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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第一辑)

发布时间:2018-05-02 16:49稿件来源:中国方正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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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一)  自杀殉党的苏蔓、罗文坤、张海萍

 

 

  以生命保卫党组织原名苏裕源,生于广西省苍梧县多贤乡,毕业于苍梧中学,入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省立勷勤大学,在校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后赴日本留学。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受指派在上海工作。1938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月被分配到广东工作。1939年秋至1940年5月,先后在曲江、南雄举办赣南党训班。1940年8月,到桂林,任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以中学教师作掩护,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由于叛徒告密,1942年7月7日,与罗文坤、张海萍被捕,为了组织的安全,7月12日晚他们集体自尽身亡。

 

  〖1〗★苏蔓(1914—1942)★女,原名罗娴,广西苍梧县人,毕业于苍梧县立中学,后考入广州洁芳女子中学就读,结识苏蔓。1935年春与其结婚,同年7月东渡日本,入东京大学读书。1937年抗战前夕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月,被派回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干事。1940年,协助苏蔓举办赣南党训班。1940年,任中共广西省工委妇女部部长,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1942年7月9日被捕,7月12日晚,与苏蔓、张海萍为了组织的安全集体自尽身亡。

  〖1〗★罗文坤(1917—1942)★女,广东东莞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中共“南委”驻桂林特别交通员。1942年,与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妇女部部长罗文坤以教书为名,在桂林从事革命活动。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敌人严刑逼供,三烈士宁死不屈,守口如瓶,为保全党组织,他们三人于1942年7月12日晚,为了组织的安全自尽身亡。

  〖1〗★张海萍(1917—1942)★1942年7月12日晚9时许,女中学生罗筱坤在特务的跟踪下,急匆匆地赶回坐落在桂林市象鼻山旁的逸仙中学。她惦念着被密探监视的姐姐和姐夫的安全,见姐夫的寝室亮着灯,便去敲门。半晌不见动静,她心里不禁一怔,连忙转到寝室后面的工友房,站在桌子上把手伸过板壁,轻轻地拉开蚊帐,只见姐夫、姐姐和另外一位她敬爱的女教师直挺挺地吊在床后的砖墙上。她连声呼喊:“救命!”顿时昏了过去。闻讯赶来的教师破门而入,发现三个人都已停止了呼吸。在清理遗物时,人们发现桌面上摆着三张空白的“自新悔过书”,旁边放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不自由,毋宁死”6个气壮山河的字。

 

  这三位酷爱自由的战士,就是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的交通员张海萍。他们在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假释后的第二天,便以集体自殉的壮烈行动向党组织报警,从而挫败了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保卫了党组织的安全。

 

  苏蔓,出生于广西省苍梧县多贤乡的一个书香之家。罗文坤,出生在贤德乡的一个地主家庭。灼热的爱国热忱,把罗文坤和苏蔓的心连在一起。1935年春,苏蔓与罗文坤在广州结为终身伴侣。张海萍,1917年秋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现东莞市)篁村胜和乡。

 

  1940年夏,苏蔓受组织委派,和罗文坤、张海萍一同回广西工作。途经梧州时,苏蔓夫妇顺道回乡探望阔别多年的亲人,不料竟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冲突。原来苏蔓的父亲曾当过国民党的县长,但晚年失意,家道中落,便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长子苏蔓身上,因而想利用他曾是黄旭初(时任国民党广西省主席)的老师的旧关系,为儿子谋取高官厚禄。苏蔓刚由日本返沪时,他就接二连三地去信催促,要儿子回桂投靠黄旭初。但是,早已抛弃功名利禄、愿为民族解放献身的苏蔓却不辞而别,毅然和罗文坤奔赴延安。其父忧心如焚,从1938年8月至1939年3月,长期在报纸上登载“寻子启事”,并到处发函,向亲友查询,但均杳无音讯。这次苏蔓、罗文坤突然归来,他喜出望外,专门安排了一晚时间对儿子、媳妇进行训诫。对父亲这套谋官讨禄、光宗耀祖的人生哲学,苏蔓不予理睬,他耐心地给父亲讲道理:“现在国难当头,我们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应以抗日救国为重,不敢有当官发国难财的念头,请爹爹恕儿不孝!”听了这些话,父亲望子成宦、兴家振业的愿望顷间化成了泡影,气得暴跳如雷地说:“你这个畜生,今后不许再叫我爹爹。我也没有你这个坏种!”就这样骂骂咧咧地闹腾了大半夜。次日清晨,苏蔓、罗文坤辞别了母亲和弟妹,赶赴桂林,继续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

 

  苏蔓不仅没有屈从父亲的旨意,而且还对弟妹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摆脱父亲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二弟智源在他的指引下,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事变”中不幸被俘,后壮烈牺牲于上饶集中营。

 

  1940年冬,钱兴也调到桂林,按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的指示成立中共广西省工委,钱兴任书记,苏蔓任副书记,罗文坤任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1941年11月起专任妇女部长),张海萍任“南委”交通员。1942年5月下旬,中共“南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破坏了广东省委和“南委”的部分机关。7月初,他又和国民党的几个中统特务到桂林,破坏广西省工委。7月8日晚,特务首先逮捕了省工委的交通员梁耀宝,梁当即叛变,供出苏蔓、罗文坤、张海萍等。次日上午,广西省“调统室”的特务倾巢出动,秘密逮捕了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同志以及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桂林中学的一批党员和进步学生。这就是震动广西的“七九事件”。

 

  特务抓到了苏蔓、罗文坤和张海萍,如获至宝,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亲自来桂督办,妄图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以便一举破获全省的中共组织。特务把他们押往龙隐岩刑讯处,先来一套甜言蜜语,攻心诱降,要他们承认自己在共产党内的身份和供出党的组织。遭到他们的严词痛斥后,立即凶相毕露,对苏蔓施以“老虎凳”和吊打等酷刑。苏蔓早有为革命牺牲的思想准备,他常对党员说:“干革命,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可以讲,牺牲是必然的,不牺牲倒往往是侥幸或偶然的。”他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多次昏死过去,但始终坚贞不屈。

 

  特务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次日清晨,他们把叛徒郭潜带到刑讯处,当面质证苏蔓的身份并进行劝降。郭潜厚颜无耻地贩卖其叛徒哲学,苏蔓横眉冷对,嗤之以鼻。

 

  其后,特务又玩弄新花招,故意将他们三人“释放”,暗中却派特务监视,以便诱捕前来接头的我地下党员。11日上午,苏蔓遍体伤痕,同罗文坤、张海萍回到逸仙中学。当天中午,一位“省府官员”驱车来校,向苏蔓递上一张华丽的“请柬”,点头哈腰地说“黄旭初主席请苏先生、罗女士、张小姐赴宴,以表歉意。”苏蔓语中带刺,谢绝了省主席的“美意”。

 

  “省府官员”走后,苏蔓、罗文坤、张海萍认为他们的处境已非常险恶,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已暴露了身份,敌人绝不会轻易放过。特务机关玩弄假释的把戏,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将我地下组织“一网打尽”。由于特务严密封锁,党组织不知道出了叛徒和他们已被捕,他们又无法向党组织和来接头的同志报警。三个纯朴而执着的共产党员,不希望自己成为抓捕同伴的诱饵,更不希望看到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因为他们的暴露而毁灭,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月,能引起外界关注的唯一办法就是死。他们意识到,要用死来捍卫自己的信仰,用死保全组织的安全,用死来履行在党旗下许过的神圣诺言,用死换回了同伴的生。于是决定以集体自殉的壮烈行动来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卫党的组织。

 

  11日下午和12日整个白天,他们镇定自若,先认真地把学生期考试卷批改完毕,又在毕业生送来的纪念册上一一题字留念,然后收拾好书籍衣物。最后苏蔓拿出一张纸条,奋笔写上“不自由,毋宁死”这气壮山河的语句,放在“自新悔过书”旁边。张海萍给在韶关做党的地下工作的哥哥写了一封绝笔信,信中引用了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达自己为党的事业而牺牲的革命气节。当天晚上,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位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在苏蔓的寝室并排自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苏蔓时年28岁,罗文坤25岁,张海萍25岁。

 

  三烈士的壮烈行动震动了整个桂林城,国民党特务机关慌了手脚,沮丧地向他们的上司报告说:“三人同时自缢身死,事出仓促,殊为骇异。”国民党的反动喉舌《扫荡报》为了替主子开脱罪责,挖空心思,诡称是“桃色事件”,作了报道。但他们弄巧成拙,实际上起了向我地下党报警的作用。其主子很快察觉他们干了蠢事,连忙下令把这天的报纸全部收回。

 

  事件发生后,省工委书记钱兴当即转移,并通知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紧急撤退,使在这次严重事件中桂林市70%以上的党员得以保存下来,特别是苏蔓、罗文坤、张海萍单线联系的党组织,一个也没有遭到破坏。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第一辑)》理想信念卷

 

 

 

 

 

 

连载(二) 陈觉、赵云霄的两封遗书

 

人间亲情的绝唱

 

 

  陈觉,原名陈炳祥。湖南醴陵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赵云霄,女,又名赵凤培。河北阜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两人作为第一批先进的中国青年,于1925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结为夫妻,1927年一道回国参加革命。1927年9月,赵云霄随陈觉到湖南醴陵参加了秋收起义,不久他们被调回湖南省委机关,组建湘南特委。1928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分别被敌人逮捕。1928年陈觉就义,年仅25岁。1929年赵云霄就义,年仅23岁。

 

 

  云霄我的爱妻: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信了,我即日便要处死了,你已有身(孕),不可因我死而过于悲伤。他日无论生男或生女,我的父母会来抚养他的。我的作品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留作纪念。

  人间亲情的绝唱你也迟早不免于死,我已请求父亲把我俩合葬。以前我们都不相信有鬼,现在则唯愿有鬼。“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并蒂莲,夫妻恩爱永,世世缔良缘。”回忆我俩在苏联求学时,互相切磋,互相勉励,课余时间闲谈琐事,共话桑麻,假期中或滑冰或避暑,或旅行或游历,形影相随。及去年返国后,你路过家门而不入,与我一路南下,共同工作。你在事业上、学业上所给我的帮助,是比任何教师任何同志都要大的,尤其是前年我病本已病入膏肓,自度必为异国之鬼,而幸得你的殷勤看护,日夜不离,始得转危为安。那时若死,可说是轻于鸿毛,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

  前日父亲来看我时还在设法营救我们,其诚是可感的,但我们宁愿玉碎却不愿瓦全。父母为我费了多少苦心才使我们成人,尤其是我那慈爱的母亲,我当年是瞒了他(她)出国的。我的妹妹时常写信告诉我,母亲天天为了惦念她的在异国的爱儿而流泪,我现在也懊悔此次在家乡工作时竟不去见他(她)老人家一面,到如今已是死生永别了。前日父亲来时我还活着,而他日来时只能看到他的爱儿的尸体了。我想起了我死后父母的悲伤,我也不觉流泪了。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此祝

  健康

  并问

  王同志好!

  觉手书

  1928.10.10

 

  这是陈觉烈士给妻子赵云霄的一封信。信中所言的王同志指陈觉、赵云霄的婚姻介绍人王希闵,当时也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与陈觉同日遇害。

 

  革命烈士陈觉与赵云霄是一对年轻的伉俪,他们同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同年冬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陈觉与赵云霄由相识到相知,最终结为革命伴侣。在简朴的婚礼上,他们宣誓以革命事业为共同的奋斗目标,相约为革命奉献一生。

 

  1927年9月,正当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时,陈觉与赵云霄学成回国。两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出生入死,一起在东北、湖南醴陵先后从事革命活动——组织游击队,建立小型兵工厂,发动醴陵年关暴动,带领农民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春,陈觉出任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与此同时,赵云霄被调回长沙在湖南省委机关工作,参加组建中共湘南特委。就在两人为了革命而分离奔波的过程中,已怀有身孕的赵云霄于当年9月因中共湖南省委遭破坏而被捕;陈觉于10月在主持中共湘西特委工作期间,在常德被捕。被捕后的赵云霄与陈觉均被关押在长沙陆军监狱。残酷的国民党当局,使这对革命伉俪咫尺天涯!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两人都大义凛然,不为所动。陈觉还痛斥了利用乡情前来劝降的一个法官。不久,敌人匆匆将俩人判处死刑。

 

  10月14日,陈觉未能见到自己的孩子,英勇就义,年仅25岁。

 

  赵云霄因怀有身孕,刑期推迟5个月。在这延长的5个月中,赵云霄将失去丈夫的悲愤深深地埋在心中,为了孩子,她坚强地面对着狱中的一切。翌年2月的一天,伴随着一声啼哭,一个女婴诞生了!这个不幸的女婴一出生就面对着人世的不幸。赵云霄流着泪将孩子抱在怀中,呼唤着自己和陈觉早已想好的名字——“启明”!3月26日,赵云霄为孩子喂完最后一次奶,在长沙从容赴死,年仅23岁。

 

  在牺牲前两天,赵云霄给女儿写下了一封绝笔信,她这样写道:

 

  启明我的小宝贝:

  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有了你4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于(到)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是)立时(处)死的罪,可是因为有了你的关系,被督办署检查了四五次,方检查出来,是有了你!所以为你起了个名字叫启明(与你同样同生一个叫启蒙)。小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一月有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宝!你是个不幸者,生来不知生父是什么样,更不知生母是如何人?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扶(抚)养你了,不能不把你交与你的祖父母来养你。你不必恨我,而(要)恨当时的环境!

  小宝宝!我很明白的(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所以才处我们的死刑)。你的父亲是死于民国十七年阳历十月十四日,即古历九月初四日。你的母亲是死于民国十八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即古历二月十六日。小宝贝!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而(且)也没有像片给你,你的母亲所给你的记(纪)念只有像片和衣物及一金戒指,你可作一生的惟一的记(纪)念品!

  小宝宝!我不能扶(抚)育你长大,希望你长大时好好的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你是不幸者,你是个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无父母的可怜者。小明明!有你父亲在牢中给我的信及作品,你要好好的(地)保存。小宝宝!你的母亲不能多说了。血泪而(书)成。你的外祖母家在北方,河北省阜平县。你的母亲姓赵,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二十三岁上(时)死的。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辜)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的小宝贝,我的小宝宝!

  你的母亲于长沙陆军监狱署泪涕

  1929年3月24日

 

  赵云霄在信中那一声声“小宝宝”的呼唤,分明是一曲人间亲情的绝唱,令人感到一颗搏动着的滴血的心所包涵着的强烈的献身精神和伟大的母爱。

 

  读着这已泛黄并破损的两封遗书,从那流畅工整的笔触中,看不到两个将死之人的恐惧,感受到的只是共产党人面对死亡的从容和满腔真情的流露。

 

  令人痛心的是,被祖父母从监狱接出后抚养的小启明,并没有像母亲希望的那样“长大成人”,而终因体弱多病在4岁时夭折。一个家庭就这样全部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现在,陈觉给赵云霄和赵云霄给女儿的两封遗书,并排陈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一个展柜中,使无数观看者深受感动,同时也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巨大激励和启迪。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第一辑)》遗书遗志卷

 

 

 

连载(三)  为千千万万孩子的明天而死无上荣光的李耘生

 

铁窗柔情志不屈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字云生,又名李立章、李涤尘。山东广饶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青年团济南地委书记,青年团青岛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夏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1928年春调至中共南京市委工作,不久被捕,出狱后到上海从事革命工作。1931年2月起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南京重建市委,任南京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1931年11月任中共南京特委书记,负责南京及附近地区各县党的工作和武装工作。1932年4月被捕,6月8日牺牲于雨花台,年仅27岁。

 

  多年以前,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一书中收入了一张三口之家的合影,照片不论从构图角度、光影运用还是人物表情,都堪称经典。

 

  照片中,男主人李耘生侧身站着,头戴贝雷帽,坚毅的目光,轮廓分明的嘴角,英气逼人。坐在他身前的是女主人章蕴,清秀圆润的脸庞,眼睛中闪烁着光彩。不满两岁的儿子晓林安静地坐在母亲怀中,小手微微向前伸出。照片的空白处有两行小字:“全家合影一九三一年于南京。”

 

  这是李耘生一家唯一留下的全家福,定格瞬间洋溢着幸福和温馨。但就在照片拍摄半年多后,李耘生在雨花台遇难。

 

  李耘生1919年考入益都县省立第十中学。学习期间,他参加益都各界人士为响应五四运动举行的示威游行,和同学一起盘查日货,要求废除旧教育体制,撤换腐败校长。

 

  1922年9月,中共山东党组织创始人王翔千来到省立十中任国文教员,在教学的同时组织李耘生、刘子久等进步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问题讨论集》等革命书籍和报刊,并鼓励李耘生与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通信联系。1923年,经王翔千介绍,李耘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他离开益都县到济南工作,踏上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24年2月,李耘生在王尽美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李耘生当选为团济南地委书记。1925年初,他作为青年团山东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团的三大,会后被留在团中央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后,李耘生赴青岛接任团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为广泛团结全市人民,壮大革命力量,将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推向高潮,李耘生与青岛反帝运动的领导者邓恩铭、李慰农等人密切配合,共同领导斗争。在中共青岛地委的支持下,李耘生领导团组织发动了一场7000余位学生参加的游行,青岛市民纷纷加入游行行列,控诉英日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李耘生在青岛的活动,引起了日本领事和军阀当局的注意。为安全起见,党组织将他调往济南,负责团的工作。1926年2月,李耘生调入中共山东地委,负责组织工作。

 

  不久,山东各地的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开始遭到大规模逮捕和杀害。李耘生果断采取措施,将受到通缉、已暴露身份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秘密送往广东,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

 

  1926年冬天,为了配合北伐战争,党中央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到武汉,李耘生调任中共汉口硚口特区区委书记。为尽快熟悉掌握硚口的各方面情况,他经常早出晚归,深入工厂和工人谈心,宣传革命道理,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工作富有成效。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李耘生结识了日后的结发妻子章蕴。

 

  章蕴,湖南长沙人。1925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湖北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部长,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1926年的冬天,章蕴也在为迎接北伐军奔走。当时的武汉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国共两党都被称为革命党,一经抓获,就地正法。

 

  一天早上,章蕴和同是汉口特别市党部的青年部长陈定一外出,分别向妇女和学生宣传北伐。傍晚,章蕴完成工作回来,在呼啸的北风中,看到武昌火巷口的灯柱上,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仔细一看,竟然是陈定一。看到早上还在一起的战友此刻身首异处,章蕴顿觉五雷轰顶,精神恍惚。

 

  后来,她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一幕:“我看到烈士头颅时的心情,难以形容。我在烈士面前走过,正转弯走出沿江大道,一位青年过来,劝我赶快离开这危险的地方。他高高的个子,和蔼老练地陪着我走到区委机关。他就是李耘生同志。”这便是李耘生和章蕴的第一次见面。

 

  1927年初,章蕴调任中共汉口硚口特区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与李耘生成为同事。两人在工作中互相配合,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不久结为革命伴侣。

 

  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党组织转入地下。1927年8月,李耘生担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他在武汉一年多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罗亦农的赞赏,被认为是一个“得力的干部”。

 

  1928年春,党组织决定派李耘生到南京工作,为了和南京的党组织尽快取得联系,李耘生与妻子匆匆告别。

 

  李耘生来到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南京,但一直没能和南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只得先在《时事新报》当记者,同时继续寻找党组织。不久,李耘生被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国民党法院遂以“共党嫌疑”判处李耘生10个月徒刑,将其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

 

  在狱中,李耘生把牢房变成了书房,坚持每天看书,并把每天学习的情况以信件形式写进日记。据章蕴回忆:“耘生整整坐了13个月的牢,释放回来后,他的文采更高,谈吐更幽默。出狱的时候,他高兴地捧着300封写给我的信,我打开一一读着,流着幸福的泪。共同叙谈着对人生的理想、前途的憧憬,当时他是多么的健谈而且乐观!”

 

  让李耘生高兴的是,在狱中,他遇见了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王凯。出狱后,通过王凯接上了组织关系。

 

  出狱不久,李耘生前往上海从事革命活动。他住在上海新闸路上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的屋子里,家中的生活基本靠章蕴的工资维持,十分清苦。他们的儿子晓林因为生活艰难,买不起小床,只能睡在跟随李耘生多年的一只破箱子里。尽管日子充满了辛酸,也充满了艰险,但这些没有磨灭这对夫妻的革命意志,他们共同战斗在敌人严密控制的中心城市。

 

  1931年初,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经历了6次大破坏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艰难中坚持和发展。2月,李耘生受中共江苏省委指派,重返南京,任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李耘生利用南京贫儿教养院历史教员的公开身份,向学生讲授革命道理,主动接近院内积极要求进步的师生,与他们共议时事。他还在学校发展了五名学生、两名教师入党,成立了地下党支部。为了进一步开辟党的工作,他通过在国民党政府中央试验所工作的中共党员,建立起地下交通站,保证了南京市委与上级的联系。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南京地下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先后在和记工厂、京华印书馆、中央大学、国民党中央的无线电台、宪兵部队和陆军军官学校等处恢复建立10多个党支部,发展了200名党员,并成立了共青团南京特别支部。

 

  1931年11月,李耘生被任命为中共南京特委书记,领导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等地党的工作。

 

  为了配合苏区红军正在进行的反“围剿”斗争,李耘生在京(南京)杭沿线的句容、溧阳等地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组织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游击队。他经常怀揣地图,指挥战斗,有时接连许多天都与家中失去联系。

 

  冬日的一天,阳光和煦,李耘生回到南京与家人短暂相聚,全家人拍下了唯一的合影。

 

  1932年4月,中共南京党组织内出现叛徒,南京党组织再次遭到大破坏,李耘生成为国民党当局搜捕的对象。此时,李耘生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留在南京处理党组织被破坏后的善后工作。为了躲避敌人严密的搜查,他经常更换住地,与敌人巧妙周旋。一天,特务找上门来,见李耘生不在,便带走了两岁的晓林和有着“通共”嫌疑的房东。

 

  几天后,李耘生在游府西街教堂门前探听消息,被埋伏此处的特务抓捕,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在狱中,李耘生坚不吐实,以化名与敌人机智周旋。敌人无法肯定他就是李耘生,于是,想出了父子隔窗相认的歹毒伎俩。

 

  李耘生的狱友杨光政后来在《入狱记》中详细记叙了这一幕:“他的两岁儿子被抱进了这拘留所中,待走到七号的铁窗前面,老章(李耘生化名)马上想转过身子避过他,可是不料这小孩子已经瞥见了他的父亲。”

 

  “爸爸!爸爸!我要爸爸!”孩子看到了日夜思念的爸爸,边哭边张着小手,呼喊着。敌人在狂笑。李耘生的心碎了……他昂起头,双手从铁窗内伸出,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一遍遍抚摸,一次次亲吻,直到敌人强行将孩子从他身边夺走。

 

  “这回你可别怪我们了,是你儿子告诉了我们——你是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狡猾的敌人得意忘形。

 

  “我是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特委书记李耘生!我的儿子是好样的,他没有认错他的爹。我为他骄傲,同时也为他和千千万万个中国孩子的明天而死,我感到无上光荣!”李耘生面对敌人,仰天大笑。

 

  敌人就这样确定了李耘生中共南京特委书记的身份。肝肠寸断的父亲忍痛认子,但他在亲情和事业面前,最终选择了后者。李耘生在狱中不顾自己受刑的伤痛,总是关心身边的战友,鼓励他们坚定斗争信念,在斗争中经受考验和磨难。

 

  端午节前夕,敌人提审李耘生,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考虑的机会。李耘生怒视敌人,说道:“枪毙就枪毙,我没有什么考虑的。”无计可施的敌人终于决定对他下了毒手。

 

  1932年6月8日,李耘生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7岁。

 

  临刑前的那个晚上,李耘生写了张字条托人辗转交给章蕴。

 

  字条是这样写的:

 

  “过去百千斤的担子两人挑,以后只好由你一人来挑了,永别了。”

 

  李耘生牺牲后两个多月,他的女儿杜早力在湖南外婆家出生。

 

  章蕴此后没有再婚。她独自一人带大了两个孩子。

 

  章蕴曾担任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章大姐。

 

  李耘生和章蕴的儿子李晓林成为了船舶制造专家,女儿杜早力则是一名自动化专业高级工程师。

 

  1982年6月8日,李耘生逝世50周年,已经82岁高龄的章蕴带着女儿杜早力来到雨花台。

 

  杜早力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妈妈经常是很深情地看着爸爸的照片,她曾经多次对我说:‘你爸爸永远是年轻的。’从雨花台回到住地,我妈妈痛哭失声。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没有当着我们的面哭过,这一次她大放悲声。我很理解母亲,她这几十年的悲痛,藏在心里,对我爸爸的无限思念,也深深地埋在心底,这一次是一种情不自禁地情感流露。我看着她,没说什么,我紧紧地拥抱着她。我的心也和她一样,同样撕裂的疼。”

 

  在丈夫遗像前,章蕴回首往昔,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这首《如梦令》:

 

  回首雨花台畔,别语匆匆遗愿。

  五十易春秋,日夜在肩双担。

  双担、双担,未敢白头言倦。

  骇浪恶风难忘,换得神怡心旷。

  春色满人间,告慰英灵如上。

  如上、如上,胡不破云归望。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第一辑)》永不叛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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