉快。我们可以不要这个开场政治报告。”不久,季诺维也夫从苏呼米休假回京,主动要求作政治报告。托洛茨基假意推举斯大林:“我们期待列宁很快康复。今天,按职务,作政治报告者应是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不料弄假成真。当时,斯大林恰如其分地估计了形势:虽代表团由各地方组织的主要领导者带队,他们几乎都是我的亲信,全党却不了解我,政治局不会同意我接列宁的班,还需要时间制造舆论和等待机遇。于是,他虚情假意地谢绝了托洛茨基,表态支持由季氏作政治报告。

  4月17至25日,俄共(布)十二大召开,出席代表875人,其中有表决权者458人,其余的人有发言权。他们代表38.6万党员。加米涅夫主持开幕式和作关于农村税收政策的报告,季诺维也夫作政治报告和主持闭幕式,斯大林作组织报告和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的报告,托洛茨基作关于工业的报告,布哈林作驻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俄国代表处报告,诺根做检查委员会的报告,李可夫作关于区域划分的报告,什基里互托夫作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

  这些人作报告时,都有热烈程度不同的掌声,特别是斯大林,多次报以长时间的最热烈的掌声。奇怪的是,季氏作报告时,场内却出现可怕的平静。托洛茨基仔细观察,原来主席团里有人暗中给下面发信号。给谁鼓掌,是长时间或短时间,是一般的热烈或是最热烈,都有专门的人掌握分寸,此人即斯大林。季氏作报告时,台上的斯大林正襟危坐,未挤眉弄眼,台下的代表们自然就吝惜巴掌了。托洛茨基明白,斯大林支持季氏代表列宁作政治报告并非出于真心,目的大概有两个:一是看各代表团负责人工作究竟做得如何,二是给季氏一个难堪,让他本人有自知之明——他不能做列宁的接班人。托洛茨基心想:若我作政治报告,就会出现季氏一样的场面。

  季诺维也夫毕竟聪明,对这种场面反应敏锐。当即声明,自己并不代表列宁,也无这样的奢望。他说,我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接受政治局集体的委托作这个报告的。后来,季氏自由发挥,重复列宁的话,主张在苏联实行“党独裁”:“我们有些同志说‘党独裁——正在这么做,却不能这么说’。为何?这种羞怯态度是不对的,……为何我们不该说出本来就存在而又不能掩藏的东西呢?”他建议,在党内,在国家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实行这种“党独裁”。

  斯大林的报告问题集中且内容具体,不像季氏洋洋大观而内容空洞。他鲜明地阐述“权力”的概念,列举党的机关高于一切的理论根据。此后,他利用列宁提出的“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思想,进一步从组织工作入手加强自己的地位。

  1923年9月初,斯、季、加三人集团决定给托洛茨基一次沉重的打击,即设法剥夺他的军权。自内战以来,托洛茨基一直是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主席。三人决定分两步进行:首先扩大军委会,把拥护自己的人安插进去,然后撤销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完全斩断他与军队的联系。

  9月23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托、季、加三人先坐在主席台上,竟然都旁若无人,谁也不理睬谁。斯大林最后才来,主动向三人问候,并隔着桌子与托洛茨基热烈地握手。会上,季、加二人提议扩大军委会,新的成员都是托洛茨基的反对者。季氏特别提议让斯大林担任托洛茨基负责的军委会的监察员。托洛茨基立即明白,斯大林一反常态表示亲热,原来是企图消除自己的戒心。他清楚三人的阴谋,立即站起来发表意见,说这只不过是一系列幕后策划的好戏开场,旨在要他脱离革命领导。他说,自己不愿意与这个阴谋作斗争,只是希望为革命事业服务,要求放弃在国内的一切职务、头衔和荣誉,允许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战士参加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那里正需要他。

  斯、季、加三人对托洛茨基的言词大感意外,面面相觑。还是季氏反应快,为了掩饰阴谋,也站起来说,建议中央委员会解除自己的职务,让自己与托洛茨基一道去德国。斯大林则神色庄重地说:“中央委员会怎么能让这样两位同志用宝贵的生命冒险?我请求中央委员会一定要挽留这两位敬爱的领袖。”大家立即附和。列宁格勒契卡主席柯马洛夫发言:“我不懂托洛茨基为何如此傲慢?”

  托洛茨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怒容满面,跳起来说:“我请求把我的名字从这出低级喜剧的演员表中划掉!”说完,转身就走。一时之间,会议大厅鸦雀无声。托洛茨基为了制造强烈的效果,决定用全力把大门随手关闭,表明自己与这伙人决裂;但这座大厅是当年沙皇登基时的地方,大铁门既厚且重,他用了很大的力气,大铁门只是缓慢地轻轻地关上了,效果不理想,深感遗憾。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在党中央会议上发言,说党的组织体制是书记等级制,党的领导机关已官僚化。他又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信,指责领袖们实行“党独裁”,放弃民主集中制,对批评者打击报复。一个星期后托洛茨基又把支持者请到家里开会,批评党的组织是“军队式”的官僚机构,要求自上而下地撤换其负责人。他主张废除以往“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党内应有言论自由。经过联络,托洛茨基与一些老党员,如皮达可夫、柯秀尔等,签名发表《46人声明》。这个声明对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经济状况作了全面的分析,特别指出:“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它扼杀了党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代表党。”为了避免受到“搞派别活动”的指责,托洛茨基本人未在声明上签字,为此受到格外严厉的谴责。

  10月25至27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认定托洛茨基的信和《46人声明》具有派别活动的性质,危害党的统一。托洛茨基不服,与斯大林在《真理报》上进行连续两个月辩论。

  12月8日,在首都一个青年党组织会议上,托洛茨基宣读代表作《新方针》。该文有两个内容:一是指责俄共(布)主要领导者已蜕化变质,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的学生——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考茨基、伯恩斯坦等都成为机会主义者;二是号召青年党员要敢讲话,与官僚主义斗争。

  斯大林很快就组织了一次对托洛茨基的无情打击。斯大林一派的人马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基洛夫等,都是身居高位的党政权威人士。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在党的会议上对托洛茨基进行大批判。托洛茨基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党支部有很多的拥护者,如莫斯科高校有72个支部,其中有40个支持他,413个工人支部中只有67个支持他,99个军队支部中只有22个。显然,斯大林派利用自己所掌管的组织人事和宣传大权起了重要的作用,托派分子却无这种条件,也未主动地去占领舆论市场,争取更多的同盟者。

  1924年1月16至19日,俄共(布)召开十三大预备会议。斯大林发言,批判托洛茨基的主要论点。他公开承认无法实行托洛茨基所主张的“广泛的民主”,说:“所谓广泛的民主和完全的民主是不会有的。”之所以不能实行这种民主,是因为还未具备必要的条件。其内部条件是:工业不发达,工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党员的素质差,等等;其外部条件是:外敌有可能随时入侵,党要搞军事化。因此,“必须把民主收起来”,“不得不放弃民主而采取委派负责人的办法”。他说:“若实行所谓‘真正的民主’,一切问题都要自上而下讨论,我们的党就会变成一个空谈的不解决问题的俱乐部。我们的党首先是一个行动的党,我们被包围,帝国主义豺狼并未打瞌睡。”

  斯大林列举了托洛茨基的六大错误——发表的文章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争论中未表明到底拥护谁的态度,把党的机关与党对立起来,毫无根据地指责党的官员正在蜕化变质,把青年学生当作晴雨表,宣布集团的自由。特别指出,托洛茨基说“党的机关存在官僚主义”很错误。这次会议后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明显地减少了,部分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则仍崇拜他。

  1月20日,应列宁要求,克鲁普斯卡娅宣读斯大林的发言材料。列宁听后,顿时感到自己被完全架空,与托洛茨基结盟摧毁斯大林集团的计划也成为泡影,又气又急。

  次日,斯大林向全国发出密电:

  仅发给各省委、州委和民族地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必须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体状况严重恶化的消息通知你们……列宁同志几乎完全丧失了语言能力,同时仍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医生认为病情严重,却并未放弃希望。鉴于情况严重,从今天起,将每天发布医疗简报。在令全党感到不安的日子里,中央希望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尽量保持冷静与团结。各省委应比平时更加注意了解民众的情绪,以防止出现任何混乱局面。

  这份文件,不仅给列宁的政治生活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斯大林开始执政了。

  1月22日上午10时,列宁醒来,精神不好,比昨天更虚弱。他躺在床上,喝了一杯咖啡,精神稍稍振作一点,很快又睡着了。下午2时30分,列宁再次醒来,一副疲倦和无力的神态。奥西波夫教授测脉搏——很虚弱。列宁不能吃饭,依靠鼻饲维持枯竭的生命。傍晚6时,他的病情急骤恶化,知觉丧失,肌肉剧烈痉挛,部分关节强直,呼吸窘迫,生命岌岌可危。过了一会儿,呼吸和脉搏有所好转。一群欧洲著名的医生被高薪请来,围在列宁的身边,回天无力。奥西波夫和弗尔斯特守候在列宁身旁寸步不离,注意观察心脏活动和脉搏变化。6时35分,列宁突然体温升到42.3度。医生们明白,这是生命走向尽头的征兆。6时50分,列宁面色红润,露出朝霞般的光彩,接下来深深地吸一口气,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溘然长逝。于是,一颗亘古少见的巨星,拖着耀眼的万丈光芒,从辽阔的天体划过,消逝在无垠的远方。

  列宁享年54岁。夫人流着热泪,默默地坐在床边,轻轻地抚摸着相伴27年的丈夫冰冷的双手,久久不愿意离开。当天夜晚,成立列宁治丧委员会,成员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邦奇·布鲁耶维奇等,由捷尔任斯基担任主任。首要的事情是让雕塑家梅尔库罗夫给列宁的脸和手做石膏模型,邀请莫斯科著名病理解剖学家阿布里科索夫进行遗体解剖,并做暂时性遗体防腐处理。还决定:在红场下葬前,灵柩放在莫斯科圆柱大厅,准备举行告别仪式和葬礼。

  1月23日早晨,列宁身穿军绿色军服,在头发被梳理后放入灵柩中。斯大林率领一群中央委员站在旁边守灵。11时40分,人们抬着列宁的灵柩离开高尔克村,来到4公里外的格拉西莫沃火车站,把灵柩装上送殡专列。当时,零下35℃,到处都是送葬的人群。6小时后火车抵达莫斯科。

  1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在克宫的城墙旁建陵墓安放灵柩。红场上修建陵墓的工程日夜进行。在冻土点燃火堆解冻,以便挖掘地槽。这座临时性简易木结构陵墓是建筑师休谢夫一夜之间设计出来的,整个施工用了不到3天时间。它坐落在红场的轴在线,外观简朴,由3个立方体组成,中间的稍高,3层梯式房顶,两侧的稍低,是进出口。

  1月27日下午4时,送殡的行列从圆柱大厅向红场进发。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和捷尔任斯基抬着列宁的灵柩走进墓室。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列宁这个名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的象征。在列宁逝世后最初几天,克宫收到不计其数的来信,要求对列宁遗体进行防腐处理,希望允许全国各地派代表前来莫斯科参加悼念活动,同时,为了永远纪念列宁,修建一些建筑物和纪念碑。

  列宁逝世前,在党中央讨论列宁后事的会议上,斯大林坚决主张保存遗体,并要求像圣物一样安放在克宫红墙下的陵墓中。他说,这是地方同志的意见,认为火葬与俄国宗教传统格格不入,是死后受到惩罚的象征。他又说,列宁走了,其学说将继续为苏联服务;把列宁的遗体涂上防腐剂放在水晶棺里保存,可以让后人瞻仰。

  虽然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竭力反对,党中央还是作出保存遗体的决定。事后,托洛茨基说:“对革命领袖列宁的态度变成对宗教领袖的态度。虽然我反对,红场上仍建起列宁墓,此事,对于一个有革命觉悟的人来说不体面,是一种污辱。有关列宁的书也变成这种陵墓。为了进行虚假的说教,列宁的思想被肢解成为一段段的语录……”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大林为何竭力主张修建陵墓?是为自己死后也能享受这种殊荣。”

  2月21日,完成了必要的准备工作。长期保存遗体的关键是冷冻防腐技术。克拉辛咨询生物化学家鲍里斯·兹巴尔斯基。年轻的兹巴尔斯基教授直率地说,这项工作困难,因为即使低温遗体也会腐烂。他推荐解剖学家弗拉基米尔·沃罗比约夫教授:“或许他能解决。”但该教授拒绝参与遗体防腐的工作。当时俄国并没有遗体防腐的好方法。虽不少专家在列宁逝世前就在研究,还给富商们做过尸体防腐试验,保留时间却并不长久。

  3月21日,捷尔任斯基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并代表列宁治丧委员会给沃罗比约夫写信,授权采取一切他认为可靠的措施保存列宁的遗体。

  3月25日,沃罗比约夫来到莫斯科,与兹巴尔斯基一起工作。1924年8月1日,列宁墓对外开放。正是: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1924年3月23日,列宁的遗体安放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内。70多万工人、农民、红军官兵和知识分子等,满怀悲痛的心情,冒着刺骨的严寒,排着长长的队伍,与敬爱的领袖告别。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设立列宁的灵堂,悬挂列宁的遗像,无论白天黑夜,人流都源源不断。

  3月26日上午,举行列宁追悼大会,党和国家的领导者全体出席,莫斯科万人空巷。

  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并庄严宣誓: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

  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一致,像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与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地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最后,斯大林宣读苏共中央的决定:出版《列宁全集》;把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和列宁格勒、塔什干市建立列宁纪念碑;在莫斯科红场建造列宁陵墓,永远保存列宁的遗体,供后人瞻仰。

  3月27日下午4时,苏联全国停止一切活动5分钟,向共和国联盟的领袖列宁默哀。在哀乐、汽笛和礼炮声中,在肃穆的气氛中,列宁的灵柩徐徐降入地穴。

  列宁出殡的那一天,按当时官方根据职位高低排列的顺序,分为4组8个人抬灵柩:第1组是布哈林和加里宁;第2组是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第3组是莫洛托夫和加米涅夫;第4组是斯大林和鲁祖塔克。

  列宁一生有两个伟大的贡献:一是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变成了现实;二是结合俄国国情,探索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推动了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

  从此,列宁时代结束了,苏联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列宁病逝后苏共高层出现了权力真空。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尚有4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4个人已分为两派——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米、季二人属于斯大林派,在中央和地方都各有拥护者。列宁病重弥留之际,斯、加、季三人已在事实上控制了党中央。斯大林利用自己总书记的身份,在中央和地方要害部门安插亲信,营造集团,占领舆论阵地。

  苏共十三大召开前夕,斯大林先声夺人,利用各种场合大造舆论,树立自己是列宁接班人的形象。

  1月28日,即列宁丧事结束后的次日,斯大林发表题为《论列宁》一文。这是他以往在克宫军校学员晚会上的讲话,内容为回忆他与列宁相识的往事。文章说,斯大林1903年认识列宁,列宁具有“山鹰”的品质,谦虚进取。文章赞美列宁的革命天才和相信民众、坚持原则的高尚品格。

  这篇回忆录式的演讲,在军校学员的心中产生了斯大林预期的效果,学员们不仅认识了列宁,也认识了斯大林。与其说斯大林在颂扬列宁的英明伟大,不如说在显示自己的才能,向公众舆论暗示自己就是列宁最理想的接班人。

  为了在全党进一步扩大影响,斯大林以总书记的身份掀起了一个“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运动。于是,在短短的3个月内,党员人数从48万猛增到73万。这些党员,把斯大林看作是党的化身,是活着的列宁。为了配合这个运动,斯大林灵感勃发,文思泉涌,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写出了一本宣传列宁的书——《论列宁主义的基础》。这本书有6万多字,从4月末到5月中旬,分5次刊载在《真理报》上,然后又出版单行本,发给每个苏共党员,成为党员的必读教科书。在这本书中,斯大林首次提出了“列宁主义”的概念,其定义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

  斯大林说: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的特点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他还亲自到斯维尔德大学演讲,回答师生的提问。此后,他解释的列宁主义深入人心,成为指导思想。

  这段时间,托洛茨基在苏呼米养病。国不可一日无主。列宁去世后,1924年1月21日,苏共中央召开紧急全会,会上推举李可夫继任列宁的苏联兼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两个职务。为何持中立态度的李可夫会突然担任国家元首呢?因为斯、季、加三人都想独占这个位置,在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只有妥协,另举贤能,让一个“局外人”肩挑重任。

  列宁去世后的第4天,托洛茨基才从斯大林发来的密码电报里知道噩耗。当即打电报询问列宁葬礼的日期,斯大林答复说,葬礼定于星期六(列宁是那周星期一去世的)举行。路上要耽搁两天,托洛茨基无论如何也赶不上葬礼了,斯大林还建议他“继续疗养”。托洛茨基为弥补这个遗憾,向《真理报》发了一篇简短的电文:“党失去了父亲,工人阶级失去了父亲,这就是我们的导师和领袖逝世的消息所激起的感情。”后来,他发现,葬礼是星期日举行的,自己完全能赶回来为战友送葬,斯大林故意把日期说错显然是有预谋的——成千上万的人在刺骨的寒风中为领袖送葬,自己则在阳光明媚的南方疗养,必将激起全党全国人民的义愤,其政治影响也必将大大降低。

  1924年3月,斯大林派决定再次打击托派分子,托洛茨基的副手、红军总参谋长斯克良斯基被撤销职务,由伏龙芝接替。行动前,由托姆斯基、伏龙芝、皮达可夫和古比雪夫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到苏呼米,说征求托洛茨基对变更军委领导者的意见。后者认为这是演戏,愤怒地说:“多此一举!”

  5月23日,苏共十三大正式召开,斯大林的地位遇到严重的挑战——克鲁普斯卡娅公布了列宁真正带有“遗嘱”性质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对这个突然行动,斯大林毫无思想准备,像晴天霹雳,一时乱了方寸。斯大林的秘书后来写文章说:“所有与会者都因为这个可怕的事件而吓得目瞪口呆,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显得很可怜,命运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但斯大林很快就镇定自若,把紧绷着的脸舒展开来,他相信自己能顺利地渡过这场危机。

  当时,季诺维也夫站起来说:

  列宁的每一句话对我们来说都是法律,我们已宣誓完成列宁在临终前命令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将信守誓言。

  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眼睛扫了一下全场。大家的心都紧缩了,不知道全党的命运将会转到谁的手里。季氏突然把话头一转:

  我们可以愉快地说,列宁所担心的事情,有一点已证明是无根据的,即关于我们总书记那一段。你们所有的人都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的亲密合作,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愉快地说,列宁的担心已证明是无根据的。

  加米涅夫也站起来说:

  应让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继续任职,没必要在代表大会上发表列宁的遗嘱。

  二人虽建议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大家却沉默不语。托洛茨基坐在一边,冷静地看他们如何表演。季、加二人又建议以简单的举手方式表决,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多数代表同意斯大林继续留任,只有托洛茨基等人公开反对,还有几个人弃权,不置可否,谁也不得罪。

  季、加二人是党内资历和威望高的领导者,平时以“列宁的战友”自居,他们出面为另一个“列宁的战友”说话,有一言九鼎的作用。斯大林虽衷心感谢季、加二人危急中救驾的美意,却又不无谦虚地说:

  我们应按列宁的遗嘱办事,我应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让其他人来干。不过,另两位政治局委员劝告我不能如此,我就只有放弃这个辞职申请了。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高声说道:

  这是反对列宁遗嘱的行动,我抗议!

  斯大林在心中骂道:“这个老婊子,真可恶!”但无人公开支持克氏,她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于是,斯大林的总书记位置仅动摇了半个小时就稳如泰山了。

  斯大林刚摆脱困境,就对托洛茨基再次进行严肃地批判。他重提托洛茨基的六大错误,把它们合并为四个,说:托洛茨基认为党的官员已蜕化变质,我们认为这不是事实;托洛茨基认为青年学生是可靠的晴雨表,我们认为新吸收的20万党员才是可靠的晴雨表;托洛茨基攻击党的机关是惩罚机关,我们认为不是;托洛茨基要求组织派别和集团自由,我们认为这是决不能允许的。斯大林还指责托洛茨基危言耸听,说什么“最大的危险在于党的机关官僚主义化”,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观点。

  大会结束时,在总结报告中,斯大林对托派分子作了敌对性质的结论:

  向党的机关宣战就是破坏党,唆使青年反对官员就是瓦解党,为集团自由而斗争就是企图粉碎党,用蜕化变质的胡说来诬蔑党的官员就是企图推翻党。

  他说:我们与托派分子的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最后,大会以748票对0票,通过了批判托洛茨基的决议。总书记发出了战斗动员令,于是,无数的谴责信件雪片般从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共产党组织发来,在托洛茨基办公室堆积如山。季、加二人授意彼得格勒州委会,于年底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出党的决议案;但斯大林还不打算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还想作为批判的靶子,说:“我们对这些反对派分子,应以同志式态度对待。采取一些办法,促使他们转向党的基本核心,与他们一道同心同德地工作。”于是,托洛茨基仍留在政治局内,身份变成“小资产阶级倾向”和“修正主义”的代表,是一个党内的反面教员。

  此后,托洛茨基心灰意冷,身体有病,对现实政治斗争深感厌倦,就离开首都,到第比利斯养病,从事所喜欢的理论研究工作和写作。不久,托洛茨基做了一件对政治家而言很愚蠢的事情:出版《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前者收集历年所写回忆列宁的文章。同年9月,又出版《1917年》一书,回忆十月革命的过程和经验教训,夸大自己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宣传“不断革命论”,并攻击政敌:斯大林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怀疑列宁的《四月提纲》,季、加二人在十月革命前后多次动摇。见托洛茨基揭开疮疤,斯、季、加大为光火,决定反击。

  11月,在全苏工会党的会议上,斯大林发表题为《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演说,为自己辩护,并反击托洛茨基。他说:自己与季、加等人曾犯过错误,与党不一致,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托洛茨基今天重提那些分歧,完全是出于恶意。他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并未起过什么特殊的作用,彼得格勒暴动的实际领导者是“实践总部”,托洛茨基连成员也不是,竟然贪天之功为己有,真是无耻之尤!但在场的老党员立即回忆了斯大林相关的话,列宁健在时,托洛茨基执掌军权,斯大林发表文章,称赞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暴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等语。怎么时隔数年,就自相矛盾,前后判若两人呢?

  翌年春季,托洛茨基被解除军委主席的职务,同时得到另外三项任命:电气管理局局长,工业科技委员会主任,租赁委员会主任。他离开政治和哲学,开始领导技术的工作;但托洛茨基不甘寂寞,面对党和国家存在的严重问题,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又拿起笔来。在他的笔下,苏联大地到处是一派阴暗的景象:经济萧条,人民挨饿,官场腐败,治安混乱。他仍寄希望于念念不忘的“世界革命”,渴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充满了幼稚天真的幻想。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17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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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箍锈蚀战友罢官缴党证

  集团瓦解托氏亡命走天涯

  话说托洛茨基念念不忘“世界革命”,渴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

  再说列宁逝世后苏联开始进入斯大林强势执政的时代。

  列宁是贵族的儿子,斯大林是农奴的后代,按阶级斗争的观点,两人是不共戴天之敌。因阴差阳错,斯大林最后替代列宁,登上了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者的宝座。

  托洛茨基反对官僚主义和要求党内民主的斗争失败了,斯大林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又是谁呢?

  1925年12月,俄共召开十四大,因国名是“苏联”,党改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本书一律称之为“苏共”。

  苏共十四大后爆发了斯大林与“新反对派”的斗争。先是观点发生分歧,后来演变为权力角逐,矛盾尖锐。当时,政治局有7个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各有主张,常发生争论。最初,斯大林以不偏不倚的“裁判员”自居,托洛茨基是“局外人”,另外五人分为两派:季、加二人为“左派”,又称为“新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为“右派”。其治国方略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工业化速度、农村政策、苏联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上,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理解继续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先说速度问题。“左派”认为,必须迅速实现工业化,才有更多的工业品换来食物和原料。“右派”认为,工业化必须“蜗步”,不然就难以保有社会主义阵地。布哈林解释说,工业化所需资金很大,在无外援的条件下,若工业化加速进行,就只有向农民和私人企业高额征税,势必破坏经济平衡,引起社会剧烈动荡。

  再说农村政策。“左派”和“右派”对农民的态度迥然不同。布哈林提出“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倡“让农民发财致富”,说:“我们在农村的政策,应摆脱和消灭阻挠富裕农民和富农经济发展的限制。应告诉全体农民:发财致富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别担心有人压制你们。”李可夫说,今天农民强烈要求减少农业税,要求农业自由投资,我们应正视这个问题。他提出要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要取消对富农和城市私人资本带有压力的措施。季、加二人自命为“贫农的保护者”,要求依靠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对富农施加压力,要求提高对富农的税额。季诺维也夫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历史的退步,加米涅夫甚至说应部分地恢复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

  第三个问题,苏联能否单独建成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前,列宁认为,俄国革命要依赖世界革命,落后的俄国不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1921年底,他改变了这个观点,并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他清醒地认识到,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侵蚀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我们这样做是为先后退几步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只是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这个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着危险。资本主义恢复、资产阶级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碰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碰到的危险。在这点,切不可有丝毫糊涂。

  托洛茨基一直坚持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若无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获得胜利后才有可能。

  苏共十四大预备会议期间,为了排挤托洛茨基,斯大林说:

  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可能利用夺取的政权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布哈林赞同斯大林的观点。加米涅夫也说:“我国虽技术落后,却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无论国际革命的速度如何迟缓。”5个月后即1925年9月,为了反对布哈林,加氏否认自己说过的话,因为苏联经济文化落后,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季氏写书《列宁主义》,与加氏同唱一个调子:苏联无产阶级不可能单独地、在无国际革命帮助的条件下克服困难,我国经济技术落后,不允许我们建成社会主义。

  最初,斯大林虽未直接介入争论,却暗中支持布哈林,因为布哈林一直坚持“一国胜利”的观点,在公开场合又要布哈林承认“发财”的口号是错误的。斯大林的态度引起季、加二人反感,因此在季氏拥护者集中的彼得格勒,有人竟然在党委会议上叫喊:“斯大林下台!”

  苏共十四大召开前夕,列宁格勒的不少党组织都反对斯大林做大会代表的候选人。为此,《列宁格勒真理报》与《真理报》展开辩论甚至谩骂。格别乌汇报了情况,斯大林决心摧毁新反对派。为了聚集力量,他打算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选进政治局,因为他们一直紧跟自己。

  1925年12月,苏共十四大正式召开。

  首先,总书记斯大林作政治报告。先以裁判员的立场综述两派争论的经过。然后肯定“一国胜利”的观点,宣布要开始实行工业化,完成社会改造的任务。他提出振兴苏联的宏伟计划,使代表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接着,季诺维也夫代表新反对派发言,要求实行党内民主,要求全党警惕官僚主义作风蔓延。他似乎并不赞同总书记的报告,论调与会场气氛不大和谐,代表们很厌恶。当他批判布哈林“让农民们发财致富”的观点时,会场立即混乱起来,不断有人大声插话表示抗议,后来他的话语就被嘲笑声和口哨声淹没了。

  接着,加米涅夫发言,说:“我们反对制造一个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不能起到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作用。”话未讲完,立即就被愤怒的叫喊声打断。总书记的拥护者都站起来,一遍又一遍地齐声叫喊:“要斯大林!要斯大林!”在喧闹的声浪中,加米涅夫满面青灰,吼叫:“我必须把话说完!”见无人听从,只得悻悻停止。会议主持人托姆斯基神色庄重地指着季、加二人说:“在党的意志面前,你们必须低下头颅!”

  后面几天各代表团讨论发言,都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射向反对派,维护总书记的权威。

  最后一天总结发言,斯大林作了充分准备,决心打垮反对派的嚣张气焰。他的报告有6万字,多处引用列宁的语录,用尖锐的话语批判反对派的观点。他说:加米涅夫“制造一个领袖”的说法错误,“除了集体领导谁也不能领导党,在列宁后想用别的办法是愚蠢的,议论也是愚蠢的”。

  接着,斯大林公布了1925年9月25日给莫洛托夫的私人信件。信里开门见山地批判季诺维也夫,说他歪曲党的路线,把号召做买卖的布哈林和斯托雷平混在一起。斯大林说这是诬蔑布哈林,“若这样,就可以把列宁和斯托雷平混在一起了。因为列宁说过,‘你们不仅要做买卖,还要学会做买卖’。”类似的推理在报告里比比皆是,台下不断发出笑声和掌声。反对派未预料到斯大林竟然有如此手段,惊诧不已,只得沉默不语。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通过党的决议,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进了政治局,中央监委会增加100多人,自然都是斯大林的心腹。

  在苏共十四大,反对派还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斯大林不愿意使反对派任何企图得逞:

  我们知道,割除政策对党是危险的,割除的方法,流血的方法,是危险的,是有传染性的。今天割除一个人,明天割除另一个人,后天再割除第三个人,这样下去,那在我们党内还会留下什么人呢?

  加里宁也接着话题说:

  托洛茨基的个人威信是党的资本,使用这个资本要慎重,应使托洛茨基的威信受到的损失极少才对。

  此后,季、加等人坚决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他们在共青团中央的支持者作出一项“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的决议。斯大林否定这个决议,并使用自己反对使用的“割除”手段,把团中央的15个委员免职。与此同时,把季诺维也夫担任的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的三个职务免除,前一个职务交给布哈林,后两个由基洛夫担任。

  斯大林认为,列宁夫人在对反对派的战斗中态度暧昧,发言内容“荒谬”,“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究竟与其他任何领导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是否认为个别人的利益应放在党的统一利益之上呢?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党的实际利益才是一切。”他还给其他反对派的成员扣了一些帽子,“拉舍维奇同志是搞阴谋活动者”,“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是无限度地瞎扯一通”,“加米涅夫同志头脑不清醒”,“季诺维也夫同志歇斯底里”,等等。

  1926年初,季诺维也夫调离列宁格勒,《列宁格勒真理报》改组,莫洛托夫率领工作组进驻列宁格勒。莫洛托夫召开大会,向6万多人传达苏共十四大的精神,谴责新反对派以列宁格勒为据点对抗党中央的错误。他要求大家转变立场,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当场发选票,6万多人都表态支持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与新反对派彻底决裂。加米涅夫被免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由李可夫接替。季、加二人只保留徒有虚名的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实际上毫无权力,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

  当时,季、加二人恼羞成怒,回想起一年半前他俩为《列宁遗嘱》问题曾拯救过斯大林的往事,愤怒地质问道:“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斯大林不置可否,拂袖而去。

  季、加二人自认为是党的元老,怎么会败在并不起眼的斯大林的手中呢?他们处境艰难时,才真正体会到托洛茨基受排挤被打击而孤立无援的滋味,为不久前自己对托洛茨基“残酷斗争”的过火行为内疚不已。于是,这两个新反对派首脑与老反对派首脑托洛茨基有了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语言。他们不甘心就此认输,决心结为联盟,重新发动对斯大林派的进攻。季诺维也夫知道,这场斗争或许会再次失败,作了不成功则成仁的准备,对加米涅夫说:“若有一天我们突然丧命,就一定是斯大林干的。”

  1926年上半年,季、加二人造访托洛茨基,满面羞愧地赔礼道歉,要求和解。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托洛茨基友好地接待他俩,似乎忘掉了不愉快的过去。托洛茨基说:“我给斯大林写了不少信,讨论一些理论问题。”

  加米涅夫说:

  你认为斯大林在忙着答复你的论点?没有的事,他在盘算着怎样把你除掉而又不会受到惩罚。你记得1923年前鞑靼人民委员会主席苏丹—加里昂夫被捕的事情吗?在斯大林倡议下逮捕一个重要党员。不幸,季诺维也夫和我也同意逮捕。这是斯大林首次尝到血的味道。我们一旦与他决裂,就要写下遗嘱性质的东西。我们在其中警告说,若我们意外地死去。斯大林就要对其负责。这个文件存放在可靠的地方。我劝你也这样做,你要料想到那个亚细亚人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

  季诺维也夫则说:

  若他不是怕报复——害怕青年人的恐怖行动,他早在1924年就把你弄死了。斯大林决定先消灭反对派的骨干和推迟杀死你,直到他有把握杀死你而又不受惩罚。他痛恨我们,特别是加米涅夫,主要是因为关于他的事情我们知道的太多了,但他今天还未完全准备好来杀死我们。

  托洛茨基心想,这绝非猜测之词,在三人联手的蜜月期间,互相交谈坦率。加米涅夫满怀信心地对托洛茨基说:“只要你与季诺维也夫一起出现在主席台上,就能重新征服全党。”为了共同的目的,托洛茨基答应与他俩一起战斗。于是,季、加二人和托洛茨基组织了“联合反对派”——托季同盟。

  1926年6月,托季同盟在自己的拥护者中联络宣传。季诺维也夫说:“有那么一段悲惨的时期,因为对党内的一些本质的情况不清楚,我们两派真正的革命者在两年间互相打架,我们感到惋惜,并希望今后再也不会重复这个错误。”托洛茨基发表《个人问题的声明》,说自己不应在所写《十月的教训》一书中指责季、加二人是机会主义者。于是,两派相互谅解,团结一致,结束了对骂对抗的历史。他们指责斯大林一派:搞党内独裁,抛弃民主建党的原则,片面强调发展工业而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农业政策错误而导致粮食危机,党的各级领导者蜕化变质,丧失党心民心,等等。他们力图以公正的面貌出现,说自己是爱护党才善意地提出批评和建议的。

  面对党的三个元老挑战,斯大林没畏惧和退缩。他的心腹、格鲁吉亚领导者姆季瓦尼担忧党内分裂,劝告斯大林与托季同盟和解;但意志坚强的斯大林决不认输,面部肌肉一阵阵地痉挛,黑色的麻点也跟着跳跃,眼睛喷射着怒火。突然,他举起右臂,用力一挥,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粉碎他们!”姆季瓦尼见状,一阵心悸:“真可怕!”正是: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7月,斯大林向军队开刀,借口拉舍维奇在军队里举行秘密会议,取消他的军职,从而消除了托季同盟发动兵变的隐患。接着,又把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

  斯大林召开一系列会议,指责托季同盟的领袖们丧失原则立场,不久前他们虽还在互相攻击,今天却沆瀣一气,向党进攻。斯大林还列举托、季等人的历史错误,如,托洛茨基曾加入孟派,在一些场合反对列宁,季、加等人曾反对列宁发动十月革命,等等。他利用所掌握的报纸、电台等宣传工具,再次从舆论上争取到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舆论界按总书记确定的调子,把托季同盟说成是“搞破坏活动的反党阴谋集团”。

  在组织上,斯大林利用所掌握的人事大权,以“开除出党”和“撤销党内职务”相威胁,说:“党要求统一。”当时,缅仁斯基指挥克格勃,秘密逮捕了一些托季同盟的成员。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托季同盟分裂,不少成员投向了敌对阵营。

  鉴于众寡不敌的形势,托季同盟领导者开始退却。10月4日,托、季、加三人,还有皮达可夫、索柯里尼柯夫、叶甫多基莫夫等人共同签署一项声明,承认其宗派活动是错误的,“要立即解散所有为维护反对派观点而成立起来的宗派组织”。10月7日,《真理报》刊登这个声明,斗争似乎可以结束了。

  10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突然发表列宁晚年《给代表大会的信》,并称其为“列宁最后的遗嘱”,再次点燃战争的烽火。斯大林因《遗嘱》问题曾受到过威胁,那时只有党内极少数人知道,是一个秘密,今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并非列宁所指定的接班人。斯大林怒不可遏,急命缅仁斯基侦破此案。斯大林很快得知,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难脱泄密干系。克氏是托季同盟的积极分子,曾在托季同盟宣言和政治提纲中签字,反对斯大林。《列宁遗嘱》就是她悄悄送给法国共产党人鲍里斯·苏瓦林的,后者把它转交给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朋友伊斯特曼,不久在美国发表这篇文章。当时,托洛茨基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说自己一直在维护党的尊严。斯大林以强硬态度驳斥托洛茨基,对托季同盟宣布8条禁令:

  党再也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行动了,不准上大街攻击党;

  党再也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行动了,不准组织新党;

  党再也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行动了,不准诬蔑党的机关、破坏党内制度和铁的纪律;

  党再也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行动了,不准利用党内的困难进攻党和袭击党;

  党再也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行动了,不准利用工资低煽动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

  党再也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行动了,不准破坏工农联盟的基础;

  党再也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行动了,不准在党内制造思想混乱、夸大困难和鼓吹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

  党再也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行动了,不准今后继续对(第三)国际捣乱、瓦解其支部、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

  在每条禁令的前面,斯大林都用“党再也不能容忍你们这种行动了”作为开头,组成8个整齐有力的排比句,加强语言的气势。与以往一样,总书记的发言博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对托洛茨基则报以口哨声、嘲笑声和斥责声。

  根据《斯大林全集》载,斯大林结束发言时,用幽默的口吻挖苦季氏:

  季诺维也夫有一个时期夸口说,他会把耳朵贴在地上。(笑声)我说,当他把耳朵贴在地上时,他就听到历史的脚步声了。党早就不理睬反对派了,反对派已一筹莫展了。(喊“对!”)由此应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大概是反对派的耳朵有毛病。(笑声)因此,我要奉劝可敬的反对派分子,治一治你们的耳朵吧!(热烈鼓掌多时,全体起立欢送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

  ——括号内是下面的代表的动作。

  会议结束时,斯大林主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撤销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季诺维也夫第三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只保留中央委员的头衔。当时,西方记者报导说,三个托季同盟领导者成为“赤手空拳的预言家”了。

  克鲁普斯卡娅见托季同盟气数将尽,就反戈一击,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反对派走得太远了,把同志式批评变成派别活动”。公开表示要与托洛茨基决裂,说他们的友谊已成为过去。

  12月,斯大林在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发言,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每当阶级斗争发展到转折点时,每当斗争尖锐化和困难加重时,无产阶级各个阶层在观点、作风和情绪上的差别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党内的某些意见分歧,而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压力必然使这些分歧尖锐化,使这些分歧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来解决。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就是保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事情颠倒了,反对派因采取派别政策,堕落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阵营中去了。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反对派不仅在理论上还在实践上也脱离了列宁主义。

  他进一步推断说:

  我们与反对派派别斗争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党内斗争的战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线合二为一了。

  他明白地告诉大家,党内的反对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从而把意识形态方面因建党治国策略的分歧上升到敌我矛盾的性质。

  1927年初,季诺维也夫已正在考虑向斯大林投降,托洛茨基不甘心就此罢休,等待新的进攻机会。4月,中国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4·12事变”,30多万中共党员淹没在血海中。托洛茨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瞎指挥的恶果,而向他发难。托洛茨基说,在中国的北伐战争时期,斯大林指示第三共产国际,促进中国的国共合作,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的党员。到了1925年,托洛茨基鉴于蒋介石与中共摩擦不断,预言两党不久就会分裂,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坚决反对。1927年4月初,形势已很危急了,斯大林竟然还在坚持“必须执行把共产党员保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使中共失去免遭屠杀的机会。托洛茨基的预言变成现实,托季同盟认为这是转败为胜难得的契机。季诺维也夫也振作精神,重新投入战斗。他们不顾禁令,在莫斯科组织集会游行,声援中国同志的反蒋斗争。同时,在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斯大林的国际共运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实际上是给蒋介石充当帮凶,手上也沾满中共党员的鲜血。

  5月12日,因英国警察袭击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英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于是,国际局势紧张起来。托季同盟感到振奋,向中央交了一份有83人签名的书面政纲,即《83人声明》。后来签名者增加到3000人。在该《声明》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再次攻击斯大林奉行的政策,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还说农民是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主张在租让政策方面向外国资本打开国门。托洛茨基甚至扬言:一旦外国武装干涉,敌军临近莫斯科时,自己就会再次率领红军推翻现政权,组织新政府,挽救苏联的命运。斯大林认为这是挑衅:“英国首相张伯伦与托季同盟建立了反苏统一战线。”

  此后,与托季联盟有联系的萨普龙诺夫-斯米尔诺夫集团发表《十五人政治纲领》,强烈谴责托季联盟领导者的“投降行为”,并揭露说,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动用克格勃的力量,因此,不仅在党内要积极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还要在党外和工人中进行这个斗争。

  从此,一切反对派都被宣布为非法,但托洛茨基并不惧怕斯大林。他指挥自己的拥护者进行各种秘密活动,向外国记者递交揭露斯大林阴谋诡计的文章,在工厂地下室和城郊组织集会。后来就公开地召集上千人的大会,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扩大影响。他们在全国各地组织秘密小组,自行交纳党费。还建立了秘密印刷厂,刊印宣传托季观点的材料,到处散发。格别乌首脑明仁斯基奉命派人打入地下印刷厂,查获大批已印刷完毕的《列宁遗嘱》。于是,斯大林立即宣布:“《列宁遗嘱》是反革命秘密文件。”从此,只要提到列宁的遗嘱,就要被看作是进行反苏宣传而受到审判,被送进集中营或被枪决。

  7月底,斯大林建议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苏共中央委员的资格,因布哈林等人反对,在苏共中央会议上未能通过。

  10月,在中央全会上,两派斗争仍激烈。因托季同盟重提《列宁遗嘱》,斯大林不得不加以解释:说这是列宁病重神志不清时,两个老太婆(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伊里尼奇娜)伪造的文件。又说:即使真有其事,列宁说我“粗暴”也是指我对敌人而言。并反问:“难道对敌人不应粗暴而应仁慈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啊!”

  托洛茨基利用中央全会发表意见,据守最后一块小小的阵地。这是他在苏联最后一次公开的合法的讲话。他顽强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抨击斯大林的政策,说斯大林“恐吓党”,把“最优秀的列宁分子赶出了党”,还引用列宁的话说:“粗暴和不忠诚老实已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是当权的宗派,他的政策,他的制度的质量。这里讲的不是外部的形式。今天路线的基本特征是:相信暴力万能——甚至在对待自己党的时候也是如此。”矛头直指斯大林,引起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人干扰。后者不断用阵阵怒吼和喧嚣打断托洛茨基讲话,诸如“胡说八道”、“造谣撒谎”、“叛徒坏蛋”之类的叫骂声此起彼伏。在哄闹声和口哨声中,托洛茨基坚持把话讲完才走下台来。

  季诺维也夫发言时也是这个情况,人们简直听不清楚他讲了一些什么。不仅场内如此,场外还有数十辆汽车发动起来,喇叭齐鸣,喧嚣声锽锽震耳,显然是故意安排的。

  11月16日,越飞突然在医院里自杀了。他是托季同盟的重要成员,死前在留下的一封绝命书信里,高度评价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斗争的正确性,并向20多年来同舟共济的老朋友提出忠告,说他“缺少列宁那种在原则问题上不屈不挠、寸步不让的精神”,潜台词则是鼓励托洛茨基克服困难,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因越飞以死相拼伸张正义,托季同盟召开一次隆重的追悼会,也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示威活动。送葬那天,成千上万的人围住停放越飞遗体的外交部大楼,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大学生、复员军人、党政军官员和市民从首都和外地赶来,还有斯大林的妻子阿列卢耶娃。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代表中央政府致悼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讲了话。人们唱着内战时期的歌曲,不时有人高喊“红军领袖托洛茨基乌拉”的口号。

  越飞在新圣母墓地下葬后参加过内战的一个中年军官走到排列整齐的守灵部队面前大喊:“同志们,为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喊‘乌拉’吧!”——托洛茨基曾任军委主席。虽再三动员,回答他的却是一片沉默,因为这是一群年轻的士兵,既不认识也不了解托洛茨基为何等样人。后者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个场面,心中悲伤不已,责问自己:“难道这是我托洛茨基亲手缔造的红军吗?”

  越飞其人,全名为阿道尔夫·阿卜兰莫维奇·越飞,曾担任过莫斯科大学国际法教授。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1906年欧洲流亡,先到德国柏林,被驱逐后来到维也纳,与托洛茨基一起编辑《真理报》。1912年返回俄国,旋即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1917年2月革命后越飞流放结束,与托洛茨基一起编辑《前进报》。不久,他秘密返回彼得格勒,参加十月武装起义,担任革命军委委员,负责外交工作。翌年1月,他率领苏俄代表团谈判布勒斯特和约,主持对德媾和事宜。后来担任苏俄驻柏林代表。1921年7月26日,担任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

  1923年1月27日,越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

  1924至1925年,越飞出使奥地利、加拿大,1926年回国。1927年11月16日,因不堪政治上日益加剧的压力,越飞在莫斯科医院自杀身亡。

  192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红场阅兵后民众游行通过检阅台。正当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舞动蛟龙之际,在列宁墓前突然有一群人大喊:“处死斯大林!”并把印有托季同盟宣言的传单抛向广场。因为格别乌事先有所防备,埋伏的特工冲出来,逮捕了他们。下午,红场旁边的一幢大楼的阳台上,突然挂出托洛茨基的巨幅画像。当时,画像人物就站在那里,叉着双手,向民众发表演说,因格别乌特工出现,他立即就消失了。

  11月14日,苏共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不久又有大批托季同盟的成员被开除出党。本来斯大林要立即逮捕托洛茨基,因中央不少人反对,格别乌内部还有托派分子,执行起来阻力很大。直到两个月后托派分子都被清除,才下令逮捕。

  1928年1月初,一个漆黑的夜晚,四个克格勃特工冲进托洛茨基的家里,强行抓捕。被抓捕者拼命反抗,扭打成一团。秘书闻声而来,也一起被带走了。

  1月15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判处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无限期流放。

  次日,托洛茨基离开莫斯科。支持者赶到莫斯科火车站,多达数十万之众,在车厢顶上悬挂托洛茨基的巨幅画像,不断地振臂高呼:“托洛茨基乌拉!托洛茨基乌拉!”

  在大批军警押送下,托洛茨基一行登上火车。抗议者一齐横卧在铁轨上,绵延几十里,黑压压地望不到尽头。眼见这件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卧轨抗议行动,莫斯科车站的军警们无力弹压。斯大林得报,又派来几万精锐部队,逮捕几千人,才把示威者强行驱散。

  火车开走了。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距离莫斯科有四千公里之遥。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儿子和崇拜者谢尔莫克斯。

  鉴于托洛茨基被赶走了,季、加二人委曲求全,写检讨书臭骂自己一顿,同时用最肉麻的语言吹捧斯大林,等待时机彻底翻盘。后者虽宽恕前者,却密令克格勃监视其一切活动。正是:螳螂欲捕鸣蝉,不知黄雀在后。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18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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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有灵犀院士怜悯庄稼汉

  时不我待领袖驳斥布哈林

  话说托季同盟瓦解,斯大林大获全胜。

  再说因斯大林与布哈林较量,出现了苏共党内新的一轮斗争高潮。

  布哈林其人,全名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9月27日诞生于莫斯科。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因此他从小受到过良好的教育。1906年18岁,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翌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系经济学专业,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工人运动,矮小的身影常活跃在政治舞台上。1909至1911年三次被捕,后来出逃流亡国外,以从事经济学写作为生,先后在德国、维也纳、瑞士、瑞典、挪威、丹麦、美国等地侨居,能说会写俄、英、德、法等几种语言。1912年秋季在克拉科夫初次见到列宁,开始为《真理报》和《启蒙》杂志撰稿。

  布哈林不仅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具有鼓动能力的演说家,口碑很好,同时代的人评论说:

  布哈林身材瘦小,步履稳健。学识渊博,妙语连珠。总是手不释卷,外衣不系领扣,行动迅速,令人惊叹,整个身躯都在说话。为人厚道,有长者之风。

  1917年2月,29岁的布哈林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主编布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翌年初,他反对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真理报》编辑部。后来,他承认“犯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又回到了编辑部,继续担任主编。1919年,他与普列奥布拉斯基合著《共产主义ABC》的小册子,以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此书以多种语言再版20多次,使布哈林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名噪一时。他还出版了《共产主义者纲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等书。1919年3月以来,布哈林一直担任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起草了《第三共产国际纲领》。从1928年起,他担任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布哈林身高150厘米,长着红色的头发和稀疏的胡子,前额宽大凸出,一双小眼睛清澈明亮,面容呈现孩子般的稚气。他举止斯文,谈吐不俗,具有学者气质。斯大林尊重这个才华横溢的老布尔什维克,苏联科学院院士在与新老反对派的激烈论战中,布哈林是总书记的理论支柱。若无他,总书记就很难击败理论修养深厚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为此,总书记感激布哈林,一度倚为干城。

  列宁在世时,欣赏布哈林的才干,“布哈林是革命的金娃娃”,是“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政治遗嘱中,列宁评价布哈林: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杰出的力量中),对他们应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他的理论能否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值得怀疑,因为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未学过辩证法,而且——我想——他从来未完全了解辩证法)。

  正是列宁的这段话成全了布哈林,也“害”了布哈林。

  在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作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主要解释者,在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鼓吹的“超工业化”道路的斗争中,特别是批判“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继承、捍卫、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加深人们对工农联盟重大意义的认识,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

  布哈林具有独立的思想,并不盲从列宁。如,他提出过渡时期的理论:

  因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结合体,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显然谈不上任何“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在原则上就排除这种可能性的。(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工人同时也是生产的主人,怎么能在资本主义体系成为“生产的主人”,(什么是)“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基本概念不清所导致的荒谬公式,更不必说资产阶级和妥协主义的文献充满了使人烦恼的混乱。

  布哈林的这些批评是直接针对列宁的:

  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其特征在于:能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专政体系,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和对立。在这里,生产关系的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资本在生产中的最高权力被消灭了,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之基础——所有制关系改变了。这里也存在着“带有反对盲目求利倾向的社会合理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国家,集体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组织成为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使任何剥削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它把集体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私人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了集体的无产阶级所有制”。

  这些思想,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斯大林时代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抄用。值得注意的是,从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抽象概念和意义出发,布哈林还试图构建一个无货币商品制度,取消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而建立在直接产品分配——供给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型,此即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

  斯大林称布哈林“尼古拉”,布哈林则称斯大林“柯巴”。两家都住在克宫的别墅里,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每当节假日,布哈林一家,还有住在这里的其他领导者,如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等都带着家人,在总书记的别墅里聚会。斯大林之妻阿利卢耶娃好客,张罗着忙里忙外。别墅旁的小树林里早就准备了丰盛的野炊或晚宴,大家围坐在一起,男人议论国情,女人谈论家事,孩子们则互相追逐嬉戏。有时,在悠扬的手风琴声的伴奏下,男女配对跳舞,气氛和谐融洽。布哈林最爱与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每当此时,他就童心再现,满脸天真无邪的笑容,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孩子们。这些礼物往往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如小刺猬、小狗、小狐狸等。斯大林的小儿子瓦西里最淘气,老是缠着“尼古拉叔叔”要一起做游戏,但香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纯洁的友谊不久就让位给了严肃的政治斗争。

  1928年初,苏联的城市再次陷入粮食危机,饿死了不少人,原因是农民拒绝向国家交售粮食。

  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一部分勤劳能干的农民迅速富裕起来,成为农村的新富农。这部分农民每年为城市提供大量的粮食和肉类,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繁荣和兴旺。他们担忧新经济政策被取消,担忧农业集体化政策会没收余粮和牲畜,自己像老富农那样被消灭掉。他们生活在恐惧中,私自囤积粮食,城市里的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大量仓库空空如也。

  为了完成征购粮食的任务,缓和粮食危机,斯大林采取非常措施,像以往那样强行征购。他派出3万多人,组成征粮工作队,分赴全国各地。抗拒交售粮食严重的地区,各路人马都有中央委员或后补中央委员负责带队。

  1928年1月6日,斯大林在给各地方党组织的命令中说:农民共产党员、苏维埃积极分子和合作社积极分子都未把全部余粮交出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也未把商品粮全部交出来,他们甚至把粮食卖给私商搞投机,在黑市上牟取暴利。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在一周内完成所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否则将会受到严惩。一周很快就过去了,粮食征购工作仍困难重重。

  粮食危机继续发展,社会难以安定。仅1928年上半年,苏联各地就有150多起农民骚动事件。1930年2月和3月,共发生7576起农民骚动事件、3263起暗杀恐怖活动、2009起散发传单事件。斯大林气急败坏,派出军队协助征粮。征粮队和红军带着武器和弹药,乘坐坦克和装甲车,每到一个地方,都把不肯交出粮食的农民集合在一起,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们。军官大声说:“拒绝交出粮食者将被就地处决!”农民们说:“我们连一粒粮食也没了,拿什么交?”“真的不交?”一片沉默。军官忍受不了这种难堪的沉默,给军队下令:“预备……”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农民们仍一片沉默。“开火!”军官猛地一挥手,顿时枪声大作,手无寸铁的农民们栽倒,血流遍地。

  侥幸活下来的农民悲愤极了,决心以硬对硬,或大幅度减少粮食的播种面积,或毁坏农具和庄稼,或流着眼泪杀死牲畜,马牛羊猪一头也不剩下。最初,农民们把杀死的牲畜用盐腌制起来,深埋在地下。后来,政府停止供应盐巴,牲畜的肉大量腐烂,农民们呼天叫地。还有的人不甘被屠杀,奋起暴动,以斧头、粪叉等为武器,与征粮队和军队激战,宁死不屈。

  农民交售的粮食有限,城里的饥饿正在蔓延。斯大林无可奈何,只得从国外进口粮食。当年,苏联排除万难,用外汇购买了25万吨粮食;但杯水车薪,无法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最低口粮供应,饥饿的恶魔每天都在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进口粮食终究不是办法,还是应立足于国内。斯大林一方面派遣卡冈诺维奇指挥红军镇压农民的暴动,一方面开始清党。1928年3至6月,他下令进行大规模的“春季清党”,对象是那些贯彻集体化政策态度暧昧行动不力的苏共党员,同时撤换那些阻挠实行非常措施的基层官员。

  布哈林反对武装征粮和清党,说农村矛盾激化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工作的错误,富农只不过利用了我们的错误。斯大林否认党的工作失误,认为出现粮食危机的原因是农民不肯与政府合作,特别是富农蓄意破坏和反抗。他恼羞成怒,下定决心要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

  因斯大林实行这种极端的政策,党内高层出现新的分裂。在政治局里,支持斯大林的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人,反对斯大林的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结果,在掌握军权的伏氏等人的支持下,斯大林赢得了胜利。

  伏氏虽才能平庸,却受到斯大林的信任。早在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就明白一个道理:无军队支持,任何个人的政治目的都无从谈起。布琼尼担任第1骑兵军军长,伏氏担任政委。此后,手握重兵的不少将帅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如库利克、罗科索夫斯基、铁木辛哥、朱可夫等人。斯大林之所以始终担任苏共和苏联最高领袖,成为30年的“不倒翁”,最大的秘密就在于有听从使唤的军队作为后盾。不久,第1骑兵军调进莫斯科,武器装备和官兵待遇为全军之冠,成为“近卫军”。近卫军,即中国古代的禁卫军、羽林军、御林军,是一支皇帝扈从、宫廷保卫的精锐部队。后来,苏联在1941至1945年卫国战争中,以“近卫军”作为授予战功卓著部队的荣誉称号。

  早在1925年初,斯大林与布哈林进行过一次长谈,交换对“新经济政策”的看法。

  布哈林是经济学家,说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制定的一个重要的富民措施,应继续执行。他说,应遵从经济规律,减少行政手段,增加市场调节和自由周转。他反对使用“榨出”农民资金的办法发展工业,“城市不应掠夺农村”,特别反对使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他主张从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稳妥地平衡地发展国民经济。他主张苏联以发展农业为主,发挥国际经济优势,大量出口农产品,反对斯大林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

  斯大林则从现实出发,急于改变苏联经济落后的状况。他说,新经济政策是权宜之计,是在特定环境下“暂时的退却”,不能当作长期遵守的法则。他希望用最快的速度完全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新经济政策不能保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逼迫和强制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他尤其反对布哈林“让农民发财”的主张,更不相信“苏联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斯大林多次说,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生存随时都受到威胁,必须迅速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国防力量依赖强大的工业,发展工业需要数额巨大的资金。资金从何而来?苏联是工农政权,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从殖民地掠夺,也不能发动战争硬抢别国的财富。国际信贷和外债当然可以,资本主义国家仇视苏联,不愿意把大批资金借出来。剩下的选择,就只有靠国内的资金实现工业化。国内资金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剥夺一切有产者,二是国营商业和银行的流动资金,三是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财政政策。

  城市里的资本家、官员、商人和农村里地主富农的财产,还有教堂寺庙里数不清的金银珍宝,早在革命初期就被彻底地强行收缴,进入了国库。今天,城市里的工人除了体力和技术之外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者。有产者就只有农民了,特别是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即新富农,依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雇佣劳动力,出租剩余土地,迅速致富了。苏联政权是穷人的政权,容不得富人存在。新富农子女多,劳动力多,家庭富裕,是一批新的阶级敌人,不剥夺他们剥夺谁?斯大林的思路,与布哈林不同。

  国营商业的利润依靠居民的购买力,购买力又要依靠居民的收入,彼此互为因果关系。苏联政府实现高就业低工资的政策,居民的收入有限,购买力低下,因此商业利润有限。因居民微乎其微的工资只能保证生活必需品的开支,无多少钱存入银行,银行的流动资金也有限。政府只有大力压缩国内的消费基金,保证民众最低水平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本来,工业化应从轻工业开始。轻工业投入少,产出多,见效快。这个过程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斯大林认为不可取。他决定要一反常规,从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仅压缩消费基金不够,还要农民——唯一的“有产者”作出牺牲,方式就是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正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1928年5月初,斯大林提出5年内工业增长130%的主张,布哈林和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等人大吃一惊,说这个计划脱离实际。斯大林坚定地回答:“我们不受任何规律的限制,布尔什维克无攻不破的堡垒!”

  5月底,斯大林提出迅速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新政策。

  党中央政治局成为“总书记的一个咨询机构”,党和斯大林已合二为一了!布哈林为此深感不安,他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斯大林改弦更张。布哈林的支持者,还有财政人民委员弗鲁姆金、莫斯科党委书记乌格拉诺夫、列宁的妻子和妹妹、大学和科研单位的负责人等。其中,红色教授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是重要堡垒。斯大林到两院发表讲演,对师生们说:

  今天国家粮食困难的原因,固然有我们经济计划平衡中的错误,主要的却是敌对阶级在搞破坏,此即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首先是富农分子。粮食产量增长缓慢,小农经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出路在于农业集体化。我们必须把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建立用大机器生产和科学成就武装起来的大集体农庄。

  绝对不能延缓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延缓就是自杀,就是破坏我们的工业,使我们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那些胡说必须减低我国工业发展速度者,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阶级敌人的代理人。

  于是,主张严格按科学办事,主张遵守经济发展平衡规律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知识分子,就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成为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器镇压的阶级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首个五年计划期间发生的“顿巴斯矿井事件”——因外行领导内行,顿巴斯煤矿领导者急于完成计划指标,瞎指挥,再加上来自农村的工人技术水准低下,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矿井爆炸、井区被水淹没等恶性事故。克格勃逮捕了数十个罪犯——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和沙俄时期的专家,被指控为与原矿主勾结,购买外国劣质设备,有意制造矿井事故,搞破坏活动。结果,在1928年7月,5人被枪决,4人宣判无罪,4人缓刑,其余被判1至10年徒刑。

  斯大林不想在此时公开暴露自己与布哈林的分歧,说政治局里只有他们二人才是杰出的人物,“是乌拉尔山的顶峰”,其余的人微不足道。

  弗鲁姆金在上呈中央的书面材料里说:“农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贫农之外都反对我们,中农也感到无希望,无前途。”斯大林大为光火,立即把他撤职,并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28年7月,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提出自己的土地革命纲领,认为工业化进程太慢。为了迅速发展重工业,必须强迫农民暂时交纳贡款,解决必需的资金:

  农民交纳贡款令人不愉快,但我们无其他的资金来源,布尔什维克不能因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闭上眼睛。

  他号召打击富农分子和投机分子,说他们不卖给政府粮食就是破坏苏维埃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一个新理论:

  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和激烈。

  布哈林怜悯同情农民,又站了出来,说斯大林的“新理论”必将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农村里自食其力的富裕农民,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在农村挑起新的战争。他以讽刺的口吻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理论!即,阶级消亡得越快,阶级斗争就越加尖锐和激烈。在今天我们任何阶级都没有了,阶级斗争的火焰反而要最旺盛地燃烧起来!

  在七月全会上,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布哈林把斯大林说过的“乌拉尔山顶峰”的话亮出来,说:“明明我们存在很大的分歧,你却要说假话,证明你在政治品德上不忠诚老实!”“胡说八道!你想唆使政治局委员们反对我。”“你的话登了报啊!”斯大林理屈词穷,只得暂时妥协,表示要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谴责部分官员在征购粮食等工作中“破坏革命法制”的行为,并取消对农民过分限制的《土地法草案》。

  从会场里出来,布哈林与其支持者索可里尼柯夫一起走在返回克宫家里的路上,与加米涅夫不期而遇,停下脚步谈了起来。后者是一个月前才恢复党籍的,关心七月全会的情况。布哈林认为他受斯大林的打击,是可以信赖者,就说自己在会上谴责错误政策,斯大林被迫服输。

  他口无遮拦地说:

  加米涅夫同志,您与索可里尼柯夫同志在十四大建议,不再选举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的职务,是绝对正确的!斯大林是一个无原则的阴谋家,为了争夺权力,他可以改变自己的政策。斯大林在蓄意挑起分歧,而不是设法团聚党的领导,他的政策会导致内战和饥饿。斯大林的周围,是一些像“石头屁股”莫洛托夫那样愚钝的亲信。您想,这样一些人,会做出什么好事来?

  对方处境艰难,不敢随声附和,只是瞪着眼睛默默地聆听布哈林发泄不满之词。

  临别时,布哈林叮嘱道:“别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任何人!以后别给我打电话,有人偷听,保卫局的人正盯着我们。”

  布哈林因太天真,吃了大亏。几天后斯大林把李可夫叫来,拿出三人的谈话记录材料,指责他与布哈林等人搞“右倾小集团”。后者当面矢口否认,要求与布哈林等人对质。

  李可夫来到布哈林家里,激动地说,我刚从斯大林处来,他说你与加米涅夫缔结联盟,还说有我和托姆斯基参加。“这是诬陷!”布哈林气得脸色发白,手和嘴唇都颤抖起来,大声喊叫:“显然是加米涅夫告密的。这个混蛋,该死的叛徒!”

  布哈林的未婚妻拉林娜说:“冷静下来,慢慢说。”

  布哈林讲了当时的谈话内容,李可夫愤怒地说:“你不是政治家!在向什么人推心置腹啊!简直是一个小孩子……看你在政治局里怎么交代。”后来,他才知道,加米涅夫把这次会见的谈话作的记录交给了季诺维也夫,又传到托洛茨基的手中,被斯大林得到了。

  斯大林并不急于击败布哈林,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要先做舆论准备工作,同时麻痹对手,使他们在突然袭击面前惊慌失措。10月,他对外界说:“我们政治局里无右倾分子。”11月初,他又说:“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团结一致。”

  11月中旬,布哈林第二次诉诸社会舆论。他与李可夫、托姆斯基共同发表声明,说现行工业发展速度不符合经济规律,必然“招致灭亡”。他们要求削减基本建设的开支,收缩集体农庄建设,提倡私人自由贸易,反对向富农采取暴力政策和征收过高的赋税,停止对反对派的报复行动。

  三人还指责斯大林“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是一个“渺小的东方暴君”。声明说,若党的政策不改变,他们就会辞职。斯大林得知,脸色苍白,同意和解,却坚持说:“政治局内无右倾。”不批准三人的辞职申请,还耐心地说服他们“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即,布哈林与李可夫、托姆斯基的观点完全一致,虽尚未直接沟通,思想上却早已契合。正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斯大林先拿布哈林一派的乌格拉诺夫开刀,撤销了他的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于是,布哈林一派失掉莫斯科这个重要的阵地。与此同时,斯大林又给这些右倾分子派去“政委”:苏联政府主席李可夫的政委是奥尔忠尼启则,全苏总工会主席托姆斯基的政委是卡冈诺维奇,《真理报》主编布哈林的政委是沙维里耶夫,布哈林所主持的第三共产国际的政委是莫洛托夫。这些人都是斯大林的心腹,有权否决“右倾分子”的任何指示。

  1929年1月21日,布哈林第三次诉诸公众舆论,借列宁去世5周年之机,发表长篇讲话《列宁的政治遗嘱》,并把它刊登在《真理报》上。再次阐述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决策民主化仍具有指导意义,强调列宁国家工业化的方式是:“要在最容易的最简单的无任何强迫方法的基础上,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又重复自己以往的观点,反对以暴力对待农民,反对强迫命令,反对独裁者用自己的“铁蹄践踏人们的尊严”。他说:“我在政治上不能昧着良心。”

  布哈林重提列宁遗嘱,潜台词就是提醒人们:列宁去世前曾建议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于是,后者忍无可忍,开始向布哈林正式宣战。

  1929年1月底,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把布哈林等人的文章发给大家审议。布哈林等三人再次发表声明,指责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和在党内培植官僚主义。布哈林愤怒地提交了《真理报》主编和第三共产国际领导者的辞呈,李可夫、托姆斯基二人也声明:若党的政策不改变,他们就会辞去所有的职务。斯大林发表题为《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演说,系统地批判了布哈林等人,指控“布哈林集团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具有与党对抗的特殊政治纲领”,说布哈林在前不久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扎记》“是一篇反党文章”。他还说:布哈林受这个集团的委托,与加米涅夫进行幕后交易,企图与托洛茨基勾结起来反对党。

  1929年2月初,布哈林等人再次发表声明,指责斯大林的三个错误:一是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政策,二是培植官僚主义的政策,三是瓦解共产主义的政策。斯大林不批准三人的辞职要求,在继续等待时机,给予布哈林等人以沉重的打击。

  4月,在中央会议上,斯大林作了题为《论苏共中央党内的右倾》的报告,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布哈林。他先否定了他与布哈林等人的友谊:

  我们昨天在私人关系上还是朋友,今天却在政治上发生分歧了。我们都是老布尔什维克,突然彼此发生分歧,不能互相尊敬了。我认为所有这些怨言和吼叫都一钱不值。我们不是家族集团,不是私人友谊集团,而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决不容许把私人的利益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你们看见过在叶尼塞那样的大河上遇到风暴的渔夫吗?我们看见过不止一次。有一种渔夫在风暴来临时,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鼓舞自己的同伴,勇敢地划着船,迎着风暴前进!“弟兄们,把舵掌得更稳一些,破浪前进,我们一定会胜利!”但有另一种渔夫,他们感到风暴要来临时就灰心丧气,叫苦连天,瓦解自己队伍的士气——“真倒霉,风暴就要来了!弟兄们,快躺在船舱里。闭上眼睛,或许能侥幸冲到岸边。”布哈林集团的方针和行动,与在困难面前张皇失错的渔夫一模一样,难道还要证明吗?

  总书记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引起全场大笑。接着,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列宁生前的评语,彻底否定布哈林“党的理论家”的称号:

  布哈林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东西,从来未学过辩证法。他不久前还是托洛茨基的门生,昨天还企图与托派分子结成联盟反对列宁主义者,跑去与他们暗中勾结。

  斯大林提到1918年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布哈林反对列宁,并把布哈林与加米涅夫的秘密会晤联系起来,新账老账一起算,使大多数与会代表倒向自己一边。

  在苏共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本来就不同,列宁逝世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城乡资本主义活跃起来,斯大林认为退却已到终点,应向资本主义进攻了。布哈林则坚持沿着新经济政策继续前进:“应对全体农民说‘发财吧!积累吧!’”被打成“富农代言人”和“人民公敌”。

  布哈林失败了,与李可夫丢掉全部职务,只是暂时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布哈林被迫向斯大林屈服。1930年苏共十六大召开前夕,几个年轻党员建议“动外科手术”——举手表决,撤销斯大林的职务。布哈林不同意:“若一个不谨慎的外科医生执刀,就有可能把一个年轻机体的生命与溃疡一起割掉。”

  为完全搞臭布哈林一派,斯大林利用所掌握的行政宣传大权,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批判右倾分子的运动。布哈林等人忍受不了被孤立的痛苦和沉重的压力,只得违心地宣布放弃自己的路线,准备回到党也就是斯大林的立场上来。他们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谴责自己:

  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声明,在这场争论中,党中央是正确的,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将从自己这方面开始,坚决与一切脱离党的总路线的倾向斗争。

  但批判不断掀起新的浪潮,他们并未得到斯大林的原谅。布哈林后悔: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就坚持到底!不久,布哈林到基层从事科技工作,回到了理论家、学者和作家的位置上。

  一天,布哈林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对推门进来的拉林娜说:“我心乱如麻,你能理解我吗?”未婚妻哭了起来:“我可怜你,却不能帮助你啊!”后者沉默,泪水流了下来,伤心地说:“应可怜的不是我,而是苏联的农民——庄稼汉!庄稼汉哪庄稼汉,你们的命运怎么如此悲惨啊?”正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019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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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牛马羊农民抗拒集体化

  建重工业工人加班抢时间

  话说布哈林遭受打击,未婚妻很伤心。

  再说苏联的农民开始了新的厄运。

  有必要回顾一下与此相关的历史——1924年春季,发生粮食收购危机,格鲁吉亚农民暴动;1926年春季,食品价格上涨,工人工资下降,工人不满,城市的失业问题也很尖锐;1927年底到1928年春季又发生收购危机,这个危机到1929年更趋严重。面对严峻的形势,斯大林决定“停止退却”、开始“进攻”。他认为,新成长起来的“富农”是“新生资产阶级”,是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应强化专政中的暴力镇压。他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于是,开展了以“消灭富农”为纲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结果导致农民暴动此起彼伏,粮食总产量大幅下降,苏联出现大饥荒,死亡近千万人。同时,还推行国家工业化运动。通过残酷掠夺农民,强迫工人超负荷工作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以积累大量资金。1936年,苏联通过宪法,宣布:苏联是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1936至1938年,开始大清洗,157万人被判刑,69万人被枪决,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苏联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受到残酷迫害。这个时期,虽苏联的综合国力大幅提高,死板呆滞的计划经济却拖住苏联经济无法前行,人民生活不能提高,积累了社会矛盾。

  此间,斯大林的威望空前高涨,全国上下到处都是一片赞扬声。1929年12月21日,斯大林迎来了50华诞。苏联全国上上下下,党内党外,都在忙忙碌碌,为总书记举行大规模的祝寿活动。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各地都给寿星发来贺词、贺电和贺信,众口一词,千篇一律,都是歌功颂德的内容。全苏联的城市乡村的墙上都挂满了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广场、车站、码头、商店橱窗,全部公共场合,都有斯大林大大小小的全身或半身铜像。按中央的统一部署,几十万个宣传员举着喇叭高喊:“斯大林就是活着的列宁!”

  斯大林头脑是清醒的。为了答谢全国人民的爱戴之情,他发表一封公开信:

  同志们,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养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正因为我把这种祝贺看作是对我们光荣的列宁的党的祝贺,我才敢于向你们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致深切的谢意。约·斯大林

  实际上,斯大林喜欢这种个人崇拜。他认为,苏联需要有权威的领袖,以保证实现既定方针。他要效法从少年起就敬仰的彼得大帝,将苏联变成世界上的头号强国。这种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不允许别人向自己的权威挑战。正因为如此,当同党把神化自己的运动推向全国时,他感到高兴,要把这种对自己的神化变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在苏联完成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

  1930年1月5日,斯大林的意志变成苏共中央的决议——《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建设的办法》,确定了农庄实现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成立农业合作社。党的基层组织雷厉风行地贯彻这个决议,向农民们宣传,集体化把改变苏联农村中世纪的耕作方法,在广阔的平原上大量使用拖拉机——农民们称之为“魔鬼的机器”——耕种和运输,改变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命运。官员们许愿,将满足供应集体农庄所需要的拖拉机、收割机等大机器。

  政策规定,在这个制度下,土地、牲畜和所有农具都是国营合作社的财产,农民可以无偿使用由一个政府官员管理的国家财产。合作社的收益根据农民的劳动量和质量分配,每户农民可以有一所带花园的房子和一头奶牛,可以出售花园里种植的蔬菜,收入归自己所有。

  农民是现实主义者,并不完全相信这些诺言。加上前一段时间布哈林等人反对斯大林的宣传仍在发挥作用,大量农民对集体化抱着怀疑甚至恐惧的心理。一些人趁机造谣惑众,说什么“集体农庄的所有男男女女都要睡在一条大毯子的底下”,“婴儿将被社会主义化,不知道是谁的孩子”,等等。特别是新富农一直处于恐惧中,害怕像老富农一样,辛辛苦苦创下的一份家业被共产党拿去共产。今天,他们的担心已成为事实。因为《决议》规定了地方政府在与富农的斗争中应采取的措施,要没收全部财产,把他们通统驱赶出原来居住的地区。

  富农走投无路,纵火焚烧粮仓,暗杀基层政权的各级官员、农村党员和贫农等与他们作对者。中农则感到恐慌,害怕被划为富农,也参加了反抗行动,竭力破坏农业集体化。

  斯大林决定使用暴力推行农业革命。他下令组建了几万个农村工作队,以克格勃特工为先锋队,让工人突击队配合行动,由苏共中央特派员带队。同时,恢复了内战时期的贫农委员会——以贫农对付富农和中农。工作队来到农村,召集农民们开会,威胁说:“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答应给加入者供应急需的煤油、食盐、火柴、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只要快一点加入集体农庄,什么都会有的”。

  农村工作队每到一个村庄,首先拿富农开刀,掀掉屋顶,分光财产,把他们一家一家地集中起来,驱赶到遥远的流放地。他们要求农民把家里的母牛、鸡、羊、餐具和衣物都拿来共产,并威逼说:“若不加入集体农庄,就要当作富农处理!”农民们在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前,屠宰了饲养的牛马羊猪等牲畜和家禽,制成腌肉留给自己食用。后来,食盐限量供应,农民们仍大量屠宰牲畜,宁肯让其腐烂掉也不愿意拿出来共产。人们互相仇视、怨恨,流氓和无赖趁火打劫,肆意强奸、抢劫,加剧了农村的紧张局势。克格勃特工不分青红皂白,胡乱逮捕和关押不肯就范的农民。当时,苏联广大农村因强制推行集体化,农民颇有怨气,大批良田荒芜,甚至已成熟的庄稼都腐烂在了田地里,到处是一片萧条的景象。

  1929年以来,共有67.5万户——1929年15万户,1930年24万户,1931年28.5万户,2000多万农民,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都被划为“富农”和“富农帮手”。其中,一些人因反抗被捕遭到枪决。大批富农及其家属在军队的押解下,被驱赶到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们带着简陋的家当,流着眼泪,十步一回头,告别祖坟、土地和房屋,拖儿带母,离开世代居住和生息繁衍的故乡。因饥饿劳累,大批人生病,得不到及时医治,在途中死去,其中至少有400万儿童夭折。经过长途跋涉,大部分人终于到达北极、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边远地区。他们在荒凉苦寒的地方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勤劳的双手,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匮乏等困难,重建了新家园。

  要了解苏联农民对集体化的实际感受,不妨听听一个出生于1904年名叫叶莲娜·马洛费耶夫娜·赖因尼克的妇女回忆:

  我们家有三男三女共6个孩子。弟兄姊妹从小就干活,无人叫苦。我们是中等家庭,养了4头奶牛、5匹马,还有猪、羊、鸡。具体数字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父亲和哥哥不只是忙自家的活,还要给比我们富的人家打短工。我们家房子大而结实,既不富裕也不贫穷,未挨饿受冻过。我也是从天亮干到夜晚,不是牵着马翻地就是播种,或煮饭洗衣搞清洁。父亲和哥哥与德国人打仗,都牺牲了。当时,我们多么困难啊,但咬牙挺过来了。后来,我出嫁到叶洛夫卡村,村子里有个公社(按:“公社”是苏维埃政权初期一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名字不记得了。我们日子过得很好,还盖了新房。公社有25户人,买了两辆卡车,无汽油就烧桦木劈柴。我们公社搞了五六年,后来变成集体农庄,什么都一塌糊涂,马和牛也被折磨死了。因无人保养,汽车和木轮马车坏了,无人修理,也不再购买新的。农庄主席是城里派来的工人,以前连锄头镰刀都未摸过。他独断专行,把一切都毁掉了。农庄成立前,我们村只有一家富农,户主为人友善,碰到谁都打招呼。他有一台汽车和一台脱粒机,主动帮助全村,只收取一点油钱。集体农庄成立后,有人嫉恨他,不仅夺走全部财产,还把人拉到村子外面枪毙了,尸体被野狗吃掉。当时,农庄主席解释说,他的家产是我们的血汗,但我们都明白,他是勤俭致富的。

  因对中农也采取“清算”的政策,农民的所有财产都被宣布为集体的财产,庄员的劳动报酬不能超过工人的工资,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形势严峻。某些地区,特别是在南俄,连片村庄的农民手持锄头、粪叉等简陋的武器,与前来镇压的军队对峙。在北高加索和中亚,农民运动一度轰轰烈烈,变成国内战争。1930年的3个月内,发生2700多起暴动,近百万农民卷入。

  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告状信像雪片一样飞到莫斯科,前来上访请愿的农民扶老携幼,带着被褥和干粮,在红场克宫前面安营扎寨,要求与总书记对话。

  斯大林承认,对中农采用暴力是错误的。他把责任推给基层官员,引起农村工作队不满。一个名叫别利克的工人突击队队员给斯大林写信:“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此间,您或许正在睡大觉,未听见也未看见我们犯错误。因此,同样也需要纠正您一下。”

  剩下的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道路被堵死,处境悲惨。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变卖,化作工厂的机器。他们被剥夺选举权,成为“人民公敌”和“垂死阶级的最后残余”,只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统治,或流放,或坐牢,或被处决,最后都被全部消灭掉了。

  在党的十六大,斯大林说:“今天,我们正在执行肃清富农阶级的政策。与此相比,我们以往对富农的镇压就算不了什么!看,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他号召与右倾分子继续斗争,彻底划清界限。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会场里坐立不安,偷偷地给未出席会议的布哈林写信说:“有人想把我们送到戈壁沙漠,强迫我们吃野蜂蜜和蝗虫。”因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二人被迫承认错误,恳切地要求党宽恕自己。斯大林看到政敌再次投降,兴奋地说:“高压手段是进攻的必要措施。布尔什维克无攻不破的堡垒!”代表们多次起立,为总书记的胜利鼓掌欢呼。

  当时,布哈林心情郁闷,害了一场大病,在未婚妻拉林娜的陪同下住在海滨休养所。拉林娜是布哈林的好朋友老革命家拉林的女儿,本来她已有了男朋友,是政治局委员索柯里尼科夫之子,二人年龄品貌很般配。她被布哈林的才气征服,不顾父母的反对,爱上大25岁的布哈林。布哈林开始不敢相信美貌如花的拉林娜会真的爱上自己,经过多次试探,就接受了她的爱情。

  中国宋朝诗人欧阳修词《踏莎行》:“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斯大林大胆地行“己欲之所欲”,不在乎别人说是道非。他相信“平芜尽处”一定是美好的“春山”,说是道非的“行人”远在“春山”之外,何必顾忌?

  斯大林的让步是为进步。他利用十六大的形势,继续宣传既定方针,在代表们的热烈的掌声里说:“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4年完成!”所有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党、团、工会、妇联等组织配合行动。领袖的誓言化为亿万人民的行动,人民都渴望苏联迅速强大起来。他们认识到:农业集体化是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是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而个体农民发财致富的愿望是可耻的,甚至是反动的思想。十六大后集体化的阻力减小,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明显增加。1931年6月,全国有52.7%的农户“自愿”进入集体农庄。1935年,全国有90%以上的农户不再单干。剩下的10%的单干个体农民,居住在边疆地区交通闭塞的山中。

  1931至1933年,作家肖洛霍夫深入产粮区顿河流域。1933年4月16日,他给斯大林写信:

  仅在韦申斯卡亚区(北高加索)有2000户农户因未完成交粮指标,被开除集体农庄,随后被没收财产,连种蔬菜的地也被没收了,这些家庭只得等着饿死。征粮队挨家搜查粮食,“法院把从其宅旁地搜出粮食者判了10年徒刑。仅韦申斯卡亚区因粮食问题被判刑者就有1700人左右,他们的家人随即被迁往北方。”

  5月6日,斯大林回复,训斥肖洛霍夫:

  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不是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应全面地看问题。您所在的区(也不光是您所在的区)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农民搞了一场消极对抗!他们才不在乎工人和红军是不是在挨饿,消极对抗是无声进行的,从表面上虽不伤人(不流血),却并不会改变下列事实:令人尊敬的农民实际上在与苏维埃政权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令人尊敬的农民并非不伤人,时间越长您会看得越清楚。

  斯大林并非不知道农民的悲剧,为了工业化,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工农政权的苏联能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生存和壮大,农民和全部苏联人民都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和牺牲。这种民族的代价和牺牲是无法避免的。他也同情农民们的遭遇,常自我谴责,为之痛苦,紧紧咬住嘴唇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正是: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在农业集体化进行的同时,斯大林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计划,提出赶超战略:

  因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经济技术很落后,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技术先进,工业发达。若苏联不能在短时期内消灭这种落后性,不发展工业,不建立军事工业,不迅速巩固国防,帝国主义就可能随时发动侵略,扼杀苏维埃政权。决不能减低速度!必须竭尽全力加快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们不愿意挨打,绝对不愿意!

  他决定,把4年完成的五年计划改为3年完成:

  我研究过俄国的历史,就因为落后,所以不断地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军阀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因为这既可以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

  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劳动力和专家。

  关于资金。斯大林认为,苏联只能自筹资金建设,只有向本国人民施加压力。于是,他提高对耐普曼(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私人企业主和商人)、普通城市居民的征税额,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搞低工资、高积累,发行公债,提高物价,全面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倾销价向国外出口自然资源,特别是木材、石油、黄金、毛皮和国内紧缺的粮食,廉价抛售几大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于是,举世闻名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都蒙受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比较而言,最大的财源就是剥夺尚有私人财产的农民。因饥荒连年,农村里饿死不少人,城镇居民凭粮食供应卡定量购买,只能基本维持生命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搞大规模建设,困难重重,但斯大林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咬紧牙关,毫不动摇,认为搞建设就要流汗水,今天多流汗水将来可以少流鲜血,“忍受一时之痛,避免百年之忧”。

  劳动力问题。除了城市的工人外,还有征调的农民,都要付给一定的劳动报酬。最可靠的是使用犯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制造罪名抓捕“人民公敌”,判处徒刑,押解到矿区等工地,从事艰苦、繁重、肮脏和危险的劳动。当时,至少有1000万犯人参加工业化运动。

  专家问题。一方面苏共号召工人努力钻研技术,保送大批工农子弟到学校学习现代技术,另一方面使用高薪雇用外国专家,同时选派工程师和大学生到外国留学,学成后回国效力。

  工业化运动按军事化的行动展开。中央政治局是最高指挥部,各基层组织都配备政治指导员,与党支部一起行动,负责政治鼓动宣传工作。他们忠实地向工人灌输英雄主义的伟大思想,要求工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每个工厂、矿区和建设工地,都有表明生产进度的大型宣传墙报,每个小组和个人的生产量都登记在上面。指挥部不断掀起社会主义建设劳动竞赛的热潮,党支部常组织青年突击队,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整个生产超额分配计划。工人们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工作者。他们常加班加点,拼命干活,不断创造新的劳动生产率。先进生产者受到表彰和奖励,批准他们入团或入党。落后者则在宣传栏里被插上“骆驼旗”,说明其效率低。党鼓励青年人到最艰苦的地方创业,建设新工厂和开发新矿山。大量的青年人遵照斯大林的教导,服从苏共的领导,在共青团的旗帜下,怀抱着为祖国献身的豪情壮志,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奔赴四面八方。

  斯大林始终坚信,自己可以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严密的组织和行政手段,一定能战胜全部困难。他从来未研究过经济,又不愿意请教经济学家——他厌恶布哈林一类的经济学家。他不接受什么经济规律之类的道理,只相信蛮干和镇压出成绩,依靠行政命令可以迫使工业领导者生产出大量的煤、石油、钢铁和机器。他多次修改五年计划,如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生铁产量由1000万吨提高到1700万吨,拖拉机由55万台提高到117万台,汽车由10万辆提高到20万辆,原来未列入计划的联合收割机至少要达到4万台。

  这种高指标的计划遭到一些工业领导者的反对,斯大林不能容忍有人与自己唱对台戏,使用了强硬的手段。如,有色冶金总局局长沙赫姆拉多夫说,实在难以完成那个冒险计划。斯大林就立即将其撤职,下放到基层,最后以“破坏分子”的罪名枪决了。后继者不顾一切代价,驱使建设者拼命干活,死了不少人。

  首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立了1500个大型企业。首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了,苏联在原料和燃料产区建立重工业基地,形成重工业网络,减少运输的压力,节约了产品的成本。特别是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国防工业,增强了军事实力。

  因不计成本核算,虽收获可观,付出的代价却巨大。人的生命,能源和原材料的耗费,与产出的比例悬殊。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的代价,造就了苏联的工业化。

  当时,斯大林抓住了一个重要的机遇,即借1929年西方国家经济大萧条的危机,打破封锁,使苏联翻身。1929至1933年间,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各国损失达2500亿美元。就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之际,刚掀起建设高潮的苏联却逆势而上,成功地完成首个五年计划,一举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却不可否认苏联利用这个时机“抄底”西方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华尔街股市的崩溃,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蔓延期间,这些国家几乎都面临资本和商品严重过剩的问题。于是,他们展开激烈的经济战,竞相对外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只要能赢得订单就不顾意识形态的差异。这无疑给了苏联大量低价引进西方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的机会。

  为了抓住良机,1929年5月,苏联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外国咨询中央局”,负责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业务。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苏联几乎全部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后来,斯大林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感慨地说:“在苏联,约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同时,苏联还把西方技术人员和专家当作引进的重点。在经济危机中,西方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接受聘请,到苏联工作,一时之间苏联人才济济。

  此外,鉴于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大量的过剩资本,苏联还利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有利地位,先后从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为工业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再加上有利的国际形势,苏联的社会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成为大萧条时期最大的赢家。1933年1月,苏联政府宣布首个五年计划提前9个月完成。随着首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苏联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初步建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1932年,苏联工业年增长达到13%以上,农业和轻工业的投入却低,影响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失去平衡,产生一系列问题。

  全国性的大饥荒仍继续肆虐,饿死的几百万人主要是生产粮食的农民。其中,以号称“苏联粮仓”的乌克兰灾荒尤为严重,路边躺着大量骨瘦如柴的尸体,成为野狗、乌鸦和喜鹊的盛宴。乌克兰地处欧洲中部,自然条件优越,境内大多是肥沃的黑土地,风调雨顺。虽土地面积只占全苏联的3%,却是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可以满足全国的需要。

  这样一个富庶的地方,为何发生大饥荒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一、连年向农民超负荷征粮,减少了农民的食品储备。乌克兰1930年粮食总产量为2290万吨,上交国库780万吨。1931年粮食总产量为1760万吨,上交国库700万吨。1932年粮食总产量仅1280万吨,征粮指标为660万吨。为了完成征粮任务,苏共乌克兰中央11月18日通过决议:武力征粮;关闭全部国营和集体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交易;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到农庄收购粮食。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奉斯大林之命坐镇基辅督察。1932年,从乌克兰运走粮食700万吨,给农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只有80公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有1.7公斤粮食维持生命。只要是人,就得设法活下去。于是,胆大的农民不顾后果,偷抢集体农庄仓库里的种子,胆小的农民就只有宰杀自养的家禽家畜,吃完动物就采集野菜和树叶树皮充饥。

  二、强行推行集体化,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力。1931年2月,乌克兰政府不顾农村的现实情况,全盘实行集体化,提出的口号是:“谁反对集体农庄,谁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言外之意,谁反对农业集体化谁就是“人民公敌”。政府强令交出土地和牲畜,农民极不情愿,与其无偿地化私为公,不如自行处理。于是,放火烧掉庄稼,砸毁生产工具,破坏灌溉设施,滥杀家禽家畜,就是农民对抗政府的有力武器。1932年,牛羊猪马减少了一半以上。当时,农村的治安形势严峻,殴打和杀害村官员的案件层出不穷,特别是有党员身份的官员执行任务最坚决,也最遭痛恨。

  三、消灭富农运动扩大化,加剧了农民的对抗情绪。斯大林对农民一直存有偏见,认为他们的保守性顽固不化,妨碍革命变革。他特别仇视富农——“新经济政策”后出现的富裕农民。什么是“富农”?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共中央文件制定一个划定富农的标准:“每人每年收入超过300卢布(每个家庭不少于1500卢布),从事经商、出租农具、机器和房屋,占有磨坊、油坊等,具有这些特征之一者,均可划为富农。”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农村官员握有生杀大权,往往根据主观好恶判断是非。结果,乌克兰的富农占农民总数15%——实际上不到5%,增加了10%。

  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在农业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消灭富农运动全面展开。政府从俄罗斯选调4.7万城市工人——大多数是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组成乌克兰农村工作队。于是,富农被剥夺全部财产,陷入悲惨绝望的境地。30年代,在乌克兰消灭约50万户富农,85万人被赶到西伯利亚做苦役。

  四、苏联政府倒行逆施,加深了饥荒的程度。1932年11月发布命令,集体农庄在未完成上交国家粮食定额前,不得向农民发放粮食。在1933年1月中央全会上,苏共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罗曼·捷列霍夫向斯大林汇报大饥荒的情况,说到动情之处声泪俱下:“这是我的父老兄弟啊!”出席会议的基辅军区司令也面陈斯大林,恳求中央紧急援助乌克兰,但中央政府不仅未提供帮助,采取措施减轻饥荒造成的损失,反而继续大量调拨粮食出口以换取外汇。不仅如此,政府还封锁消息,禁止饥民外出谋生,甚至命令军警切断公路和铁路交通,抓捕向灾区偷运粮食者。

  1933年春季,在基辅州的16个区内,发生123起人吃人和吃死尸的事件。因死人太多,很多农庄变为废墟。于是,苏联政府向乌克兰大规模移民。截至1933年12月23日,移民117149万人。不过,移民们在目睹大饥荒造成的惨状后又设法逃回了原籍。

  这次大饥荒给乌克兰带来毁灭性打击,根据莫斯科历史档案馆1989年公布的材料:1927至1931年乌克兰平均每年死亡260万人;1932至1933年平均每年死亡400万人;1933年死亡500万人,其中有290万人死于饥饿。1935年死亡3190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470万。

  通过义务交售制的方式征购粮食,对农民来说,是通过超经济强制手段实现的。在粮食总产量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大规模地强制超额征购,致使1932至1933年,苏联产粮区严重的饥荒蔓延。1932年夏季,因收获的粮食将要全部送往收购点,一个外号叫“理发师”的妇女,不忍心看到孩子饿死,用剪刀割下尚未成熟的麦穗,揣在衣兜里带回家熬粥。面对蜂拥而起的“割麦穗”现象,1932年8月7日,公布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对“盗窃”集体农庄财产者,可以采取枪决并没收全部财产的处罚;情节轻微者,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该法践踏法制,国家无偿地占有集体农庄的劳动成果,饥饿的农民偷窃赖以活命的口粮,却要遭受惩罚。1933年的头5个月共有54645人被判处徒刑,其中2210人处以死刑。这是一场旷古少有的大悲剧!

  农业集体化运动,把农民圈进集体农庄、消灭富农阶级,使5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其直接社会效应是得以在农村推行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迫使农民缴纳“贡税”。若说十月革命、国有化是剥夺大地产和大资产,农业集体化就是剥夺农民的小私有权。农业集体化、农民缴纳“贡税”,成为20世纪苏联完成原始积累的独特方式。不过,它支撑了斯大林式的国家工业化计划,推动了苏联从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的转变。

  列宁在世时曾说过:

  工人虽正在建设新社会,却并不等于变成新人。他们还未清除掉从旧社会带来的污泥,还站在这种没膝的污泥里面。今天,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若以为可以立即办到,就是空想,就是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移到半空中的空想。

  意即,工人阶级及其领袖都存在传统心理,都站在旧社会没膝深的污泥里面,不是纯洁的共产党人,手也不是纯洁的手。斯大林既是党的领袖也是普通人,身上和手上带有污泥是正常的现象;但斯大林出于爱国热忱,以特有的方式实施建国纲领,主观愿望固然不错,客观效果也显著,苏联人民特别是农民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是:两利择其重,两害取其轻。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020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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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民返乡烽火燃自中东路

  娇妻寻短鳏夫泣对鸳鸯床

  话说斯大林以暴力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苏联农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再说此时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情:一是关于中国东北铁路的争端;二是斯大林的妻子自杀。

  先说第一件事情。

  苏联正在加紧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时,在远东与中国东北(此时称为“满洲”)接壤的地区爆发了争夺中东铁路路权的武装冲突。

  1917年12月,哈尔滨苏维埃遵照列宁的指示——《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因被中国当局发现而遭到镇压,最终失败了。

  1918年5月,列宁下令在远东建立东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1920年3月,苏俄红军战胜高尔察克,进军赤塔。当时,苏俄正集中全力在西线与波兰军队和弗兰格尔的白军作战,若在远东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就会与盘踞赤塔的日军发生冲突。于是,列宁决定在远东建立一个缓冲国——远东共和国,它形式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实际上是由布党领导的工农政权。4月,日军联合白军,袭击远东共和国首都符拉迪沃斯托克,抓住了布党领袖拉佐、卢茨基等人,把他们投入火车炉膛,活活烧死了。

  1922年11月,布留赫尔担任远东特别集团司令,负责处理“中东铁路”事件。

  “中东铁路”事件由来已久。1924年5月,苏联政府与中国的北京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9月与奉天省(即今辽宁省)军阀张作霖政府缔结了关于中东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的协议。

  1927年4月5日,张作霖查封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因纠纷不断,苏联的外交工作近于瘫痪。应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利瓦伊诺夫要求,苏共中央决定,共产国际暂停在各驻外使馆开展谍报工作。

  张作霖故意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1400万卢布。不仅不偿还债款,还要用“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他甚至指使东北军阻拦苏联列车,抢夺货物。他还抄查在哈尔滨的苏联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关闭了苏联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搜查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所在机构。

  蒋介石在1927年“4·12政变”后指责斯大林支持中共,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张作霖则以“苏联大使唆使颠覆中国政府和扰乱治安”为由,命令军警搜查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与在南京的蒋介石遥相呼应,既反苏又反共。他指使部下抄查苏驻华使馆,逮捕了武官通基赫、利亚科和使馆的20个中国人。

  翌年6月4日,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不同意满洲独立的张作霖。为了对付日本人和苏联人,12月底,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投靠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易帜后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其根源为中东铁路问题。张学良借口苏联违反中东铁路共同经营的原则和利用该铁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渗透,在蒋介石表示支持的情况下,决心使用武力夺回中东铁路的经营实权。

  1929年,张学良首先从苏联在北满地区所占有的特殊权益着手,实施收回东北权益的计划。

  4月,张学良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与苏联交涉,苏方退让,把该铁路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正处长的职位让给中国人。

  5月27日,张学良借口苏驻哈尔滨总领事馆从事共产主义宣传,派军警搜查拘捕了大批人员。

  7月10日,张学良宣称因苏方违反“奉俄协议”中关于不得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等项规定,查封苏联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机构,强令解散铁路局苏联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团等,驱逐苏方200多个管理人员。

  张学良担任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在中苏边境集结30万军队,其中有撤退到中国境内的7万白俄步兵和骑兵。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全面绝交。进而,苏联驻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黑河、绥芬河等地领事馆纷纷撤离回国,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也相继辞职或离职。

  不久,苏联拘留上千中国侨商,扣留多艘中国轮船,派飞机侵入中国境内侦察等,大举兴兵骚扰中国东北边境。当时,国民党组织民众示威游行捍卫国家主权,蒋介石宣称:

  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若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

  8月6日,苏联建立以布留赫尔为司令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兵力约5万人,向中苏边界绥芬河,抚远,黑河,满洲里一线地域集结,准备全面进攻。

  这次战争分两个时期,在三个方向进行:

  首个时期在松花江流域进行;第二个时期在密山和满洲里两个方向进行。松花江战役由远东特别军参谋长拉平指挥。

  8月14日,苏军侵入黑龙江省绥滨县和吉林省密山县(今属黑龙江省)境内,战争爆发。

  8月15日,张学良调集东北军13个旅约8万多人,组建防俄第1军和防俄第2军,分别负责东路(哈尔滨—绥芬河一线)和西路(哈尔滨—满洲里一线)的防务。防俄两军分别进至哈尔滨和昂昂溪,担任二线防御。满洲里,绥芬河,抚远一线的防务由地方部队和江防舰队负责。

  8月17日,苏军一万多人进攻满洲里。

  9月6日,苏军分东西两线猛攻绥芬河和满洲里。

  9月8至9日,苏军再次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

  10月1日,苏军继续猛攻满洲里。

  10月12日凌晨,苏军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来增派800骑兵和3000步兵,向同江中国守军大规模进攻。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700多人。战至午后3时,苏军夺取了同江县城,中方守军被迫退守富锦。

  10月底,因冰冻封江,苏军从占领的大部分中国领土撤退。

  11月初,满洲里战役由布留赫尔亲自指挥,拉平指挥密山战役。苏军出动了3个师和一个旅,计3万多人和30架飞机。苏军东西两路大举进攻,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东路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轰炸了牡丹江。东路深入100多里,攻陷密山县,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由满洲里、扎兰诺尔,经过嵯冈攻入海拉尔。

  苏军的作战特征为:在夜间秘密调动兵力,进攻前使用炮火开路,步骑协同,陆空配合,勇于白刃格斗。张军方面,准备不够,外强中干,看见炸弹从天而降就头晕目眩,听到炮弹爆炸就两腿发抖,接着就开始溃败。战至11月20日,苏军共歼灭张军两个旅,俘虏8000多人,重伤者1000多人,缴获张军的全部火炮等武器弹药。苏军战死120人,负伤605人。11月27日,苏军占领海拉尔。

  从中东路事件爆发以来,东北地区公私财产损失超过5000万元。

  10至11月,因东北边防军两次失败,损失惨重,张学良被迫同意苏联提出的谈判条件。12月22日,中苏双方在哈巴罗夫斯克签订《中苏议定书》,规定:恢复中东铁路的原状,尊重共同管理的原则,解除白俄部队武装,恢复双方领事馆,实现边境正常化。此后,苏军撤回原地。

  斯大林得到消息,大喜过望。蒋介石南京政府虽不满,却顾虑关内逐渐形成气候的反蒋风潮,不得不承认《中苏议定书》。此事,虽属于中方收回自身权益的行动,结果却是南辕北辙,不仅损兵折将,人民遭殃,国家还尽失颜面。

  对中东路事件,第三共产国际远东局从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1929年9月又给中共发布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出自“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个判断。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民众示威,在8月1日“反帝日”示威,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

  对于中共中央的做法,1929年7月28日和8月11日,已离开领导岗位的陈独秀两次提出批评,主张在这个时候片面宣传“拥护苏联”“于我们不利”,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广大民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鉴于陈独秀事实上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192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对于苏联红军大举入境打击东北军的行动,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因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很快就会爆发,国民党武装夺取中东铁路并“组织白俄军队,攻入苏联边境”,苏联不得不先发制人的结果。据此,他们提出:“加紧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会合工农一切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执行拥护苏联和反军阀的任务,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因中东路事件以苏联胜利告终,中共和红军“武装保卫苏联”还主要是停留在示威游行和宣传的口号上,未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当然,斯大林也似乎松了一口气。

  不料苏联国事刚平,斯大林家乱又起。

  1932年11月8日,斯大林的爱妻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爱称娜佳——自杀身亡。中国有句古话“夫贵妻荣”,斯大林的地位和事业正如日中天,其妻正该安享荣华富贵,为何要自寻短见呢?“阿利卢耶娃”在俄语中意为“希望”,希望什么?对于女人来说,当然是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但娜佳的这个希望最终化为泡影。

  此事,需要从头说起。

  1901年8月1日,娜佳诞生于高加索地区斯茨尔尼镇一个锁匠之家。其父特里·阿列卢耶夫是一个格鲁吉亚锁匠,早年参加革命。其母特里·娜杰施达是一个农奴的女儿,生育了二男二女,娜佳是最小的女儿。阿氏的家是一个布党的秘密联络站,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都曾居住过。1904年3月,柯巴——即后来的斯大林——从事革命工作,被沙俄军警追捕,就躲藏在阿氏的家里。夏季,小娜佳游泳,不幸溺水。柯巴闻讯,奋不顾身地跳入急流,拯救了小姑娘的生命。为此,阿氏一家感激柯巴。这种事情,或许就是所谓“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此时为“缘”,后来为“分”——1919年,娜佳成为柯巴的妻子。正是:天赐良缘,鸾凤和鸣。

  斯大林几次从流放地回来,总是首先在阿氏家里落脚。

  1917年春季,斯大林最后一次从流放地回来,仍住在阿氏家里。格鲁吉亚姑娘普遍早熟,16岁的娜佳已长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身高176厘米,皮肤黝黑,面容娇媚,双乳隆起,褐色的大眼睛里流泻着少女的快乐,充满青春迷人的活力。“真像卡桃!”斯大林从娜佳的身影中看到了前妻的形象,爱慕之情在心中荡漾。

  斯大林的妻子卡桃已去世10年,革命和流放使他忘掉了曾有过的家庭生活。此时,他看见娜佳,眼前一亮,为之怦然心动,渴望重建家庭的愿望油然而生。他不敢表白,因为自己与娜佳的年龄相差整整22岁,是一种父亲与女儿的辈分。他建议让娜佳参加革命,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当时,娜佳尚未中学毕业,因为十月革命期间学校停课,在家里学习钢琴和朗诵圣经,有时跟随同学们到斯摩尔尼宫聆听革命领袖演讲。斯大林常在阿氏家里做客,像古代小说里的人物,仗剑行侠,浪迹天涯,永远忙忙碌碌、来去匆匆。他总是那样一种打扮——身穿一件褪色的旧大衣,脚蹬一双从不擦油的皮鞋,头发蓬松,脸面瘦削,颧骨高耸,黑里泛黄。虽如此,他的眼神里却透露出坚毅和顽强。这是一个标准的苦行僧式的革命者。娜佳爱上了斯大林,认为爱革命者是献身于革命的最高形式。

  1918年夏季,娜佳与二哥费奥多尔告别父母,跟随斯大林所率红军部队开赴察里津前线。他们的专列共有400人,斯大林脸色阴郁,衣服肮脏。经过两天两夜行进,专列才到达前线。哥哥做秘书,妹妹当打字员。在那些不平凡的日日夜夜,兄妹二人与斯大林并肩战斗,亲眼看到斯大林以坚强的意志和超人的魄力,挽狂澜于既倒,胜利地进行察里津保卫战。

  从前线回来后斯大林设法把娜佳安插在列宁的办公室做秘书。他希望及时得知列宁的言行,如读了什么文件,做了什么决定,以便调整自己的言行。

  年底,斯大林向娜佳正式求婚,娜佳满脸红晕,点了点头。她返回家里,把此事告诉妈妈,满以为妈妈会赞同她的选择,但出乎意料,妈妈坚决反对。斯大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领袖,娜佳的母亲不想高攀,认为斯大林是以政治为首要生命的革命者,不会给女儿带来幸福和快乐。再说,二人的年纪相差大,“娜佳,我们从来都未把他看作是儿子啊!”妈妈提醒女儿,“你俩做夫妻不合适。”“妈妈,年龄大一点,正是成熟的标志啊!”浪漫痴情的娜佳抱着妈妈撒娇。

  妈妈决定召开家庭会议,说服爱女改变主意。父亲支持母亲,说:“我也是一个革命者,给你们的母亲带来的是担忧和饥寒,对不起她啊!”他以现身说法,竭力阻止女儿喝下自己将要酿造的苦酒。娜佳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都支持妹妹的选择——这个身为布党领袖的妹夫终非池中之物,或许将来飞黄腾达,妹妹应为哥哥姐姐的前程作出贡献。结果,4∶2的表决,通过了这桩政治色彩很浓的婚姻。妈妈哭着说:“娜佳,好女儿,我们是在为你的终身着想啊!”父亲叹了一口气:“儿大不由娘,任他去飞翔。女大不可留,留下要发愁!”

  1919年春季,年仅18岁的娜佳与40岁的斯大林结婚。娜佳把丈夫看作是革命理想的化身,对他的爱慕和钟情是一种政治上的寄托和希望。斯大林人到中年,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不喜欢年轻美貌单纯朴素的娜佳成为女布尔什维克,跟自己经受危险。二人各有所图,终极目标并不一致,这就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线。

  婚后的斯大林,未像爱妻一样沉浸在激情里,也未改变多年独自生活的习惯。他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无上下班和节假日。爱妻常整夜整夜地苦等丈夫回家,却总是听不到她希望的脚步声和看见她熟悉的面容。斯大林当了总书记后秘书每天送来的报告、电报和来信等在桌子上堆成小山,斯大林都要认真仔细地阅读和批示。工作繁忙时,办公室成为卧室和餐厅,沙发就是床铺。

  斯大林除了饮酒别无嗜好,为了照顾一下妻子的情绪,偶尔也随着娜佳到莫斯科歌剧院欣赏高雅的艺术。在包厢里,妻子兴致勃勃,神情亢奋,丈夫却无精打采,哈欠连天。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斯大林不喜欢歌剧,对电影却情有独钟,每周都要到放映室去几次。此时的苏俄电影,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几乎都是图解阶级斗争,内容充满火药味。资本家、地主、白卫军官等人都是獐头鼠目、阴险狡猾的家伙,工人、农民和党的领袖等人都是五官端正、正气凛然的形象。敌人总是失败,人民总是胜利,领袖总是处于突出醒目的位置。敌人中枪即死,连抽搐几下的本能动作都无。拥护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特别是领袖——大领袖和小领袖,牺牲前却要用很长的时间把要说的话说完,然后才闭眼垂头,随即哀乐大起,观众则泪飞顿作倾盆雨。斯大林喜欢观看这类电影:它们符合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心理需要。

  娜佳青春年少,喜欢打扮。当时,苏俄实行供给制,她只有一套在出席重要会议和参加舞会时才穿的质地高档的衣服,平时穿的都普通,有的上面还缀着补丁。她戴的是珍珠项链,用的是低档化妆品。虽寒酸,克宫领袖的夫人们却都是如此,她也并不在乎。

  1921年,娜佳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瓦西里。这年,斯大林前妻卡桃留下的孩子雅可夫已14岁了,从老家哥里镇来到莫斯科。雅可夫虽比娜佳小6岁,却尊敬这个年轻漂亮的继母。娜佳也喜爱他,视同己出。5年后娜佳生了女儿斯韦特兰娜。妻子发现,丈夫虽性情粗暴,在儿女面前却慈祥。于是,她就把孩子们带到办公室,让斯大林亲热爱抚,希望天伦之乐让丈夫常回家。

  1929年,娜佳觉得自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坚持要上大学,到工业学院学习专业技术。斯大林开始反对,后来在叶努基泽和奥尔忠尼启则的劝说下又同意了。克格勃采取紧急措施,在娜佳的班里安排了三个特工,保护她的安全。娜佳隐姓埋名,在学院里以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出现,除了校长外,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在学校里,娜佳从同学们口中了解了大量情况,特别是农民们的悲惨遭遇。她还结识了一些工农兵出身的同学,如当过矿工的赫鲁晓夫。后者似乎了解娜佳的来历,设法接近她。星期日,娜佳回到家里,把所知道的事情讲给丈夫听,不经意中提到矿工出身的同学赫鲁晓夫,赞扬他立场坚定,拥护工业化和集体化。斯大林高兴,让妻子把赫氏带到家里吃饭。在交往中,后者笑口常开、谦恭健谈,给前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赫氏进入斯大林的视野后,不无感激地说,娜佳是一张宝贵的“彩票”。

  在学院里,娜佳学习化学纤维制造技术,是党的组织委员。有一次,娜佳在学院会餐时多喝了一点酒,回家后感到不舒服。斯大林扶她躺在床上,安慰她:“你醉了,好好休息吧!”娜佳深受感动:“原来你对我还有一点感情。”但二人世界是微妙的,夫妻关系的改善也是暂时的。

  娜佳常把从同学那里听到的事情讲给丈夫听,说苏联已饿死不少人,农村的情况尤其严重。她劝丈夫对农民慈善一些,特别是对勤劳能干的富农,别把他们当成“人民公敌”。丈夫粗暴地说:“不准你干涉党的路线!”怀疑妻子得了精神病,找来心理医生。娜佳说:“我无精神病!丈夫是一个残害人民的暴君,我们无夫妻缘分了。”医生大惊失色,急忙退出房门。

  娜佳对保姆说:“一切都讨厌死了,没一件事情令人高兴。”有一次,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陪伴娜佳在草坪上散步,说一些宽慰她的话:“天下的夫妻几乎都是吵吵闹闹一辈子,磕磕绊绊过一生,哪像你的父母一帆风顺?”但娜佳对于“一生一世忠贞不渝”的观念,并不抱有与长辈同等的信任。女人同病相怜,加上娜佳年轻,家庭不愉快的事情很快就被抛到脑后。

  不久,娜佳与斯大林的矛盾加剧,由冷战发展为热战。1932年10月16日夜晚,当着伏罗希洛夫的面,娜佳大声斥责道:“我恨你们所有的人,你们在这里吃珍馐美味,人民却在挨饿。”她血冲脑门,骂斯大林是“暴君”、“刽子手”、“虐待狂”。斯大林忍无可忍,为往日郁积在胸的戾气所驱使,回骂道:“你是笨鹅、白痴、敌对分子。”破口大骂犹不解恨,竟然出手凶狠地扇了妻子一个耳光。娜佳顿时花容失色,冲上前去扭打。前者猛扯头发,后者胡乱抓脸,伏氏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两人拉开。后者头发掉了一地,咒骂不停,前者满脸流血,狼狈不堪。

  转眼到了193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5周年纪念日。毕竟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节,20天来,斯大林一直赔礼道歉:“亲爱的,您不知道,我多么爱您啊!”娜佳耳听肉麻的话,心里难受至极。后来,斯大林把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韦特兰娜带来,对娜佳说:“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我们和解吧!”“看在孩子们的份上”这句话打动了具有强烈母爱的娜佳:“是啊,父母争吵,孩子受罪啊!”于是,娜佳搂着一双儿女,眼里噙着泪水。斯大林很高兴,竟然扮了一个鬼脸。娜佳看着丈夫和孩子:“毕竟是一家人啊!”心软下来,情不自禁地破涕为笑。

  依照惯例,11月7日上午,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庄严隆重的民众集会,规模盛大的阅兵则是纪念活动的高潮。苏共中央的庆祝晚会,安排在国家警察总局的大楼里举行,与会者有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不少军事高级将领,还有个别特邀演员。宴会分小厅和大厅两个部分,里面的餐桌餐具早已布置停当,深红色的葡萄酒盛满了高脚酒杯,精美的佳肴喷发出诱人的芳香。斯大林和几个政治局委员坐在小厅,那里比较安静。

  娜佳坐在斯大林的右边,她的旁边是莫洛托夫及其妻子波利娜。其他人都在大厅,那里宽敞,可以结伴跳舞。娜佳着意打扮一番,头上做了个时髦的新发型,身穿一件黑色的连衣裙,合适体面地露出少许胸背,前胸补绣三朵玫瑰花,显得文雅、大方、得体。坐在斯大林左边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年轻漂亮的夫人穿着一件黑天鹅绒长袖晚礼服,足下是黑丝高跟鞋,颈脖上套着一串珍珠项链,雍容华贵,美得令人一见倾心,过目不忘!图元帅的对面是身材苗条、高雅迷人的国家一级女演员拉特丽娜。拉氏身穿袒胸露背的红色连衣裙,领口开得特别低,两个乳房高高耸起,露出洁白细腻的乳沟,性感可爱,惹得男人们用热辣辣的目光不断地扫来扫去。

  宴会开始,斯大林频频举杯:“祝愿苏联日益强大!”众人齐声附和:“祝愿苏联日益强大!”过了半个小时,斯大林喝了一些格鲁吉亚葡萄酒,醉眼蒙眬,就向拉特丽娜寻开心。他把面包捏成一些小球团,熟练地从座位上抛进拉特丽娜的乳沟里面,百发百中。拉氏花容失色,惊慌不安,斯大林却哈哈大笑。

  娜佳反感丈夫的淫邪动作,几次企图从后者手中夺走面包,都强忍住了。又过了一会儿,斯大林玩厌了,转过身体,举起酒杯对娜佳说:“喂!你来喝一杯!”突然,一向善良贤惠的娜佳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大声嚷道:“我不是你的什么‘喂’!”一边叫喊“啊……”,一边跑了出去。大家不知所措,只有波利娜反应灵敏,急忙追了出去,劝告娜佳。

  凌晨二时,斯大林醉醺醺地回到家里,后面跟着贴身卫士斯涅戈尔·沙图诺斯夫。娜佳指着斯大林大骂:“无耻的暴君,下流的小丑!”斯大林粗暴地推了一下,娜佳跌倒在地。娜佳怒不可遏,从小手提包内取出一支“松牌”袖珍左轮手枪——这支小手枪,是1918年在察里津前线,娜佳的哥哥帕维尔·阿利卢耶夫送给她的。本来,娜佳一时冲动,想吞枪自杀,站在旁边的斯涅戈尔却误认为娜佳企图谋害领袖,立即作出反应:拔出手枪,顶上子弹,扣动扳机,射向刺客。于是,娜佳倒地身亡。一切都很突然,前后不过10秒钟。

  斯涅戈尔闯下大祸,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冷汗淋漓,不知道领袖将要如何惩处自己;但出乎意料,斯大林只是瞪了一眼就走进书房。前者镇静下来,揣摩后者的心思,做自己应做的事情——走到娜佳的尸体旁边,把“松牌”小手枪放在她的右手腕上,伪装成为娜佳吞枪自杀的现场。

  娜佳死了,年仅32岁,时值一个女人的黄金岁月。正是:前景莫测,月有阴晴圆缺;世事难料,人有旦夕祸福。

  1932年11月12日,娜佳被安葬在新圣母公墓。本来,按当时的规定,苏共党员的遗体必须火化,斯大林却破例让妻子土葬。娜佳的坟墓,外表为粉红色大理石座椅形状,墓前树立逝者的半身大理石铜像,墓碑上刻着一行字——“苏联共产党员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之墓(1901至1932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敬立。”

  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斯大林抚摸着棺材,一脸悲哀,一会儿就离开了。

  娜佳的葬礼隆重,治丧委员会的成员级别很高——都是苏共中央委员。斯大林未参加葬礼,事后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对大家的关心表示感谢。布哈林在墓前发表讲话,回顾两家人交往的友谊,说自己一家都怀念娜佳这位好邻居好朋友,娜佳生前同情自己的遭遇。后来,她读书的班上,一些来自农村的同学都消失了——校方说是回家了。娜佳始终不知道,是斯大林怀疑这些同学提供了农村的真实情况,把爱妻引上“邪路”,命令克格勃逮捕他们,押往西伯利亚做苦工。

  娜佳死后,接连几天,斯大林都一直木然呆坐,废寝忘食。他长时间地看着他与娜佳两人同枕共眠的宽大的木床,看着墙上挂着的新婚纪念照片和后来的全家福照片,回忆夫妻恩爱的日子,耳边还有娜佳在钢琴伴奏下的歌声,泪水潸然而下。他不明白,自己为苏联强大,夜以继日地工作,得罪一些人,怎么连妻子也不理解呢?他认为,娜佳是一种背叛行为,不仅是对丈夫,也是对党的事业。

  斯大林回到家里,心情烦躁,在房间里疾速走动。夜深人静时,他面对宽大的鸳鸯床,想起昔日夫妻的情分,不禁泪流满面:“娜佳,我的爱妻,为何抛下我?抛下我们的孩子?真心狠啊!”

  斯大林想忘却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搬出与娜佳生活多年的祖巴洛沃别墅,住进新修建的孔采沃别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他把娜佳与自己的结婚照片挂在墙上,娜佳幸福的笑脸像一朵盛开的鲜花。他常对着结婚照自责:“未让你幸福,我对不起你啊!”

  据斯大林卫士回忆,斯大林曾多次深夜来到墓地,默默地坐在妻子墓前的长凳上,通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未再娶,直到1953年离开人间。

  娜佳去世后斯大林的情绪受到严重影响,失去对人们甚至对亲人和朋友的信任,怀疑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他赶走原来的服务员和卫士,只留下一个老保姆。本来也认为她不可靠,只是因女儿哭喊着不让走才留下的。后来,娜佳娘家的人也全部被赶走了。

  正当盛年雄激素分泌旺盛的斯大林是不可能做鳏夫的,不久就找了一个情人当作宣泄感情的伴侣。此人即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达维多娃,是一个年轻漂亮风姿绰约的歌剧演员。她在莫斯科主演歌剧《卡门》,赢得观众喝彩,也博得总书记的青睐。1932年辞旧迎新的晚上,她得到秘密邀请,乘坐总书记的专用汽车来到总书记的卧室,变成了总书记长达19年的情妇。

  今天,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深处,有一个被玻璃罩起来的白色大理石方柱,上端凿刻了一个神情略带忧伤的女人头像。无人指点,不看墓碑上镌刻的字,谁也不会知道碑石下面埋葬的是总书记夫人,一个32岁青春年少自杀而亡的妇女。正是:红颜女儿多薄命,香消玉殒有谁怜?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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