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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第一辑)

发布时间:2018-05-02 16:49稿件来源:中国方正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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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一)  自杀殉党的苏蔓、罗文坤、张海萍

 

 

  以生命保卫党组织原名苏裕源,生于广西省苍梧县多贤乡,毕业于苍梧中学,入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省立勷勤大学,在校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后赴日本留学。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受指派在上海工作。1938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月被分配到广东工作。1939年秋至1940年5月,先后在曲江、南雄举办赣南党训班。1940年8月,到桂林,任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以中学教师作掩护,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由于叛徒告密,1942年7月7日,与罗文坤、张海萍被捕,为了组织的安全,7月12日晚他们集体自尽身亡。

 

  〖1〗★苏蔓(1914—1942)★女,原名罗娴,广西苍梧县人,毕业于苍梧县立中学,后考入广州洁芳女子中学就读,结识苏蔓。1935年春与其结婚,同年7月东渡日本,入东京大学读书。1937年抗战前夕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月,被派回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干事。1940年,协助苏蔓举办赣南党训班。1940年,任中共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部长,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1942年7月9日被捕,7月12日晚,与苏蔓、张海萍为了组织的安全集体自尽身亡。

  〖1〗★罗文坤(1917—1942)★女,广东东莞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1942年,与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部长罗文坤以教书为名,在桂林从事革命活动。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严刑逼供,三烈士宁死不屈,守口如瓶,为保全党组织,他们三人于1942年7月12日晚,为了组织的安全自尽身亡。

  〖1〗★张海萍(1917—1942)★1942年7月12日晚9时许,女中学生罗筱坤在特务的跟踪下,急匆匆地赶回坐落在桂林市象鼻山旁的逸仙中学。她惦念着被密探监视的姐姐和姐夫的安全,见姐夫的寝室亮着灯,便去敲门。半晌不见动静,她心里不禁一怔,连忙转到寝室后面的工友房,站在桌子上把手伸过板壁,轻轻地拉开蚊帐,只见姐夫、姐姐和另外一位她敬爱的女教师直挺挺地吊在床后的砖墙上。她连声呼喊:“救命!”顿时昏了过去。闻讯赶来的教师破门而入,发现三个人都已停止了呼吸。在清理遗物时,人们发现桌面上摆着三张空白的“自新悔过书”,旁边放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6个气壮山河的字。

 

  这三位酷爱自由的战士,就是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的交通员张海萍。他们在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假释后的第二天,便以集体自殉的壮烈行动向党组织报警,从而挫败了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保卫了党组织的安全。

 

  苏蔓,出生于广西省苍梧县多贤乡的一个书香之家。罗文坤,出生在贤德乡的一个地主家庭。灼热的爱国热忱,把罗文坤和苏蔓的心连在一起。1935年春,苏蔓与罗文坤在广州结为终身伴侣。张海萍,1917年秋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现东莞市)篁村胜和乡。

 

  1940年夏,苏蔓受组织委派,和罗文坤、张海萍一同回广西工作。途经梧州时,苏蔓夫妇顺道回乡探望阔别多年的亲人,不料竟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原来苏蔓的父亲曾当过国民党的县长,但晚年失意,家道中落,便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长子苏蔓身上,因而想利用他曾是黄旭初(时任国民党广西省主席)的老师的旧关系,为儿子谋取高官厚禄。苏蔓刚由日本返沪时,他就接二连三地去信催促,要儿子回桂投靠黄旭初。但是,早已抛弃功名利禄、愿为民族解放献身的苏蔓却不辞而别,毅然和罗文坤奔赴延安。其父忧心如焚,从1938年8月至1939年3月,长期在报纸上登载“寻子启事”,并到处发函,向亲友查询,但均杳无音讯。这次苏蔓、罗文坤突然归来,他喜出望外,专门安排了一晚时间对儿子、媳妇进行训诫。对父亲这套谋官讨禄、光宗耀祖的人生哲学,苏蔓不予理睬,他耐心地给父亲讲道理:“现在国难当头,我们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应以抗日救国为重,不敢有当官发国难财的念头,请爹爹恕儿不孝!”听了这些话,父亲望子成宦、兴家振业的愿望顷间化成了泡影,气得暴跳如雷地说:“你这个畜生,今后不许再叫我爹爹。我也没有你这个坏种!”就这样骂骂咧咧地闹腾了大半夜。次日清晨,苏蔓、罗文坤辞别了母亲和弟妹,赶赴桂林,继续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

 

  苏蔓不仅没有屈从父亲的旨意,而且还对弟妹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摆脱父亲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二弟智源在他的指引下,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后壮烈牺牲于上饶集中营。

 

  1940年冬,钱兴也调到桂林,按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的指示成立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罗文坤任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1941年11月起专任妇女部长),张海萍任“南委”交通员。1942年5月下旬,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破坏了广东省委和“南委”的部分机关。7月初,他又和国民党的几个中统特务到桂林,破坏广西省工委。7月8日晚,特务首先逮捕了省工委的交通员梁耀宝,梁当即叛变,供出苏蔓、罗文坤、张海萍等。次日上午,广西省“调统室”的特务倾巢出动,秘密逮捕了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同志以及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桂林中学的一批党员和进步学生。这就是震动广西的“七九事件”。

 

  特务抓到了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如获至宝,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亲自来桂督办,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以便一举破获全省的中共组织。特务把他们押往龙隐岩刑讯处,先来一套甜言蜜语,攻心诱降,要他们承认自己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和供出党的组织。遭到他们的严词痛斥后,立即凶相毕露,对苏蔓施以“老虎凳”和吊打等酷刑。苏蔓早有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他常对党员说:“干革命,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可以讲,牺牲是必然的,不牺牲倒往往是侥幸或偶然的。”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多次昏死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

 

  特务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次日清晨,他们把叛徒郭潜带到刑讯处,当面质证苏蔓的身份并进行劝降。郭潜厚颜无耻地贩卖其叛徒哲学,苏蔓横眉冷对,嗤之以鼻。

 

  其后,特务又玩弄新花招,故意将他们三人“释放”,暗中却派特务监视,以便诱捕前来接头的我地下党员。11日上午,苏蔓遍体伤痕,同罗文坤、张海萍回到逸仙中学。当天中午,一位“省府官员”驱车来校,向苏蔓递上一张华丽的“请柬”,点头哈腰地说“黄旭初主席请苏先生、罗女士、张小姐赴宴,以表歉意。”苏蔓语中带刺,谢绝了省主席的“美意”。

 

  “省府官员”走后,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认为他们的处境已非常险恶,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已暴露了身份,敌人绝不会轻易放过。特务机关玩弄假释的把戏,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将我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由于特务严密封锁,党组织不知道出了叛徒和他们已被捕,他们又无法向党组织和来接头的同志报警。三个纯朴而执着的共产党员,不希望自己成为抓捕同伴的诱饵,更不希望看到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因为他们的暴露而毁灭,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月,能引起外界关注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他们意识到,要用死来捍卫自己的信仰,用死保全组织的安全,用死来履行在党旗下许过的神圣诺言,用死换回了同伴的生。于是决定以集体自殉的壮烈行动来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卫党的组织。

 

  11日下午和12日整个白天,他们镇定自若,先认真地把学生期考试卷批改完毕,又在毕业生送来的纪念册上一一题字留念,然后收拾好书籍衣物。最后苏蔓拿出一张纸条,奋笔写上“不自由,毋宁死”这气壮山河的语句,放在“自新悔过书”旁边。张海萍给在韶关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哥哥写了一封绝笔信,信中引用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自己为党的事业而牺牲的革命气节。当天晚上,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位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在苏蔓的寝室并排自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苏蔓时年28岁,罗文坤25岁,张海萍25岁。

 

  三烈士的壮烈行动震动了整个桂林城,国民党特务机关慌了手脚,沮丧地向他们的上司报告说:“三人同时自缢身死,事出仓促,殊为骇异。”国民党的反动喉舌《扫荡报》为了替主子开脱罪责,挖空心思,诡称是“桃色事件”,作了报道。但他们弄巧成拙,实际上起了向我地下党报警的作用。其主子很快察觉他们干了蠢事,连忙下令把这天的报纸全部收回。

 

  事件发生后,省工委书记钱兴当即转移,并通知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紧急撤退,使在这次严重事件中桂林市70%以上的党员得以保存下来,特别是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单线联系的党组织,一个也没有遭到破坏。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第一辑)》理想信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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