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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第一辑)

发布时间:2018-05-02 16:49稿件来源:中国方正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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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三)  为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而死无上荣光的李耘生

 

铁窗柔情志不屈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字云生,又名李立章、李涤尘。山东广饶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青年团济南地委书记,青年团青岛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夏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1928年春调至中共南京市委工作,不久被捕,出狱后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1931年2月起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南京重建市委,任南京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31年11月任中共南京特委书记,负责南京及附近地区各县党的工作和武装工作。1932年4月被捕,6月8日牺牲于雨花台,年仅27岁。

 

  多年以前,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一书中收入了一张三口之家的合影,照片不论从构图角度、光影运用还是人物表情,都堪称经典。

 

  照片中,男主人李耘生侧身站着,头戴贝雷帽,坚毅的目光,轮廓分明的嘴角,英气逼人。坐在他身前的是女主人章蕴,清秀圆润的脸庞,眼睛中闪烁着光彩。不满两岁的儿子晓林安静地坐在母亲怀中,小手微微向前伸出。照片的空白处有两行小字:“全家合影一九三一年于南京。”

 

  这是李耘生一家唯一留下的全家福,定格瞬间洋溢着幸福和温馨。但就在照片拍摄半年多后,李耘生在雨花台遇难。

 

  李耘生1919年考入益都县省立第十中学。学习期间,他参加益都各界人士为响应五四运动举行的示威游行,和同学一起盘查日货,要求废除旧教育体制,撤换腐败校长。

 

  1922年9月,中共山东党组织创始人王翔千来到省立十中任国文教员,在教学的同时组织李耘生、刘子久等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问题讨论集》等革命书籍和报刊,并鼓励李耘生与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通信联系。1923年,经王翔千介绍,李耘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他离开益都县到济南工作,踏上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24年2月,李耘生在王尽美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李耘生当选为团济南地委书记。1925年初,他作为青年团山东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团的三大,会后被留在团中央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后,李耘生赴青岛接任团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为广泛团结全市人民,壮大革命力量,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推向高潮,李耘生与青岛反帝运动的领导者邓恩铭、李慰农等人密切配合,共同领导斗争。在中共青岛地委的支持下,李耘生领导团组织发动了一场7000余位学生参加的游行,青岛市民纷纷加入游行行列,控诉英日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李耘生在青岛的活动,引起了日本领事和军阀当局的注意。为安全起见,党组织将他调往济南,负责团的工作。1926年2月,李耘生调入中共山东地委,负责组织工作。

 

  不久,山东各地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开始遭到大规模逮捕和杀害。李耘生果断采取措施,将受到通缉、已暴露身份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秘密送往广东,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1926年冬天,为了配合北伐战争,党中央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武汉,李耘生调任中共汉口硚口特区区委书记。为尽快熟悉掌握硚口的各方面情况,他经常早出晚归,深入工厂和工人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工作富有成效。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李耘生结识了日后的结发妻子章蕴。

 

  章蕴,湖南长沙人。1925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湖北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1926年的冬天,章蕴也在为迎接北伐军奔走。当时的武汉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国共两党都被称为革命党,一经抓获,就地正法。

 

  一天早上,章蕴和同是汉口特别市党部的青年部长陈定一外出,分别向妇女和学生宣传北伐。傍晚,章蕴完成工作回来,在呼啸的北风中,看到武昌火巷口的灯柱上,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仔细一看,竟然是陈定一。看到早上还在一起的战友此刻身首异处,章蕴顿觉五雷轰顶,精神恍惚。

 

  后来,她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幕:“我看到烈士头颅时的心情,难以形容。我在烈士面前走过,正转弯走出沿江大道,一位青年过来,劝我赶快离开这危险的地方。他高高的个子,和蔼老练地陪着我走到区委机关。他就是李耘生同志。”这便是李耘生和章蕴的第一次见面。

 

  1927年初,章蕴调任中共汉口硚口特区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与李耘生成为同事。两人在工作中互相配合,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结为革命伴侣。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党组织转入地下。1927年8月,李耘生担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他在武汉一年多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的赞赏,被认为是一个“得力的干部”。

 

  1928年春,党组织决定派李耘生到南京工作,为了和南京的党组织尽快取得联系,李耘生与妻子匆匆告别。

 

  李耘生来到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南京,但一直没能和南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只得先在《时事新报》当记者,同时继续寻找党组织。不久,李耘生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国民党法院遂以“共党嫌疑”判处李耘生10个月徒刑,将其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

 

  在狱中,李耘生把牢房变成了书房,坚持每天看书,并把每天学习的情况以信件形式写进日记。据章蕴回忆:“耘生整整坐了13个月的牢,释放回来后,他的文采更高,谈吐更幽默。出狱的时候,他高兴地捧着300封写给我的信,我打开一一读着,流着幸福的泪。共同叙谈着对人生的理想、前途的憧憬,当时他是多么的健谈而且乐观!”

 

  让李耘生高兴的是,在狱中,他遇见了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王凯。出狱后,通过王凯接上了组织关系。

 

  出狱不久,李耘生前往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他住在上海新闸路上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屋子里,家中的生活基本靠章蕴的工资维持,十分清苦。他们的儿子晓林因为生活艰难,买不起小床,只能睡在跟随李耘生多年的一只破箱子里。尽管日子充满了辛酸,也充满了艰险,但这些没有磨灭这对夫妻的革命意志,他们共同战斗在敌人严密控制的中心城市。

 

  1931年初,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经历了6次大破坏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艰难中坚持和发展。2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指派,重返南京,任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李耘生利用南京贫儿教养院历史教员的公开身份,向学生讲授革命道理,主动接近院内积极要求进步的师生,与他们共议时事。他还在学校发展了五名学生、两名教师入党,成立了地下党支部。为了进一步开辟党的工作,他通过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试验所工作的中共党员,建立起地下交通站,保证了南京市委与上级的联系。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南京地下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先后在和记工厂、京华印书馆、中央大学、国民党中央的无线电台、宪兵部队和陆军军官学校等处恢复建立10多个党支部,发展了200名党员,并成立了共青团南京特别支部。

 

  1931年11月,李耘生被任命为中共南京特委书记,领导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等地党的工作。

 

  为了配合苏区红军正在进行的反“围剿”斗争,李耘生在京(南京)杭沿线的句容、溧阳等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游击队。他经常怀揣地图,指挥战斗,有时接连许多天都与家中失去联系。

 

  冬日的一天,阳光和煦,李耘生回到南京与家人短暂相聚,全家人拍下了唯一的合影。

 

  1932年4月,中共南京党组织内出现叛徒,南京党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李耘生成为国民党当局搜捕的对象。此时,李耘生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留在南京处理党组织被破坏后的善后工作。为了躲避敌人严密的搜查,他经常更换住地,与敌人巧妙周旋。一天,特务找上门来,见李耘生不在,便带走了两岁的晓林和有着“通共”嫌疑的房东。

 

  几天后,李耘生在游府西街教堂门前探听消息,被埋伏此处的特务抓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李耘生坚不吐实,以化名与敌人机智周旋。敌人无法肯定他就是李耘生,于是,想出了父子隔窗相认的歹毒伎俩。

 

  李耘生的狱友杨光政后来在《入狱记》中详细记叙了这一幕:“他的两岁儿子被抱进了这拘留所中,待走到七号的铁窗前面,老章(李耘生化名)马上想转过身子避过他,可是不料这小孩子已经瞥见了他的父亲。”

 

  “爸爸!爸爸!我要爸爸!”孩子看到了日夜思念的爸爸,边哭边张着小手,呼喊着。敌人在狂笑。李耘生的心碎了……他昂起头,双手从铁窗内伸出,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一遍遍抚摸,一次次亲吻,直到敌人强行将孩子从他身边夺走。

 

  “这回你可别怪我们了,是你儿子告诉了我们——你是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狡猾的敌人得意忘形。

 

  “我是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特委书记李耘生!我的儿子是好样的,他没有认错他的爹。我为他骄傲,同时也为他和千千万万个中国孩子的明天而死,我感到无上光荣!”李耘生面对敌人,仰天大笑。

 

  敌人就这样确定了李耘生中共南京特委书记的身份。肝肠寸断的父亲忍痛认子,但他在亲情和事业面前,最终选择了后者。李耘生在狱中不顾自己受刑的伤痛,总是关心身边的战友,鼓励他们坚定斗争信念,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和磨难。

 

  端午节前夕,敌人提审李耘生,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考虑的机会。李耘生怒视敌人,说道:“枪毙就枪毙,我没有什么考虑的。”无计可施的敌人终于决定对他下了毒手。

 

  1932年6月8日,李耘生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7岁。

 

  临刑前的那个晚上,李耘生写了张字条托人辗转交给章蕴。

 

  字条是这样写的:

 

  “过去百千斤的担子两人挑,以后只好由你一人来挑了,永别了。”

 

  李耘生牺牲后两个多月,他的女儿杜早力在湖南外婆家出生。

 

  章蕴此后没有再婚。她独自一人带大了两个孩子。

 

  章蕴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章大姐。

 

  李耘生和章蕴的儿子李晓林成为了船舶制造专家,女儿杜早力则是一名自动化专业高级工程师。

 

  1982年6月8日,李耘生逝世50周年,已经82岁高龄的章蕴带着女儿杜早力来到雨花台。

 

  杜早力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妈妈经常是很深情地看着爸爸的照片,她曾经多次对我说:‘你爸爸永远是年轻的。’从雨花台回到住地,我妈妈痛哭失声。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没有当着我们的面哭过,这一次她大放悲声。我很理解母亲,她这几十年的悲痛,藏在心里,对我爸爸的无限思念,也深深地埋在心底,这一次是一种情不自禁地情感流露。我看着她,没说什么,我紧紧地拥抱着她。我的心也和她一样,同样撕裂的疼。”

 

  在丈夫遗像前,章蕴回首往昔,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这首《如梦令》:

 

  回首雨花台畔,别语匆匆遗愿。

  五十易春秋,日夜在肩双担。

  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骇浪恶风难忘,换得神怡心旷。

  春色满人间,告慰英灵如上。

  如上、如上,胡不破云归望。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第一辑)》永不叛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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